趙永佳：讓孩子愛上中史吧！

【明報】2017年1月9日

最近我為港台寫了一篇「香港家書」（2016年12月31日），以我小兒子（中一）的經驗，來帶出幾點我對教育與身分認同關係的看法。「家書」的篇幅很短，不容許把來龍去脈說得很清楚，因此驟眼看來我好像是「反對中國歷史」。在這裏，我希望再次重申，我絕對支持中學、小學加強歷史教育，包括中國歷史。

現中史教育過分注重史實記憶

我中史的啟蒙老師是預科時的毛sir，當年讀的是教會學校，但他的第一堂課，就是「唯物史觀與英雄史觀的分別」，後來更介紹了金耀基（我後來的老闆）的《從傳統到現代》。在中六暑假，我差不多花了兩個月來讀內地有關「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論戰的學術文章。當時在他的鼓勵下，我還當了校內中國歷史學會主席，搞了一次聯校中史問答比賽。我在高考時同時念中史、西史，後來進港大時雖然在家人壓力下選了社科，但在主修社會學之後，還是對歷史問題較有興趣。我現在雖然不是專業歷史學者，也可算是「發燒歷史宅」。

加上太太也是主修歷史，因此我們對自家孩子的歷史教育，還是相當關注。不過，從他們小學開始，我發覺現在的中史教育，還是過分注重史實記憶，而不是分析角度與提升興趣。課程傾向在短時間內教授大量史實，並在考評中測驗學生是否牢記。其中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內容的深度和廣度都未必是中學生、小學生在某階段能容易掌握，令他們讀起來吃盡苦頭。

回歸後中史承載兩種任務

從自家孩子的經驗出發，個人愚見認為回歸後中史科同時承載了兩種任務，首先是學術知識科目，其次是國民教育。一方面，通過歷史科，我們要教授的是歷史知識與史學方法與能力，重點是中國歷史作為一門學科。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年輕人通過研習中國歷史，加深對中華文化的了解，也建立他與中國的聯繫與感情。現在的中史科，可能太着眼於知識與能力的培養，而未能協助同學發展對中國的情意與感受。我在小兒的教科書中，也找到以「夢見周公」與「烽火戲諸侯」等典故來提起同學對春秋戰國時代歷史的興趣，但因為課程內的知識量太大，孩子根本沒有餘裕來細看這些不太重要的「掌故」。

小兒學校中史獨立成科，但世界歷史就併入綜合人文科教授。他的假期家課就是選取一個世界不同地方的歷史地標，來製作一個立體模型，因此他這幾天就足不出門，以紙板來製作一個瑪雅文明時代的金字塔。他上網研究之後，還喜孜孜的告訴我，有關它的蛇神傳說，和它四面的樓梯是有365階，每一階代表瑪雅曆一年中的每一天等等。我們可以想像，中史科在教完秦朝之後不是以測驗來評估對史實細節的記憶，而是以製作一個萬里長城（或兵馬俑）模型來代替嗎？又或者春秋戰國史要同學口頭報告一個戰國時代的大將？（順帶一提，他的「偶像」是日本動畫Kingdom中的秦朝大將李信。）

我也找來初中中史諮詢稿中的建議課程大綱，從「用家」角度閱讀，也覺得課程修訂的方向——「學生為本」、「古今並重」、「培養興趣」——等看起來都很不錯。我尤其喜歡課程不以「斷代」為單位，「而是化繁為簡，將多個王朝組合為不同的歷史時期，確定學習重點，讓學生理解不同時期歷史的特色」，例如隋唐就是國家的擴展與開放的社會。唯一有保留的是中三花整年來讀20世紀中國，真的有點太沉重，不知道同學的反應會怎樣。

我也留意到社會上對新舊課綱的異同和呈現的所謂「大一統史觀」頗多討論，甚至懷疑背後的政治目的。不過，我們從家長角度考量，認為無論將來孩子「愛不愛國」，他們也必須要認識中國；將來需要去內地（或外地）工作時，和內地同事一起共事應該要沒有問題。這只是很功利的角度，不需牽涉愛不愛國、有沒有國族認同的問題。而且如果課程嘗試「洗腦」，今日的同學根本就會自動「轉台」，甚至「熄機」，我們毋須太擔心。

課綱「指導意義」或太強

我更關心的是，孩子讀起來的效果怎樣。我覺得現在初中中史科其中一個問題，不是課綱如何寫和細節上的差異，而可能是課綱的「指導意義」太強，再加上教科書也對教學影響很大，令到學習內容太深太廣。在香港，「官訂」課程一旦出現，裏面的所有課題都彷彿必定要教完，教完又必定要考。這可不是個別老師的問題，而是整體氛圍。

我相信無論新舊課綱，如果要在建議的課節內教完華夏文明的起源至春秋戰國（見表），就必定要在短時間內讓學生「學會」大量的史實，不嚇壞他們才怪！我不知道，現在初中中史科的老師在選取、剪裁課程上有多少空間。會不會有老師可以先介紹中國的民族神話，很快就跳到春秋、戰國集中討論某些課題，然後在測驗或習作中不是評估他們對史實的掌握，而是測試他們對該段歷史的理解與興趣？

又看到有些評論，對新課綱刪減了不少內容表示擔憂，認為可能影響歷史學習的系統性及完整性；此外，如果不能涵蓋所有內容，而有所取捨或略教，又擔心老師無所適從，不能保證學習成果。我贊成要每周有兩節來教授中史，但課時是不是只用來保證完成教授所有課題？同學的負擔和興趣又怎樣考慮？究竟是不是一定要「教完」？怎樣才算是「學會」？學校和前線老師又能有多少自主性來剪裁課程？人們很怕學生讀中史囫圇吞棗、「水過鴨背」，但老師可以像IB（國際文憑）課程般選取某些課題，來深入探究而不是全面涵蓋嗎？這些問題，都不是課綱可以「寫死」、老師跟着做就可以，而需要學校和老師的專業判斷。

我不是歷史專業，也沒有中學授課經驗。初中科的中史，究竟要如何教、要有怎樣的教學效果，又如何能不「趕客」及培養同學對中國的認識，我希望科目專業的朋友能多發表意見，讓我等「外人」能了解科目的運作與理念。我完全同意，學科的發展必然要以學術指導、專業為本，既尊重前線老師意見，又要照顧同學的興趣、能力與社會的需要。我這裏只是提出一些「外行」用家的看法，希望各位「行家」能開導、指正。

盼由認識發展出感情

我一向強調，不一定是教育制度出了問題，才令現在的年輕一代的身分認同向本土「轉向」。社會上的爭議和政治事件和媒體的信息，有時比課堂上的授課影響更大。我的着眼點其實也只是希望孩子和年輕人能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從而對中國也能由認識發展出一點感情。我不認為中史科應該或能夠擔負大部分這樣的責任；但既然要教中史，又希望它對身分認同多多少少起到一些「平衡」作用，我們應該就這些問題多加討論。

讓孩子愛上中史，是我這個「歷史宅」爸爸在新一年的願望。

趙永佳：又是通識惹的禍！

明報觀點版 2016年12月19日

http://www.pentoy.hk/又是通識惹的禍！/

今時今日，要撐教育局，並非容易，「TSA」、「國教」等都是惹來大眾批評的政策。不過，我們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天我要做的，就是「撐一下」教育局在教育改革「大業」中「重中之重」的通識教育科。因為最近，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後，接連又有知名人士對通識提出批評。

首先，是曾鈺成先生在報紙專欄指出，通識雖然原意是培養學生獨立、批判思考，但「片面強調思考、批判，忽略了全面、準確地掌握事實的重要性」，「鼓勵了學生只憑一知半解，便對複雜的問題妄下判斷，並且以「獨立思考為名，拒絕聽取跟自己想法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未經窮根究底的獨立思考，不可能得出真知灼見；其實只能人云亦云」。

幾天後，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教授在畢業典禮上致辭，也花了不少時間來闡述他對通識科及教育改革的看法。首先，他認為通識科「實施不當」，出現了意外的「變數」，「有些教師承認正是因為通識科過分強調爭辯，而以價值和道德為基礎的明辨是非、分別對錯，已不再是學習主要目標。這樣做法是鼓勵學生在沒有道德與價值指導下進行爭辯。連大是大非的問題，亦可以因觀點與角度而變成灰色地帶。於是，連「非暴力」等核心價值，亦可以選擇性地任意踐踏。」

兩位都是教育界的先進，他們的意見自然比一些不懂教育人士對通識的批評更值得重視。兩位的看法發表之後，有通識科老師和團體已作出回應，嘗試澄清一些對該科教學上的一些印象。我不是前線通識老師，但作為長期參與通識科規劃工作的半個「圈中人」，我是歡迎善意的批評。曾校長在文章發表當天，在港大發言時也補充了「若取消通識科」，「等於維護愚民政策」，並指若有人頑固地認為青少年不應接觸政治，「就是把頭埋在沙裏的鴕鳥」。

通識由2009年面世至今，經歷了7年時間，迎來了五屆考生，其實還是新生事物，自然不會完全沒有問題。去年通識進行了中期檢討，我和許承恩老師在明報發表了「通識科中期檢討、檢了些什麼？」，也提出一些我們看到的問題和希望見到的發展方向，其中也包括了黃教授提出的知識基礎問題，但我們也提到了減輕老師和同學負擔，課程的刪減，公開試的考評問題，甚至是「圈外人」沒有太多人留意到的同學間能力差異問題。要讓通識科這顆幼苗茁壯地成長，風風雨雨不能避免，善意批評也是通識科社群與持份者向前行的動力來源。

不過，從宏觀角度看，從來在討論通識科的問題時，我們都比較容易誇大了它的影響。曾校長和黃教授，都是從一些他們在年輕人當中觀察到的問題出發，然後推斷為通識科讓年輕人變得偏頗。我們都明白，兩位的着眼點，應該是少數在社會政治議題上，和他們立場不同，又較激進的年輕人，而不是所有，甚至是大部分的年輕人。那些青年社運領袖是否有他們指出的問題，我不願置評，但我在過去幾年在幾項研究中，接觸了大量相當普通的年輕人，就真的不覺得他們有「禮崩樂壞」，甚至任意踐踏核心價值等傾向。無疑年輕人在很多事情上面，和兩位，甚至我，都有不同看法，但卻不見得是罔顧事實，「為拗而拗」。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每年6萬位修讀通識科的年輕人當中，可能有一千幾百有他們觀察到的問題，那麼又是否反映通識科讓98%的學生明辨是非對錯？

事實上，那些熱心投入社會政治運動的年輕人，在所有同齡人當中，都是「異類」（outlier），或有他們個人的經歷。要和某一個別科目拉上關係，是有點牽強。近年我也聚焦研究通識科對同學社會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發覺科目大抵上只是令同學開了眼界，對社會事務增加了關注，確實沒有把某些價值「塞進」了他們的腦袋。

我們訪問了很多有較激進立場的年輕人，只有極少數表示通識對他們有很大影響。他們的政治立場，很多其實是從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中接觸到，更反吷了社會對一些重大爭議的撕裂。我們要知道，今天年輕人在修讀通識之前，不一定是白紙一張，而可能從學校、課堂之外獲得了不少基本政治、社會態度與立場。我有一位舊學生於中五通識科教授「現代中國」單元的時候，想知道在沒有任何教學前，同學對中國內地有什麼認識或印象。於是，他要求同學將對中國所有的認識或印象記下，形成腦圖（Mindmap）。結果顯示新一代對中國的認識並不一定在中學或學校形成，且形成的時期也未必是高中階段。因為很多腦圖中出現事件皆是他們年幼時出現的，如北京奧運、四川地震、毒奶粉等，都在2008年發生，他們當時都只是初小學生。

更重要的是，同學們也告訴我，通識課上的討論，很多時會令他們更全面地理解了社會上的爭議，反而會改變了原來「偏激」的看法。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與其說通識科令同學們的價值觀出現混亂，倒不如說它迫使他們審視自己的立場，評估別人的看法，再平衡利害，方才決定自己的行止。

在現時這種大環境下，通識科和老師們的角色可能更重要。確實，什麼時代的年輕人（包括我年輕時）都不會輕易改變自己，而跟從「大人」們的立場。單方面向年輕人「灌輸」、「宣告」某種立場，對他們相信起不了什麼作用。在現今這個高度撕裂的香港社會，不光是年輕人和「成年人」，就算是「大人」當中，對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也可能持不同看法，而不是鐵板一塊。

透過通識科，我們可以和年輕人放開討論爭議性問題，再「因勢利導」令他們明白看事情總是不只有一個角度，一種回應。當然如果我們有不同意見，不一定可以折服同學們改變立場，但作為老師最後也應訓勉同學們深入探究，多方了解，才再作定論。除了通識，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其他科目，在目前的課程設計及空間之內可以做到這工作。

此時此刻，其實我們更需要通識科。曾、黃兩位的意見，正好說明本科備受各界重視，也是提醒通識社群要不斷聆聽不同意見，檢視教與學的實踐，並探討如何在課程修訂教學支援、專業發展各方面來自我完善，以使通識更能做到課程的目標，令青年人更能面對時代的挑戰。反之，輕易的諉過通識科，更不利於社會反思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及過去幾年政治爭拗、動員對青年人的影響。

余健峰、趙永佳：中學通識科是防火牆不是洗腦機

2016-04-03 端傳媒

近年，多次由新一代青年領軍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由「違法但和平理性」到「以武制暴」的趨勢。此勢頭的出現，有其結構性因素，特別是社會政治矛盾深化，令本土派高舉「港人優先」大有市場。再加上近年教育改革，新一代青年對時事興趣提升，更關心社會，部分人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令部分社會人士簡單直線地將青少年的「激進」行為與通識教育科掛鈎。他們令通識科間接為社會矛盾激化背書，欲除之而後快，忽略通識科扮演防火牆的重要性。

新一代公民意識提升的大環境，是特區政府回歸後積極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通識教育科其實只是配合這趨勢及發展，不能因人心遠離，就諉過通識催生本土意識。根據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的民意追蹤調查，市民對自認為中國人的認同明顯於2008年達到高點後回落，原因是內地負面新聞不斷，如四川「豆腐渣」工程、逮捕維權人士等，令SARS之後，尤其是奧運銳意塑造的完美中國形象，於香港人心中破碎，使港人人心漸離。

不要忘記通識教育科於2009年才於全港實施，加上教育影響有滯後，有人指控它是幫兇，並不合理。而且，這樣的推論太武斷，且抽空了在資訊科技發展下，網絡媒體對新一代的影響。你可隨意抽問一個學生，它對社會時事認知（學生已有知識）是源於臉書（Facebook）還是課堂或教師，前線教學經驗告訴我們，幾乎100%的答案是臉書。

    　

通識教育科的落實，有助避免年輕一代走向極端或偏鋒，這是老師們在前線教育的體會，在研究中亦獲證實。不論通識課程理念「成為有識見、負責任公民，認同國民身份」或「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的人」，還是基於公開試要求如「多角度思考」、「正反論證」和「全面及具批判性論證」等，前線教師作為橋樑將課程理念與評估結合。他們在議題為本的探究學習過中，必須將議題有關的背景資料，正反理據充分鋪陳於學生。

以東北發展為例，教師可能會帶動學生學習思考，評估東北發展對市民生活素質的影響，探討「社會不同持份者有什麼爭議？就該計劃，你是否認同部份示威人士反映意見手法？」這一切必須要學生對學習議題有充分及全面認識，例如：持分者利益或關注點、計劃的利與弊、社會得益與損失衡量等，然後才能在應試時做到正反論證，即教師們常用的所謂「3正1駁」的作答框架，以爭取5**佳績。這樣重視正反引證的訓練下，我很難想像新一代的「偏激」行為與通識有直接關係。

另外，就年初二於旺角發生的警民衝突，我們想分享一點前線教師的課堂經驗。農曆假期後的課堂，學生主動提出討論該議題，老師基於以下原因接受提議：一、他們展現對社會時事關心及興趣；二、它與課程內容今日香港單元內的「社會政治參與」有直接關係。

在討論過程中，多數同學積極發言，且顯現激動情緒，極力抨擊警方的「暴行」，並舉出多個例子，特別強調拔槍指向群眾及鳴槍等，情緒宣洩幾乎一發不可收拾。這刻作為通識教師，無論自己的立埸是什麼，專業判斷都應是協助他們，全面且正反梳理議題，建立分析框架，例如：向他們提問「該群青年行為對社會帶來什麼影響？」、「這種表達意見手法是否合理或可取？」和「不同持份者有什麼可能看法？」等，並在課堂容許同學以手提電話搜集資料引證。

其中一個同學回答令我們很深刻，他的意思大概是「丟磚會令人受傷，警察都是人，丟死人或打警察會犯法，會坐牢的。」老師隨即藉這位同學之語，追問支持該晚青年行動的同學，「這是否事實？你是否同意？」他們回應：「鬼叫警察打人先，即使坐牢都要政府知它有多廢。」（誰叫警察先打人，即使（示威者）坐牢也要政府知道自己有多沒用。）

他們這時雖然仍抱支持態度，但情緒已回穩。其中，有同學問「你說得那麼動聽，如果是你，你明知會被捕，還會不會做啊？」。這時支持同學情緒大致回復平靜，再經過多輪不同角度觀念的提出後，可觀察學生已由情緒主導回歸至尚有理性思考層面。

我們想以這例子引證，專業通識教師在課程理想及評估的規範下，角色不是煽動青年一代情緒，也不是要把價值判斷（無論是本土或愛國）加諸他們身上，而是為他們提供及建立分析議題框架。當然，通識教師不應逃避探討這類議題，應以專業判斷的角度與學生討論事件始末。因為，現今青年接觸的資訊幾乎已被網絡媒體壟斷，而且他們對追求理念有無限憧憬，因而偏向支持青年主導運動，這並非什麼稀奇事。然而，通識教師普遍希望青年是在充分理解分析事件後，才決定其對事件的立場，這才是我們珍重的獨立、批判思考。

與其繼續誤解通識教育科是新一代「激進」行為 的「洗腦機」，不如逆向思考，確認它可能是防止社會走向激進的最後一根稻草。社會應該相信前線通識教師的專業判斷，以及對落實課程的決心，令通識科能訓練新一代有獨立思維。通識科無法保證能使同學們不「上街」，或全面擁護政府施政，但起碼能令他們在決定任何行動前，有機會「停一停、想一想」。在眼下的社會氛圍，這可能已不容易。

我們相信就算是已站在「雞蛋」一方的教師同工，也會謹守專業精神與課程目標，引導同學們獨立思考與建構自己的判斷，而不是盲目相信任何一方的立場。建制一方亦不應強求，要將通識科變成一味唱好的「逆向洗腦」教育科。

事實也證明，一貫以來的國民教育，並不是做得不夠的問題，而是方向錯誤。在現在年輕人「本土化」的趨勢下，空談如何加強傳統一面倒的國民教育，只會火上加油，令他們更加擁抱「本土」、遠離中國。只有貫徹通識科的多元開放精神、批判思考訓練，我們才能有機會，令同學們在本土以外、抗爭之餘，打開另一片思想的天空，為自己、為香港，爭取更好的未來。

（余健峰，通識教育科老師；趙永佳，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高中通識教育科One Committee主席）

趙永佳 何美儀﹕ 休學優學－孩子慢慢來 踏上「優學」路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9月13日

(Facebook:優學體驗年 Gap Explorer)

我家老三剛慶祝了十二歲生日，原來今年要升中，但我們作了一個相當「破格」的決定，就是要讓他休學一年，「在家自學」，明年方才回學校復課。

首先要解釋的，當然是「為什麼」？究竟為什麼我們要讓老三向學校請一年假？是否就是讓他放一個悠長的「真假期」？

我們有三個孩子，都是男的。作為老么，他在家中都被當作小孩看待，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好像很小。他長得胖胖的，有點「baby fat」，個性率直、友善，有時候真的是有點「天真可愛」。

讀幼稚園時，他的呼吸道出了點問題，喉管有地方發脹，所以呼吸不暢順，造成腦部有點輕微缺氧。醫生說他的腦部發展可能會比人慢，動了手術後應該可以慢慢追上來。

為了可以讓他慢慢追上來，我們為他選了一家每級只有三十人左右的屋邨小學。當時我們的「逆向思維」是，這種「一個也不能少」的學校，應能夠關愛、包容能力有差異的同學，再加上那間學校的校長，在教育界當時是少有名氣的「愛心」校長，也有新思維，於是我們就打算讓他在那裏先把小學念完。

後來「好景不常」，原來校長跳槽，新校長大改學校的辦學路線，無論功課量，學術水平的要求，都大大提高。再加上大批資深老師辭職，我們就覺得「君子不立危牆之下」，走為上著，於是在小四決定轉校。

當時我們的「如意算盤」也是在主流學校中間「淘寶」，再找一間沒有名氣但以關愛出名的屋邨小學。不過，轉了過去之後才發覺新學校在教學方法上非常傳統。不但功課量大，注重測考（又是TSA的錯！），而且在我們看來也太重視紀律與服從。到下學期開始，老三每天返抵學校前都會開始喊頭痛，差不多每天的首堂都會在醫療室渡過。老媽企圖和老師溝通如何為他減壓，但都不得要領。我們覺得讓老三繼續捱下去，精神狀況只會每況愈下，唯有再找另一間可以讓他慢慢走的小學。

後來經過幾個月的資料搜集，找到一家有朋友的孩子在讀高小的學校，多番打聽證實是壓力較輕的，我們就實行「孟母三遷」，把老三轉到第三間小學。

這個小學名符其實，不但功課量較輕，而且老師在各方面的處理上，都比較寬鬆，老三轉校後適應得很好。這小學比較重視足球隊，從外面請了職業教練，後來老三加入了球隊，在小五已是球隊的MVP之一，連續兩年協助球隊奪得分區校際比賽亞軍（兩次也僅僅是射十二碼敗陣）。對男孩子來說，在運動場上的成就，往往比功課上更重要，因此雖然他的成績一直都只是全級的中流，但他的校園生活卻非常恰意。

由老三的「教育史」，大家應該明白我們不是那些害怕「輸在起跑線上」的家長。事實上，他的起跑已比別人慢，我們明白欲速不達。對他來說，學習會是一場艱苦的「馬拉松」。在為他找尋中學的過程中，我們更了解教育現場的嚴峻。現在中學的要求，正正是他最弱的地方！

首先是文憑試的「死亡之卷」——中文科。要在主流系統「混過去」，學生必需要能在四科必修科取得不錯的成績，而其中對他這類男孩子來說，偏偏中文就是他的弱項，而現在小學與中學的要求，尤要是在文言文，就已經是大有距離。有校長朋友說得一針見血，指現在的中文科，考的是學生的腦筋轉得夠不夠快，而不單是語文的運用，而老三偏偏就是有點慢，活脫的還是「小學雞」。

另外，我們在面試過程中，發現較好的學校都比較強調口語表達能力。剛巧老三這方面也是很弱。在面試中，往往要求同學們以小組形式討論時事問題。我們一向留意到他的口語，尤其是中文表達能力較弱，卻覺得來日方長，將來再算。但在面試中，我們卻發覺其他小朋友不知道是否久經「面試特訓班」訓練，都有大將之風，而且熟悉時事，能夠以「對這問題，我有三點看法，第一，……」或「我很同意這位同學的看法，不過，……」來開始討論。相比之下，老三只是一個結結巴巴的小屁孩，甚至我們回想自己小時候，應該到了高中也未必能這樣進行小組討論。後來一想，這不正正就是高中通識科的要求嗎？我們明白，從中一就開始準備同學，無可厚非，而且也的確有不少聰明的小朋友能做到，就算老三做不到，我們也不能說要求不合理。

不過，我們也明白，在公開試和其他家長的壓力下，本地學校在照顧能力差異問題上，的確是「綁手綁腳」。學校不能等「孩子」長大，他們只能要求每一位小朋友在入中學前都已經有一定能力。而老師的工作量之大，也不容許他們對每一個學生都作「差別」處理。

那我們應怎樣做呢？硬把自信不足，能力不逮的老三推進中學，跟推他入火爐沒兩樣。留級嗎？根本就行不通！最近，我們認識了一批「在家自學」的朋友，感受到他們的孩子是如何在愉快，與沒有壓力下長大與學習。我們沒有信心可以長期和老三「在家自學」，也覺得學校的種種社會情境還是對他的成長會有幫助。因此，我們想到了在大學生或中學畢業生中間流行的Gap Year概念。既然哈佛大學也可以在錄取同學的通知中，鼓勵他們休學一年，體驗生活，為什麼小學畢業生不可以也「依樣葫蘆」也來gap一下？

我們期望的gap year，不是單純去“hea”或玩一年，這是有計劃地好好裝備老三自己的一年──語文能力、解難能力、自省能力、獨立處事能力，群體協作能力。如果這一年的歷練能擴闊他的視野，增強他的自信心，這一年絕對不會是浪費啊！比同齡的朋友晚一年畢業，又何妨？他並沒有損失甚麼呀！

跟着我們就和其他教育界朋友討論，再聯絡一些有差不多年紀孩子的家長朋友，最後就決定將老三和幾位其他小朋友糾合在一起，用一年時間，「優化學習、體驗生命」。希望以一些形式上很另類，但理念上很主流的學習經歷，讓他們能整固、提高、深化小學階段所學，然後一年後再回歸校園面對中學的挑戰。

以這篇文章作為開場白，以後我們會每隔一星期把他們「優學體驗年」的種種經歷和大家分享。

趙永佳 何美儀 ： 「國民教育」要學，如何學？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08-09 

常自問我倆是輕度「大中華膠」，大概是未到孔誥烽會unfriend 的程度吧。以民調式分類方法，我們應該會被歸類為「自認是香港人，但同時又是中國人」。我們在香港土生土長，都是移民的第二代（趙永佳父親從台山偷渡來港，何美儀父輩是澳門人），在殖民地統治下長大受教育，談不上對中國有很深厚感情，對中共更是甚有意見，但撫心自問，卻是從來沒有懷疑某一種意義上，我們都是中國人。

但作為家長，我們卻沒有在家中雷厲風行國民教育，亦沒有硬銷「我是中國人」這套思想給孩子們。我們甚至有一點天真的覺得，孩子還小的時候（例如小學階段），就讓他們當小孩好了，成年人世界的複雜性，他們沒有必要去了解太多，不過，一些普世價值，如平等、多元、包容，我們卻是很希望孩子們能擁有。

現在小學階段學校課程都有一點國民教育的元素，常識科都有中華文化、中國歷史的單元。我們除了覺得有時會「欲速不達」之外（例如要孩子們背誦中國各省名字），有點「國情教育」也是無傷大雅。唱國歌差不多是現在學校的指定動作，但我們最深印象還是孩子們亂改歌詞，大唱特唱。不過，回想起來，我們小時候在教會學校，也會（只是趙永佳！）把主禱文竄改成打油詩，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的頑皮，可能才是永恒。

國民教育失敗孩子不太「愛國」

在頗為失敗的國民教育下，我家孩子們當然也不太「愛國」。你問他們要不要見楊利偉，他們會反問他是不是五星戰隊的藍戰士，日常生活的矛盾，也會令他們對中國出現一些看法。六四是不能迴避的問題，上水（外婆住那裏）的擠迫與混亂，自由行的「橫行」，也是他們耳聞目染的事實。到了深圳的主題公園，他們也親眼目擊老爸如何挺身而出力斥插隊黨。

不過，日常生活中，他們也會和「中國」有不少「正常」的交往。例如最近國產動畫興起，他們除了日本動漫之外，也會多了一個選擇，最近的一套新版西遊記動畫也是他們的至愛，老三在一間「屋」小學念書，一直以來，身邊都有很多新移民同學。他們一方面羡慕新移民同學們的中文「超好」之外，也感受到他們在香港這個新家園的困境。有一名同學因為完全不懂廣東話，因此每天回家後都要打電話給老三「問功課」，而且他們的英語當然也是一塌糊塗，要向老三求教。當我們聽到每天老三都用比我標準的普通話來為同學解釋當天要做的家課時，心裏都會感到安慰。

從家長角度考量，我們認為就算孩子們不愛國，但他們必須要認識中國，將來有需要時，應該可以去內地（或外地）工作，和內地同事一起共事沒有問題。這只是很功利的角度，不需牽涉愛不愛國，有沒有國族認同的問題。當然我們也同意陳健民（當年在美國的六四活動和他認識）最近所言， 「全球公民」的普世價值，必須先於愛國主義，在向孩子們解釋中國情的同時，我們也要他們認識家中外傭auntie 的處境和尊重她們。這可能不是「愛國人士」會同意的立場，但在香港，作為一個普通的家長，我們覺得這只是合理的期望。

普世價值先於愛國主義

既然學校的「國民」、「國情」教育並不能幫助孩子們認識中國，我們唯有「在家自學」。

最近，為了深化老三的「國民教育」，我們把他送了去一個在深圳十二天的夏令營。我倆對一些到內地的交流團都不太「感冒」，學校現在常有超便宜的「同心同根」交流團、軍訓團我們都避之則吉，因為他們「自己知自己事」， 「扎扎跳」的老三去了這些交流團，只要更加痛恨內地的高壓管治和說教式的國民教育，又怎會發展出什麼「愛國心」？

但我們知道，在「中國世紀」，認識中國是在香港教養的重要一環。因此，在朋友介紹下，參加了一個民辦企業的夏令營。該企業的夏令營已有多年歷史，相當有中國特色，有所謂「精英行為訓練營」， 「主播訓練營」， 「國學訓練營」。這些營我們當然想也不敢想，一開始就只是屬意足球營。

起初我們也是有點惴惴不安，雖然老三在香港已經是常離家參加野營活動，獨立自理能力不弱，但這次是他孤身一人（沒有朋友一起）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和一群內地小朋友一起，我們實在是有點擔心，也會幻想他被人欺凌（有參加軍訓營的朋友孩子就受此待遇），也不知道他能否認識到朋友。他的普通話管用嗎？教練的足球術語如盤球、顛球、前衛，他聽得懂嗎？

內地夏令營的「立體」體驗

十二天過後，我們到深圳東部的大鵬新區某中學（離羅湖約一小時車程），見到他之後，就安心了許多。我們見到他和其他營友一起玩手遊，講笑話，也有營友在離開前要和他一起拍照留念。我們就知道，這次對他來說真的是一次很好的經驗。他興奮的告訴我們，昨天（最後一晚）他們打算通宵玩耍（飛行棋、紙牌），不過他到了十二時就給睡魔攻佔了，到了五時才起來，不過正因如此，當教練來巡房時他就逃過一劫，教練也告訴我們因為老三睡得很早（平常是10 時上），所以他們的營舍是特別安靜，因為舍友們不想把他吵醒。教練也說老三（和平常一樣）很會照顧年紀比他小的營友，而且營友們對他的球技都很讚賞，在最後一天的比賽中，他雖然職司後衛，但隊友們都對他的球技有信心，讓他當十二碼的劊子手。最有趣的是，我們給他帶了一本數學的暑期作業（怪獸家長死性難移），當我們問他有沒有做作業的時候，他喜孜孜的告訴我們做了很多，因為營友們都幫他一起做，還說他們計數特別快，我們真的是啼笑皆非。

在今次的經驗中，我們對「國民」、「國情」教育好像有了一些新的體會。首先，要把「港孩」們從他的「舒適圈」帶到一個真實的內地環境，和一些「正常」的內地人（小朋友）一起生活一段時間，他們對中國、中國人就會有更豐富和立體的看法。就好像他們的教練就和「兇神惡煞」的內地人形象完全不同。起初因為老三有點想家，哭了一陣子，所以教練對他特別照顧，還在入營後一天就讓他「報平安」，其他營友就要三天後才可以打電話回家。我們後來和老三談談夏令營的感受，問他覺得內地小朋友和香港小朋友有何分別，他說沒有。我們再問為什麼，他說他們也玩minecraft，告訴了他minecraft 已有新版本，還教了他開金手指來作弊！

本土身分不等於族群仇恨

第二，語言是溝通的基本工具，所以要認識中國，普通話是必需的。老三的普通話口語很好，非常標準，不過中文書寫就非常弱。我們認為能掌握普通話，並非必須要「普教中」，因為書面寫和口語要求不一樣，而且中文課程要適合香港情，現在過分強調語法、操練的中文課程其實是打擊了他對中文（漢語）的感情。幸好他的口語很好，在夏令營中足夠和內地人溝通。

還有就是，他們不可以對內地有成見。我家孩子比較遲熟，對時事知識談不上很好，但好處就是較不受輿論影響，早前有一個活動，老三和其他同齡小朋友到深水探訪「無家者」，後來總結時他們憶述在活動當中，有一個無家者在小朋友面前痛罵內地人、新移民，說他們搶了工作，搶了公屋，「炒貴地皮」云云。但令我們最吃驚的是居然有一個小朋友會和他一起異口同聲的罵內地人。這點陳健民也說很好，建構本土身分不等於要墮入狹隘的族群仇恨主義。作為家長，我們希望孩子們能做一個「好」人，不對內地人抱有成見，然後和他們真誠相處，是第一步。

現實矛盾： 李旺陽劉曉波

當然，現實是殘酷的，當我們不斷提醒中國也有很好的地方，內地人也有很多好人的時候，現實的矛盾（李旺陽、劉曉波、港大事件等）是不停地在向他們衝擊。作為家長，我們不希望把我們的價值判斷加諸他們身上，而是要他們通過自身的全面觀察與思想，緊守一些最重要的基本價值，然後再決定他們在現在這種中港撕裂的情境下如何自處。

趙永佳 何美儀：我們是怎樣長大的

2015年7月1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最近朋友傳來一篇外國報道(Hanna Rosin.  “The Overprotected Kid”)，有關一個在英國威爾士的冒險公園（Adventure Playground）。公園名叫「The Land」，佔地55平方米，在裡面你會看到大量的木頭、輪胎、單輪手推車、梯子、沙包、繩索、鎚、釘和不少其他廢物或回收物料。驟眼看來，公園和垃圾場無疑，但細看之下，你會見到孩子利用公園放置的空貨櫃建築了一個個小基地（小屋），而孩子在基地之間搭建了大人過不了的走道，四處遊走。

The Land紀錄片官網: http://playfreemovie.com/

有位美國紀錄片製作人Erin Davis，去年在那裏攝製了一套紀錄片(也名叫「The Land」)。在網上的預告可見，孩子們在公園中會焚燒一些木料，一方面為了取暖，另一方面就只是覺得「放火」好玩。也有六、七歲的孩子以一個大鐵鋸驚心動魄地來把紙版切開，製作了一塊擊球拍，然後要朋友從遠處投出雪球，來擊球取樂。孩子們也會爬上貨櫃頂或大樹，再從上面跳下至鋪在下面的舊牀褥，或游繩而下。公園中有成年管理員在旁監察，但他們不會「干預」孩子們的活動。

(http://studyathomemama.ca/the-land-adventure-playground/)

總而言之，這不是我們慣見的公園，我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少家長會讓子女在其中玩耍。這類的冒險公園，其實是在二戰後的歐洲首先出現，但其後逐漸在安全考慮下被取締，最近幾年方再次出現，一說在歐州有上千個這樣的公園。公園被稱為玩樂員（playworker）的管理員，更是一門新興專業人才，他們要小心評估公園的風險，整理其中設施，並監控（而不是干預）孩子們的活動。

1920年代的寶靈頓運河及鵝頸橋

(https://zh.wikipedia.org/zh-hk/堅拿道)

看到該篇文章及紀錄片的預告之後，趙永佳就想起他小時候最有記憶的遊樂場，除了維多利亞公園的模型船池之外，就是現在堅拿道天橋的建築地盤！他小時候住在鵝頸區，因為舊日「鵝頸澗」( 又稱寶靈頓運河）河道好像鵝頸一樣窄長，所謂「鵝頸橋」，其實是連接運河兩岸和現在軒尼詩道平行的一條橋。

到了1960年代為配合海底隧道，當局把運河變成暗渠，並在上方興建堅拿道(Canal Road就是運河的意思)天橋。天橋通車時他約十歲，之前在他八、九歲的時候，天橋的建築不知何故停頓，因此他很清楚記得當時他們在一段已完成的橋面上玩耍、放風箏、打野戰、踢足球（在斜坡上！）。當時橋面是毫無遮攔的，建了一半的斷橋就是一道懸崖，掉下去當然會受重傷，但記憶中沒有小朋友出過意外，反而是用當時流行的「玻璃線」來放風箏會不時割傷小朋友的手指。那時候我沒有照片留下來，不過可能和下面一套有關60年代倫敦西面的Notting Hill Adventure Playground差不多，大家相像一下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fhzPS8teo

  

1978年維多利亞公園水池放船仔
(http://www.icacroa.com/Retirement_Life/others-old_HK.html)

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公園遊樂場仍然有數層樓高的超長金屬滑梯（我們常光顧的在維園），又有氹氹轉、鞦韆、立方攀爬架、蹺蹺板等。這些玩兒，到了我倆的孩子出生後，再和他們去公園的時候，都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代之而來的就是一組組塑膠的、矮矮的綜合式滑梯遊樂設施，其中能攀爬的高度，大概只有大半個成年人高。就算有鞦韆，也由以前一塊腳踏板的形式，變成不能雙腳踏上去的小籃子，只能由家長把小寶寶抱着放進去。兒子們在四、五歲前可能還會對這些設施有興趣，但到了小學，就提不起勁利用這些設施玩耍，反而對在遊樂場中追逐比較有興趣。因此我們會到處找一些較「刺激」的遊樂場，在大兒子小時候（十年前左右）還會有可能找到一些約八、九呎高的球形攀爬繩網。但都了老二、老三的小時候（五、六年前），就連這些繩網都已被取締。

亡命長滑梯。（攝於慈雲山邨 / 1996年）
［圖片來源：《再會‧遊樂場》梁廣福著，p.24-25  轉載於：
http://www.superbookcity.com/keep-reading?aid=kr-1411)

於是我們唯有找一些要收費的波波池及攀爬設施（黃埔花園以前有一組幾層樓高的）。這些設施都「非常安全」，又鋪上軟墊，每一層都不會太高，不過爬上最高一層，通常都可以由筒形膠滑梯滑下來，也相當受歡迎。但這些設施不但要收費，而且全香港只有兩、三座，每一次對我們來說都是長途旅行。

清水公園官網: http://fieldathletics.jp/

因此，當我們舉家到外國旅行的時候，都會去尋找一些和冒險公園相似的地方，讓家中三隻小馬騮盡情玩一下。我們一家的至愛，莫過於日本東京近郊野田市的清水公園 (Shimizu Koen)。公園由東京上野乘火車要一小時，是一個大型綜合性公園，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它的冒險遊樂場（不知為何官方英文名稱是Field Athletics）。遊樂場成人門票收費860日元，小學生只要600日元，共有一百組木製的攀爬設施：分為四十組適合幼兒的「家庭區」、少年至成人的四十組「冒險區」及二十組水上設施。我們一家人到清水公園差不多有五、六次，而且多在復活節，因此會碰上櫻花盛開的季節，而公園也會有大量動畫中常見的攤販，售賣各式各樣日本祭典中常見的零食。

「泰山過河」

其中我們印象最深的設施，我們稱之為「泰山過河」(見圖)，就是小朋友要由水池的一端，好像泰山般用繩盪去水池中央的一個浮台。我們只見日本七、八歲的小朋友也可以很矯健地盪到浮台上並站穩，當時九歲的老大平時也是足球小將，但靈敏度顯然不如日本小朋友，只見他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從浮台上或繩索上掉進水裏。那時是四月，乍暖還寒，溫度只有十多度，但老大一次又一次地在濕透之下嘗試「跳」到浮台上。我們沒有勸他不要再跳，也沒有要他一定要跳過去，但他只是不服輸堅持要做到。最後，在第十七次，他終於成功了，我們也很高興地暫停一下，先讓他弄乾身體，再吃一杯雪糕才再去征服其餘的設施。

清水公園的水上設施非常受歡迎，但有幾組卻差不多一定會跌進水裏，因此最好穿「白飯魚」布鞋，濕透後可以考慮丟棄。有一次，老大在爬上一組陸上設施時，由約六呎高的木架上跌下來，當然是非常痛，哭了起來，但幾分鐘後，他就擦一擦眼淚，喝點水後再嘗試爬上去。

http://fieldathletics.jp/

http://fieldathletics.jp/

公園不能說沒有危險，就算是成年人也有可能受傷，但我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日本的小朋友，大約是六、七歲，就會已經挑戰一些有點高度的設施，父母雖然會在旁邊照看，但都會讓他們自己嘗試。這讓我們想到，我們那些「BB」級的公園遊樂設施，究竟會培養出什麼樣的小孩，而清水公園充滿挑戰性的玩兒，又會令日本小朋友養成怎樣的品格？

在西方社會，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因為出現不少有關小孩在遊樂場受傷的訴訟，所以遊樂場設施也有「安全化」的過程。但到了本世紀，社會上，以至專家們都開始反思兒童與風險的關係。有論者就提出，因為風險——不論是金錢、身體、情感、社會——無處不在，故此要將兒童與風險完全隔絕並不可能。「合理的風險」（reasonable risk），是他們成長的必要元素，而且讓兒童自己面對「有點危險」的情况，而加以克服的話，他們就能建立自信與勇氣。而且他們在面對風險而作出不同的對應決定時，他們也學會為自己決定的好或壞後果負責。

鰂魚涌公園，已是較「大型」的遊樂設施
(http://www.lcsd.gov.hk/tc/parks/qbp/fac.html)

今天，我們過分安全的公園，其實只是對兒童「過分保護」潮流的延伸，企圖將風險由兒童的成長中排除出去。於是孩子們唾棄沒趣的公園，由室外撤退到室內，由自然的環境倒退到完全人工的環境，甚至沈迷電玩。但也有研究指出看來安全的現代公園遊樂場，其實兒童受傷的機會並沒有降低，因為他們在好像「安全的環境中」會失去保護自己的警覺性而受傷。心理學家指出，若果我們過分害怕兒童受到傷害，長遠來說會令他們自己感到害怕與膽怯，而人類演化的過程中，面對風險是常態，因此成長就是要學會面對風險和作出適當的對應決定。

在香港，大人們特別看重孩子們的智能發展，尤其是學業成就，但往往忽視了他們品格的培養。我倆在這方面的看法有點不一樣，我們覺得學習是終身的馬拉松長跑，但孩子品格的培養卻只在某些年齡成長階段最適當。因此我們在孩子的小學階段，都會選擇讓他們把時間花在團體活動，和一些挑戰自己的活動。我家老二和老三都參加了一個由社工主辦的活動，以小组形式到野外遠足與露營。「我要高飛」是以一年為單位進行的長期訓練，目的是訓練少年們堅毅的個性、良好品格、獨立自理、以至團隊合作。

我家老三在小二暑假加入，就爬了上鳳凰山看日出。到了小六，他已曾征服香港三大山峰（鳳凰山、蚺蛇尖、大東山），也累積了千多小時的野外經驗，能在三十多度的盛暑之下，以全副行裝（約二十公斤），遠足上山幾小時至營地。九歲時有一次要爬上蚺蛇尖，剛好那幾天天氣不大穩定，他出發之後我谷歌了一下蚺蛇尖的照片（我可沒有爬過），看到「香港第一險峰」的陡峭，也心裏一寒，但也只有相信孩子的能力與導師的經驗。結果他在下山時遇上大雨，腳下一滑，而受了點輕傷，我們當然是「肉痛」，但也為他成功克服困難而高興。

「香港第一險峰」蚺蛇尖

我們不會說我們「讓孩子冒險」的教養方法比其他人的好，甚至在美國，還是有不少質疑冒險公園的聲音。每個家庭、每位小朋友的情况都不大相同，因此每位家長的風險承受系數都不一樣。我們關心的是能否為孩子們創造條件，訓練他們面對風險，克服困難，和在逆境之下不會輕易放棄。跟我們對教育制度的看法一樣，我倆覺得香港家長嚴重缺乏選擇，就算我家的風險承受能力較高，但在香港也找不到能挑戰孩子們的遊玩設施。

最近先進國家都在反思遊戲對兒童的重要性，甚至是自由玩樂(free play) 的意思，倫敦就已經出現了一個名為「倫敦玩樂」(London Play) 的組織，來為孩子們爭取遊戲的空間、時間、以至自由。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香港的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才可以享受到和The Land，甚至是清水公園一般的冒險經驗？大家請到「教育大同」的Facebook留言發表意見或分享經驗。

趙永佳、許承恩﹕通識科中期檢討，檢了些什麼？

2015-03-31  明報

高中通識科發展至今，一直是社會議論的「風眼」，到了最近高中課程的中期檢討的建議出台，又再引發新一輪的討論。我們有幸長期參與通識科的課室發展工作，並在不同崗位支援、推動通識科發展，希望藉此公共空間，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對此階段通識面對的挑戰和看法。

通識科貶為選修「不是」問題

首先，我們希望澄清一些外間的誤解，以及一些我們覺得是「不是」問題的議題。這些議題當中首要的當然就是所謂把通識科由高中核心修科目「貶」成選修科的問題。這之所以不是一個問題，是因為由頭到尾，我們的檢討過程中，通識科的核心問題其實從未被提上議程之上。通過之前的「短期」檢討，教育界就已有共識，高中課程的結構毋須大改，而通識科的核心位置也未被懷疑。

從微觀角度看，香港中學及老師們在經過多年的努力，結果成功令首幾屆通識科「軟着陸」，在時間、資源都緊張的情况下，令通識科總算能在課堂展開。中間一眾老師們以至校長和其他行政人員所作的努力，付出的汗水，實不足為外人道。

從宏觀角度思考，特首政府成立以來，教改一直是頭等大事。三改四及新高中也一直是施政的重點。而通識科從來也是新高中改革的中心。通識科也是令同學們「學會學習」、「終身學習」的其中一項重大策略，而新高中的國際認證過程中，通識也扮演了「衝鋒陷陣」的角色。如果政府要冒大不韙來對本科做大手術，相信也定會負上不輕的「政治責任」，並可能會引發新一輪政治危機。當初其實教育界對通識科多有質疑，反而是當局花了不少的心力與唇舌，半推半就的把通識科送上花轎，再送到校門口。經過了近10年的折騰，通識科終於成功上路，現在一旦要強行再變，「推倒重來」，無論如何對教育體系都是重傷。因此，今次檢討，不論是政府官員以至教育各界，都沒有把「選修科」這個選項帶到課程委員會的議程上，我們在檢討的初期，也早有共識不會在這問題上糾纏。

「去政治化」子虛烏有

另外一項子虛烏有的問題，就是所謂「去政治化」問題。到了中期檢討後期，有評論質疑本科的公開試考題過分重視本地政治議題，而後來也有意見指香港單元中的三大主題中，有兩個都和政治有關而應該刪減。在這裏，我們可以保證，在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這些政治考慮，從未出現在兩年多的討論過程中，我們在多次「腦震盪」會議中，為了如何能減輕老師和同學的負擔，不少建議都曾被提出，其中包括香港單元的重組，甚至也有刪除全球化或能源這些激進的方案。但最後在多番討論後，是溫和意見佔了主導，我們決定不對單元結構作出大規模修訂。

如前所述，在中期檢討中，我們工作的重點是希望能減輕老師和同學的負擔，也希望能理順課程中各單元的關係。在現行的課程中，為了突顯議題探究的跨單元性，所以在各單元的探究問題中，刻意加了不少跨單元的元素，令各單元之間層層緊扣。不過，後來有老師告訴我們，議題在不同單元重複出現，亦可能會令學校施教時出現混亂，因而令本來已經不足的課時更捉襟見肘。有見及此，我們在修訂時就將跨單元議題放回最相關單元，而將之從次要單元中刪除，希望為老師和同學減負。這就是「個人成長」單元中「青少年社會參與」「失蹤之謎」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外界臆測因為不希望同學們接觸政治議題。委員會其實早在去年初即雨傘運動爆發前多月已作此決定，而且在「法治與社會政治參與」單元中同學們亦會詳細討論不同社群（當然包括青少年）的社會政治參與。

要從課程中刪減任何內容，其實都有一定難度，因為課程實行多年，差不多每道探究問題都有粉絲，每當提出要減哪一條都會有委員反對。因此，我們也藉把探究問題收窄、聚焦至較具體問題，來減輕教與學負擔，例如「當代中國」單元中的中國「可持續發展」這大問題就收窄為環境保育。起初我們的確有討論能否刪除「全球化」單元，甚至已預備了修訂後的模擬課程來再作討論，但當委員會再次討論後，又有多數意見覺得不能減去「全球化」討論，最後還是把「政治全球化」的「探討問題」刪除，因為多數老師委員都認同這問題牽涉太多國際政治問題，對同學們的時事常識要求又高，因此唯有忍痛割愛。

同意考評須課程主導 尊重考評自主

我們不認同公開試考卷有過分「政治化」的問題，但也同意課程的考評必須由課程主導，因此要關注的不是考題是否偏重本地或政治議題，而是考卷是否能充分反映課程內容。現階段討論的主流意見是，因為通識科的議題探究模式，很難「白紙黑字」訂明如何才能充分反映不同單元課程內容，而是否充分涵蓋課程也不應只看幾次考試，但我們也明白議題的「跨單元」性質也有主次之分，學校教學現階段還是以課程單元為骨幹施教，因此均衡涵蓋課程內六大單元也並非不應討論的問題。委員會共識是透過現有質素保證機制以本科相關專業委員會為主體來就每次公開試和課程單元內容的關係討論並加以監察。我們明白社會上，甚至業界都比較關注公開試問題，我們認為必須尊重考評自主，不能「指揮」出題，不過公開試亦應通過合理程序，聆聽不同相關持份者意見，並在專業原則下嘗試改善。

另一個在檢討過程提出的問題是教學與考評如何能充分照顧同學間的能力差異，其中「特殊學習需要」（SEN）及少數族裔同學的情况最明顯。如何能夠在做到公平之餘，又能照顧他們的能力差異，其實並不是通識特有問題，而是文憑試中所有科目都要面對。但通識作為必修科，有責任要充分考慮不同特殊處境同學的需要。還有就是通識科現在的考評設計，對同學語文能力要求甚高，但其實課程目標為貫通文理，應該也能測試到同學的數據處理能力，這方面有頗多老師意見認為現在公開試考卷未能做到平衡試題中對語文與數據能力的要求（因此男女同學的表現有明顯差距）， 因此在下階段的跟進諮詢中，我們會特別就題目類型及考卷形式是否有修訂空間再蒐集業界意見。而現在所謂「選答題」的建議其實應該放回公開考試的試題設計，如何能進一步照顧不同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及更均衡地涵蓋課程內六個單元這脈絡中思考，而非所謂迴避「政治題」的考慮。

在中期檢討過程中，還有另一意見提出就是所謂通識科的知識基礎問題。通識科的議題探究方法，其實近似IB課程所採用教學法，但畢竟在本地主流是新鮮事物，有人就認為通識科的課程沒有教科書，會流於「吹水」，不像傳統科目就一定知識範圍讓同學吸收。因此在檢討課程的同時，委員會也提出了教局要開發教學資源，好讓老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參考其中教學重點。另外，我們也建議教局在正式課程外再設計一份基本概念資源供老師參考，令探究過程更能扣連相關概念。這樣做一方面可濟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亦可保留老師發揮專業判斷空間。

最近的「風風雨雨」，把通識科「擺上枱面」，但好處是令各界反思通識科的重要性與學與教方面面對的困難。雖然仍然有意見質疑本科作為必修科的位置，但這點在教育專業群體中卻愈見加強共識，而且在實行6年以來，在前線老師的努力之下，施教與學習已逐漸上軌道，並穩步向前邁進。最近我們也樂見局長和特首都先後表態支持通識科持續發展，因此未來我們應該堅持教育專業判斷，凝聚共識，並不斷改善課程與教學和解決考評方面問題，來回應通識科當前面對的真正挑戰。

我們和通識科主要委員會的成員在過去一段時間，都盡了最大努力去推動本科發展，當然未能奢言解決所有問題，但我們會不斷收集業界以至社會上不同意見，在考評問題初步解決之後，再來完善課程內容及教學。通識科是新高中改革最艱巨任務之一，當然不可能一蹴即至，但在教育專業群體及社會各界努力之下，我們相信前途還是光明的，「通識新一代」同學在香港未來發展必定會有更大貢獻。

作者按：本文純粹為我倆意見，並不代表官方及其他委員立場。

作者趙永佳為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主席、許承恩為考評局通識科目委員會主席

趙永佳 何美儀 ：閱讀革命尚未成功 家長仍需努力

明報 「星期日生活」「不做怪獸家長」 系列

2014-07-20

每年臨近書展，閱讀都會成為媒體的熱點。最近有大集團委託智庫調查港人的閱讀習慣，發現自評「喜愛閱讀指數」10 分滿分下僅為4.75，在過去半年有閱讀與學業無關的書本（報紙和雜誌以外）只有40.6％，而閱讀指數更是調查進行三年以來的新低。

智庫找來專家學者「做反應」，分別建議，家長應從小培養子女閱讀習慣和出版商應結合紙面書本與網上資源，提高互動性，以推動青少年閱讀習慣。大概因為成年人積習難返，所以專家都覑眼「由娃娃抓起」，希望在青少年和兒童中間培養閱讀習慣。

驟眼看來，這次調查數據跟政府引以為傲的本港在PISA 國際研究計劃中的成績不太吻合。因為香港的十五歲中學生（中三、四左右）在PISA 的閱讀能力評比中名列前茅，2012 年在六十五個國家和經濟體中排行第二。如果港人沒有良好閱讀習慣，那麼我們的學生又如何在PISA 中取得好成績？當然閱讀能力不等於閱讀習慣，香港的中英語文課程都非常強調閱讀理解能力， 在大量操練之下當然是「駕輕就熟」。PISA 這種標準化測試（standardized test）對香港同學來說都不會太困難，相反外國同學對這類測試就會有點陌生。

幸好PISA 的內容相當豐富，除了能力測試外，同時也有一張問卷來了解同學在學習與學校之外生活的各種情，正好讓我們進一步解開疑團。其中有一條問題問到同學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在學校以外的消閒閱讀（reading for enjoyment）活動，而閱讀的材料相當廣泛，包括報章、雜誌、圖書、漫畫、甚至網上資訊。在這寬鬆的定義下，如果我們以每天半小時以上為分界， 2009 年香港有45.1％ 的青年人能做到；而有19.1％則說他們從沒有消閒閱讀，35.8％是半小時或以下。這個比例，在PISA研究中74 個地區中排行24，究竟是好是壞，實在是見仁見智。

家長對青少年閱讀能力影響大

青少年的閱讀習慣究竟受什麼因素影響？學校對青少年閱讀習慣的培養責無旁貸，本港中、小學近年來在推動閱讀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但在學校以外，家長對兒童的閱讀習慣與能力其實影響至大。PISA 計劃的國際專家組，對此點也是深信不疑。通過分析2009 年的數據，他們出版了一本名稱起得非常好的報告，《為他們讀故事吧！教育中的家長因素》（Let's read them a story! The parent factor in education），仔細分析了家長參與如何影響子女的基本能力與閱讀習慣。

研究中有十三個地區有同時進行家長調查，結果發現，在小一時家長有恆常地進行親子閱讀的孩子，到了十五歲時會有較積極的閱讀習慣，在測試中的閱讀能力也更強。有些地區，如新西蘭和德國，這影響尤其強烈，有親子閱讀經驗的比沒有這經驗孩子的閱讀能力差異，差不多相等於一個半學年。但問題是在香港，這個家長效應卻是非常弱，差不多是等於零。

為什麼呢？首先，如圖一可見，有親子閱讀習慣的家庭在香港是在十三個地區樣本中最低，只有51％的家長有在小一時讀故事給孩子聽。「親子閱讀效應」最強的新西蘭，差不多是「全民皆兵」，有96％的家庭都有進行親子閱讀， 而德國也有86％。

圖一、子女就讀小一時家長為子女讀故事之百分比

親子閱讀習慣貧富懸殊

更要注意的是，新西蘭的高效應與香港的零效應，其實都是平均值。在香港，親子閱讀的「零效應」其實可能是不同社經背景家庭的親子閱讀不平等的結果。香港高社經背景（教育程度、收入、職業等）的家長中，有68％有親子閱讀習慣，雖然比很多地區還是較低，但也差不了多少。不過在低社經背景家庭中，香港卻只有34％有這習慣，遠遠被其他地區拋離。貧、富之間的「階級鴻溝」，香港是抽樣地區中最高，達34％之譜。

「以身作則」也是家長效應的另一環。成年人的閱讀習慣一向較弱，在這方面香港家長的表現未算最差，有三成二家長有閱讀習慣，在十三地區中排名第八，不過比「包尾」的韓國好不了多少（27％）（圖二）。而且，在平均值下也是隱藏了香港的「貧富懸殊」。「愛讀書」的高社經背景相對低社經背景家長， 比例相差是27％ ， 是十三地區中第四高。最重要的是，在家長閱讀風氣較強的國家，如匈牙利和新西蘭，有高閱讀習慣家長比只有低閱讀習慣家長的同學，其閱讀能力可以相差一年以上。

圖二、家長於家中消閒閱讀之比率百分比

中產家長資源較足重視閱讀

從以上國際比較，我們可以知道，香港家長整體來說是「仍需努力」。有接近一半的家長在孩子還小時未有在家中進行「親子閱讀」，也只有三成二家長能「以身作則」在閒餘時間閱讀。不過更嚴重的是，香港在閱讀方面的貧富懸殊比起其他地區似乎更為明顯。近年本港不同機構也做過不少親子閱讀習慣研究，結果也是大同小異——香港父母跟孩子共讀的時間很少，每天不足五分鐘。其實社會上有不同的團體及個別人士都在大力推動親子閱讀，但似乎成效不太大。

近兩年我們也在各社區和學校舉辦「快樂爸媽說故事」講座及技巧工作坊，深深體會到不同階層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得到的閱讀滋潤截然不同。中產家長對明白閱讀如何影響孩子成長的重要性的認知非常高，並有較多的資源讓孩子接觸到圖書。

只要他們願意每天減少孩子一或兩個興趣班或活動，取而代之，父母親自跟孩子說故事和分享感受便成事了。中產孩子念的小學，亦相對較重視閱讀興趣的培養，有些甚至以故事書代替課本作語文學習工具。

基層父母乏信心需社區支援

相比之下，佔社會大多數的基層孩子及父母在閱讀資源上（無論是軟件或硬件配套）卻非常貧乏。跟中產父母一樣，基層父母同樣要為口奔馳，每天都要跟時間競賽。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閱讀的能力認知及自信心非常低，要讓他們明白並接受每天親子閱讀的重要性已要很花工夫。就算做到這點，但如何幫他們找到合適的故事書，特別是英文故事書，就更難了。

儘管如此，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有耐性一點和支援足夠，基層家長也是可以做到「親子共讀」的。近月老媽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家長成立了一個名為TALK 「童思藝語」的慈善團體，旨在為基層家長及孩子提供閱讀資源及藝術體驗的機會，企圖從另一方向來對抗香港的貧富鴻溝，收窄跨代貧窮。我們夢想能在不同社區成立繪本藝術廊，除了中文繪本，更有英文發聲圖書角（Talking Books Corner），推動親子中英文閱讀及藝術活動。網站www.talk.org.hk正在建立中，很快可跟大家打個照面。

各位爸爸媽媽，這個暑假讓我們爭取機會，為孩子們讀故事吧！

趙永佳 張浚樂： AD/HD的疑惑？

明報  2014-07-16

本月十四日是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的大日子，各類升學博覽和課程資訊講座的廣告隨處可見。某日，我們碰見幾位青年人，甫踏進車廂已加入「低頭族大軍」，專注地翻看手上不同大專院校的副學位課程簡介資料。短短二十多分鐘的車程，年輕人未有如我們所料熱烈地討論，只是埋首於那疊厚厚的資料。然而，筆者留意到幾位年青人一路，都只是翻著小冊子的頭幾頁，也就是印上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 – AD）課程資料的幾頁，卻沒有翻閱後面高級文憑課程（Higher Diploma – HD）的部分。究竟他們是已經看完那部分，還是從來都沒有考慮過高級文憑課程？我們實在不得而知。

我們曾經聽過幾位副學士學生分享，提到當初為何選擇副學士而非高級文憑，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因為當時沒有想到讀完（副學位課程）就直接去工作，想繼續讀上去」。中學畢業後升大學，升不了便去讀副學士，一、兩年後再試跨入大學門檻；這一切看來都很理所當然。然而，這跟特首在年初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強調本港的教育要有多元進路，並提出「職業教育是傳統學術課程升學途徑以外--而絕非次等--的選擇」的主張有所出入。現實中，公開試後年青人可選的出路，是否真的只有升讀大學這一條？我們又是否只得副學士課程，能夠將成績稍遜的同學送進大學？有人說，副學士課程是強調教授學術知識，高級文憑課程則偏重職業培訓；也有人說，前者適合有志從文憑試外升大學者，後者為學業成績差勁，兼且無心向學的同學而設。事實是否如此？這陣子，我們因研究本港學生公開試後的升學路向的原故，訪問了多位高級文憑學生，發現他們的想法有別於副學士生。縱然他們未必都有繼續升學的意向，但卻是目標非常清晰，而且很會為自己打算的一群。

兩手準備 條條大路通羅馬

憶述當年選讀會計學高級文憑的決定，Violet（化名）坦言抉擇的過程並不容易。「我和身邊幾位好友的公開試成績，都未如理想。當時他們都一窩蜂去報讀副學士，因為他們認為『讀Asso（副學士）是比讀High Dip（高級文憑）較容易升大學』。他們亦常常強調『讀完High Dip就得去找工作』，這跟他們的升學計劃背道而馳，所以從頭到尾高級文憑都不在他們的選項裡。」聽過好友的決定和意見，Violet反覆思量後，得出另一番見解。「其實當時的我十分忐忑。一方面，覺得朋友的話有道理；加上，得悉好幾個師兄姐剛從副學士升上大學，這些『成功例子』為好友的話加添無比的說服力。但另一方面，我又想起看過的無數篇報道，理性上知道外面有很多副學士生苦讀兩年，但因為唯一升大學的目標落空，又沒有工作經驗與技能，最終淪為『雙失青年』。然後我就告訴自己，升大學的目標要繼續有，但同時亦要為升不了作好準備。」這些「副學士哀歌」使Violet陷入不安中，但也令她及時醒覺。

Violet口裡說要作的準備，就是她一眾好友都拒諸門外的──工作。那時Violet跟好友一樣，還未有就業的打算，也沒有甚麼理想職業。「正因為從沒想過將來從事甚麼，就更應該認真想想。假如最後事與願違，升不上大學，總得去找工作。」細閱會計學高級文憑和副學士的課程簡介，Violet發現高級文憑課程的分科較為仔細，涉獵到會計學更多不同的範疇。令Violet的眼睛進一步發亮，是當中的實習機會。「高中開始念會計，興趣和基本概念是有的，但究竟會計這一行是甚麼一回事？學到的知識，會應付到會計界哪個崗位的工作？我真的不知道。當時我還有考慮到，自己丁點的工作經驗都沒有。實習是好好的機會，既可讓我將知識活學活用，也可增進工作經驗」。

臨近訪問尾聲，我們得知Violet雖然有就業準備，但亦已獲教資會屬下大學會計學系取錄，於新學年展開大學生涯。

深明自己力有不逮　另闢蹊徑

同為高級文憑學生，Ronnie（化名）的故事跟Violet的很不同。由初中開始，Ronnie的學業成績一直落後於同學。尤其英文科，分數總是徘徊合格邊緣。「曾經幻想過成為大學生，可是升大學對我而言總是有點遙不可及。」縱使Ronnie瞭解到大學學位的重要性，但他亦深明自己力有不逮，不應強求。「既然知道自己不是讀大學的材料，倒不如腳踏實地找份自己喜歡的工作」。

Ronnie兒時的「我的志願」是要當消防員，長大後他並沒有忘記初衷，更立志實踐這兒時夢想。「我的成績僅僅達到消防員的入職要求。不過，自己覺得那時中學畢業的我，知識以及做人處事方面仍然有很多不足之處。於是，決定修讀高級文憑課程。自我增值之餘，亦是自我挑戰與磨練，希望藉此有所成長。」問及他為何選讀屋宇裝備及工程時，Ronnie的回答完全是我們始料未及的。「當時看到這個（屋宇裝備及工程高級文憑），便心想：『這科的內容未必跟消防有很直接的關聯，但也絕非完全無關吧！』至少我對樓宇結構有認識，知道哪些位置藏有喉管，不宜剔鐅。」

高級文憑課程並沒有賜Ronnie一個大學生的名份，但卻使他逐漸步近其理想職業。最近，Ronnie除了忙於應付學業，亦開始鍛鍊體能，繼續向消防夢進發。

Violet和Ronnie的經歷，說明了路，其實不止得一條的道理。重要的是同學有沒有發掘自己的興趣和理想，仔細地考慮各出路進而規劃人生。哪怕是升大學、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還是工作，只要是適合自己的，就是值得走的路。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張浚樂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http://edufrontline.blogspo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