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 ：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1月9日

「雨傘革命」的爆發，令許多建制中人急問青年人為何如斯擁抱「真普選」等「普世價值」，而質疑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民主。通常「急病亂投醫」，趕忙作出的分析結論，往往差之毫釐。今次其中一個「差不多、但搞錯」的結論就是「通識教壞青年人」。自從「反國教運動」的青年領袖們在通識科中取得好成績開始，社會上就不斷有建制聲音指新高中通識科令青年人變得激進，甚至有評論指出通識科受美國勢力影響（《香港藍皮書》中的多重張冠李戴推論）而宣揚普世價值，也有人驚呼通識科會製造「文革新一代」。到了「雨傘革命」時，矛頭就更指向通識科的公開試考卷偏重「政治爭議」及課程中香港單元有側重政治議題（法治與政治參與、身分認同）之嫌。

有關通識科是否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或「居功」，我在《明報》已有文章討論，最新一篇可參考上月三十一日的《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這裏我希望能更「拉闊」一點視野，探討今天我們明顯觀察到的青年擁抱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我的基本分析是，青年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社會意識，都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不能歸因為單一甚至少數原因。而如老馬所言，我也相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我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社會脈絡所構築而成，家庭、親友、學校、媒體都各有角色。單單歸功/咎學校，甚至某一學科，未免過分簡化事情。

我們（亞太研究所）上月做了一個電話調查，隨機訪問了804位18歲以上的市民，發覺首四項港人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法治」、「自由」、「公正廉潔」、「民主」。其中，30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而選擇這四項價值者，有30.3％選擇「自由」，23.4％選「民主」，只有10.3％選「法治」，19.3％選「公正廉潔」。而30歲至50歲的被訪者，有28.7％選「法治」、14.9％選「公正廉潔」、而只有18.7％選自由、8.5％選民主。這表明了港人的核心價值，從來都有明顯世代差異，而且18歲至29歲而念過通識科的青年人，大概並不太多（首屆通識科文憑試在2012年舉行），但與年紀較大港人比較，套用統計術語，已是有明顯差異。

那麼，究竟青年人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和上一代產生這麼明顯的分歧？「年少輕狂」、「青年人反叛」、「偏執」，當然可能是其中一種解釋，但我認為輕易將青年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貶為「暴風少年」的表現，未免太過輕率，更有認導之嫌。

社會學者都愛說「反話」，翻轉我們的「常識」。如果我們的「常識」將青年人的普世價值視之為一個社會問題的顯現，我卻更願意將之視為香港社會的一項「成就」。我認為香港青年人所呈現的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行公民教育的結果，也是香港擺脫殖民地的桎梏後，香港人覺得自己終於能站起來，已不再是殖民地的臣民，而有了「當家作主」的自覺。試想想，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佔領運動」的手段，或其所追求的民主時間表，但大量參與者所表達對民主、自由的熱情，換了在殖民地時代，可能嗎？建制一方往往以「袋住先」方案已比殖民地時代進步得多來為政局解套，但他們忘記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沒有經歷殖民地高壓統治，自然不能「憶苦思甜」。他們的尺度是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而不是殖民威權統治。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符合「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政制。如果建制不能認同這點，雙方的對話也無疑是「牛頭馬嘴」，怎樣可以進行？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政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港人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其中有一部分人，會自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功能組別是否公平、推選委員會又是否能代表「我」？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是幾任特區政府上下大力推動的一項教改工程，當年每一位教局常秘、局長，都有出來護航、推薦。為的是什麼？除了是真心為了要實現「學會學習」之外，也有前面所說公民教育的背景（其實我們真的要感謝推動通識科發展的前輩們）。通識的課程目標，其中一項正正就是培養多層次的公民意識，包括世界、中國、本土。因此在課程的香港單元中，才會如斯「偏重」政治，而輕社會、經濟，三大主題中有兩道都是政治議題。當然公民教育也不是壞東西，但老實說，單從課程設計角度來看，這並不太理想。

青年人對普世價值熱中是香港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其實是我最近幫家中老么溫習常識科時的體會。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寫得不好，和通識科一樣有野心太大、幅度太廣的問題。好像他今次要考的兩個單元中，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我的天啊！兩個月不到，要把這麼多東西塞到他們的小腦袋瓜中。其中有個別單元，例如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甚或一國兩制是什麼等都很有意思，但可惜課本中塞進了大量資料或內容，例如特區政府有多少個政策局，局長又是誰等。而且課本的不少概念，其實非常艱深，如三權分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別，香港的司法架構（如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等等，小六的學生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和討論才可以明白。我寧願課本和課程能多花時間在概念上，如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港人治國、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等，而不是去生吞活剝大堆資料。老么的記性甚差，結果當然是「滿江紅」，一百分滿分只拿五十分（六十分合格）。

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又有點驚訝的是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會列舉兩種產生班長的辦法，老么明顯在老師提示下在表示委任制的圖畫上下了一個交叉，而在直選的圖畫上寫下了「民主」兩字（見圖）。而且更有同學們對一位由委任產生的班長的幾點憂慮（如「並非由同學選出，可能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和認同」和「會顧及同學的意見和感受嗎？」）。當然課本另外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的普世價值，是很正面的提出。

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他們其中有些同學會得出漸進政改方案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如果說通識科「教壞」年輕人，那麼「罪魁禍首」可不是通識科，而是常識科，甚至是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回歸以來在公民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當然，香港不是北韓，也不是中國大陸，政府不能全面有效的控制信息，我們沒有防火牆，可以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正常」或「反動」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不良」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們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而且，青年人也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息，如果他們要學習有關國民身分，那麼，國民教育就不可能只是升旗、紅色交流團或宣傳中國的崛起。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周會中，台上嘉賓或校長在侃侃而談一些大道理時，我們在台下是如何「無視」、甚至「作反」？所以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的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我身邊的年輕人最近的一句潮言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般的隊友」。所以拜託，建制的朋友們幫幫忙，不要再火上加油，以粗疏的「分析」和鹵莽的言論來進一步刺激青年人。每次這樣的言論見報，都會有更多青年人被刺激而走出來。大家應該向曾主席鈺成好好學習，昨天他直言通識科削政治議題建議「蠢到不得了」，好波！。就算要編「正向」的教材，來協助學校推行公民、國民教育，或平衡一些覺得偏頗的通識教材，他們也應該謹慎一點，不應無視社會中的分化，而只單向地介紹他們的正面信息與價值。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沒有國民教育的「那套」教材，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反國教運動。今後，無論我們在政治光譜的那一端，也應謹記，課室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直接宣傳政治或價值觀的好地方。青年人在課堂中能學會如何思辨、如何找証據、如何理解、包容不同分析角度，他們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立場與態度。

趙永佳、李子樂：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明報 2014年10月31日

過去幾個月，社會繼續就通識科是否偏重政治課題進行爭辯。正方認為，通識科的落實逐漸偏離教改原旨，出現「異化」，教學偏重政治議題及相關方面的資料搜集，另一方面公開試試卷設計偏重政治題，令課堂教學更為應試而集中火力放在本地政治議題上，其他「中國」、「全球化」等議題相對地受了輕視。反方則認為，通識科所探討的時事議題往往觸及「政治」，不應因此判斷通識科教學和考試評核上偏重政治課題，而且通識科是跨單元、跨學科的，不論教學或考核上，都不應把個別單元、主題割裂開來研究。與此同時，通識老師專業團體則堅持老師應當能在爭議性的議題上保持持平，不會為應試而偏教。

事實上，這個爭論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社會關注點：通識科會否「淪為」政治灌輸的工具，令學生們的政治取向變得激進？無論是哪一方的立場，過往的論點多集中於該科課程架構、教與學和考試評核的具體實踐上。若把關注點放到通識科與學生政治參與之間的交集點上，我們要注意：首先，不可能把學生課堂所學的知識或考試答題內容，跟學生現實中的政治立場劃上等號；其次，通識科對政治課題上具體如何操作和其所帶來的影響，除了老師教學方面，我們也得看看學生「如何學」、「學得怎麼樣」、「學了什麼」。

知識與態度不可混為一談

我們討論通識科的實踐對學生政治參與的影響，有需要把「知識層面」和「參與態度」分清楚。不少外國研究顯示，公民教育或牽涉政治議題的課程與教學一般能提高學生相關的知識，但這不代表其政治參與度一定相應提高。例如學生對民主原則和相關議題認識多了，不一定能提高他們日後參與投票和政治競選活動的機會。青年人決定參與「政治」與否，更大機會受其他原因，例如可以取決於個人對參與個別政治事件之利弊得失的衡量。甚至乎有時候一些學生在學習政制議題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愈學愈有無力感」的情況，認為政治投入要求更專門的知識；自己既然未有足夠的專門知識，那「政治我就是搞不懂」便成為不參與的理由。又例如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到一些社會運動事件，看見其所面對重重困難的現實，看見年輕一代無力影響「政治」的一面，可能會因而對政治投入失去興趣或持懷疑態度。除了在極權社會，學校其實並非是意識形態灌輸的有效場所；這一點，也許我們從本港有不少宗教背景學校，卻未見有大量學生皈依，可略見一斑。

關於通識科之「政治影響」，我們因研究關係，過去兩年多訪問了幾十位新高中學生，了解他們相關的經驗和看法。從受訪學生的分享可見，整體上學生在通識科課堂上的學習過程和成效並非如一些輿論所言帶着政治色彩，對學生之政治取態的影響其實有限。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另外，與其他科目相似，學生面對通識科，多抱以考試主導的學習態度，即使學科內容涉及社會時事議題，學習態度往往還是比較被動和抽離。要是真的面對切身議題，他們大都能在老師的教導下學會對不同立場和觀點予以尊重；即使自己有既定立場，也要時刻警剔自己要作個人批判和反思。

由此看來，通識科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多角度思考、批判思考的重視，盡管課堂教學可能會出現政治議題或課堂以外日常生活、新聞、網絡言論充斥政治爭拗。通識科所帶來的思考工具，不但讓學生能盡量避免受別人誤導、煽動，而且讓他們抱持較持平、客觀冷靜和包容的態度去分析各大社會爭議。

社會分化更需要通識科

回頭看今次佔領運動，在有進一步研究之前，我們可以總結通識科可能的影響為，一方面令部份學生（中學生和曾修讀通識科的大學生）對政治比較關注，而在他們對民主的嚮往得不到回應之後，以至於網絡、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下，建立了自己對運動的立場而決定投入抗爭。但在學生總體中他們畢竟是少數，因為新高中通識科推行至今已踏入第六年，我們高中以上、正修讀和已修讀的青年人約有四十二萬人（以每年七萬人計算），若通識真的有「教壞」學生的能力，那投身街頭抗爭的青年人又那會只有一萬數千人？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通識對大部份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是令他們更能冷靜、全面地思考問題。他們因此不會收到手機短訊，或看到媒體報導，便立刻飛奔佔領區。他們會考量參與行動的對錯好壞，甚或成本與效益。因此無論是積極投入運動的少數，或暫時「置身事外」的大多數，都是青年人「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們不應片面認為參與運動的同學是魯莽、偏執，而又或者不參與的青年人是膽小、怕事。他們從通識科中所學會的不是對某些政治議題的知識或片面立場，而是一套如何去全面評估這些議題、再決定自身立場與行動的工具。佔領運動的出現，通識不單不能「居功」，反佔領人士更不應將它打成為代罪羔羊；若建制不加以警惕，誤判形勢，只會激起更大的反響。

學生現時和將來的政治投入度牽涉因素複雜，關乎家庭背景、朋輩、新一代文化、公民社會發展、政經大氣候等等不同因素，當中通識科究竟擔當著什麼樣的角色正是社會關注並值得深究的地方。我們在此不單希望說明通識科的「政治成份」與學生參與抗爭運動未有緊密關連，我們更要指出，於目前社會愈趨分化的局面下，通識科在實際意義上顯得更為重要。我們不得不承認，面對現在社會上日益兩極分化、高度政治化的局面，學生們將難以繼續「獨善其身」。我們更不能期望可以像殖民時代一樣令學校「非政治化」，將學生與政治隔離，或只傳達「正面」訊息。青少年無可避免會被捲入政治議題，如果他們在一「無菌環境」中長大，又如何會有免疫力，來應付四方八面湧過來的政治訊息、動員、反動員?這正正是為什麼，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趙永佳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兼任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One Committee)主席。李子樂為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趙永佳、李子樂：男孩危機?語文危機?

信報 2014/7/26

第三屆中學文憑試剛放榜，許多學生正等待他們的大學聯招申請結果，中文科成「死亡之卷」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不過，我們發現，這張死亡之卷的殺傷力，卻是「男女大不同」。坊間也有種說法，謂主流教育制度著重語文表現，令擅長語文科目的女生佔優，男生相比下變得較「吃虧」。新高中課程推行後，不少人感到這種情況似乎更為突顯。爲此我們必須問：究竟學業表現上的男女差異，會否因學習課程、科目類別而有所不同？而性別對學業上所造成的成績高低最終又如何影響男女長遠的教育機會呢？

大學生女多男少，文憑試女叻過男

「圖一」顯示近年學士學位資助課程（即一般所指的大學課程）一年級生男女分布。圖中可見，大學一年級的女生數目一直較男生多。其實大學生女多男少現象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到二千年代這個差距都是相當穩定的（甚至到新高學制推行前有稍微收窄的現象）。尤為值得關注的是，2012/13和2013/14年度是首兩屆文憑試學生考上大學的時間（2012/13年是新舊學制並存（double-cohort）的學年），那種女多男少的情況顯著擴大。這是否意味著新高中學制下女生的學業成績進一步跑贏男生？

圖一：近年大學一年級生男女分布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首兩屆中學文憑試男生女生又考得怎麼樣呢？據考評局資料，2012年和2013年文憑試考生都是男女數目相若的，我們可以參考「圖二」中考生在最佳成績的五科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各核心科目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的男女比例（入大學的「實際最低門檻」往往是要達到4級或更佳的成績）。以2013年文憑試的中文科為例，男女比例為1:1.67，即在該科上考獲4級或以上成績的考生們當中，每100個男生就有167個女生。概括而言，兩屆文憑試相關數據均顯示，女生在中文、英文、通識科的成績上比例明顯高於男生，當中中文、通識科的成績差距比英文科的更大。在數學科的成績上，男生則比女生稍強。換句話說，四科核心科中，男生「輸」三科。在各核心科上取得更高成績（5級或以上）的考生群組中，這種女強男弱的情況越趨顯著。由此可見，文憑試中女同學的語文優勢，似乎是增加了她們入大學的機會。資助大學的新生男女比例，已相差百分之十，這算得上是高等教育的「男孩危機」嗎？

	2013 文憑試			2012 文憑試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五科取得4級＋	5717	7356	1: 1.29	5334	7106	1: 1.33
中文科取得4級＋	7100	11872	1: 1.67	6788	11917	1: 1.76
英文科取得4級＋	7080	10603	1: 1.50	6421	10138	1: 1.58
數學科取得4級＋	12643	11223	1: 0.89	12882	10787	1: 0.84
通識科取得4級＋	9823	14815	1: 1.51	9049	15902	1: 1.76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男女學能差異普遍存在

事實上，這種男女學能差異已不是新鮮事，亦非香港獨有。過往不少研究均顯示，女生在語文方面表現普遍比男生優勝，相比之下男生則在數理表現上佔優。以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為例，是次評估有65個國家和經濟體參與，結果顯示每個參與地區的女生在母語閱讀能力的平均分均高於男生；與此同時，有過半數參與地區的男生在數學能力評估上獲得比女生高的平均分。香港學生在PISA的表現存在類似的男女差異：男生的數學能力平均分比女生高15分（OECD平均分男比女高10分），排名第13，男女差距較大，而閱讀能力上則女比男高25分（OECD平均分女比男高37分），排名第56，男女差距相對較小。

先天、後天甚或體制性因素更為重要？

不少英美等先進國家早已注意到，近年學校制度因側重語文等不同因素而導致男生往往從學前教育開始以至中小學、大學上整體表現落後於女生，出現所謂種種「男孩危機」。也許有人會認為，男生學習語文方面先天性就是比女生遜色。可是，一直以來學者們對先天或後天哪一面才是造成性別差異的更重要因素爭議不休。腦神經學家Lise Eliot在其著作“Pink Brain Blue Brain”中表示，男女學能差異其實絕少取決於孩童腦部因先天性別構成的差異，反而孩童腦神經的可塑性是跟成長環境的互動影響而形成的。孩童腦神經會隨年齡蛻變，而且父母、老師或朋輩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能對它作出「改造」。甚至乎書中的數據顯示，學童的社經地位差距比性別差距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更為顯著。要收窄男女語文能力的差距，Lise Eliot建議學校和家長應共同協力營造最適合男孩學習的環境（女孩亦然），從小做起，從小事做起。例如，學校方面應盡量讓男孩更投入校園學習，給予他們多一些小休；提早為他們進行閱讀和寫作教學；聘用更多男教師；使用融合多項選擇題和寫作形式的考試；實行實踐學習和電子學習等等。家長方面也應該盡量多與子女閱讀、說話、唱歌給他們；多跟他們一起去圖書館；營造一個安靜和家庭作業的時間和空間；培養他們對戶外活動、運動和音樂的熱愛等等。

無論如何，我們在此無意找出性別到底何以影響著男女學業成就的機制，這個重要課題應交由教育學者進一步探討。同時，雖然新高中課程仍有頗大空間進行微調，但我們亦非在倡議對現行新高中學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大家可要知道，新高中課程設計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對語文能力的高度重視；學生若沒有相當水平的語言能力的話是很難應付專上教育課程的需要。事實上，實現高等教育的兩性平等也未必是文憑試和大學聯招制度的首要目標。話雖如此，我們也確實應該徹底反思現行語文教育的做法，尤其是中文科，看看為什麼男生表現總是「差少少」。中文和英文科之間的男女差距有別，正好表明這不完全受制於先天性的性別差異，而是很可能關乎課程和教學法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幫助男孩在語文方面尤其是中文科上學得更好，又如何幫助女孩更好地學習數理學科，都是香港社會大眾亟須關注的教育議題。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李子樂為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趙永佳 何美儀 ：閱讀革命尚未成功 家長仍需努力

明報 「星期日生活」「不做怪獸家長」 系列

2014-07-20

每年臨近書展，閱讀都會成為媒體的熱點。最近有大集團委託智庫調查港人的閱讀習慣，發現自評「喜愛閱讀指數」10 分滿分下僅為4.75，在過去半年有閱讀與學業無關的書本（報紙和雜誌以外）只有40.6％，而閱讀指數更是調查進行三年以來的新低。

智庫找來專家學者「做反應」，分別建議，家長應從小培養子女閱讀習慣和出版商應結合紙面書本與網上資源，提高互動性，以推動青少年閱讀習慣。大概因為成年人積習難返，所以專家都覑眼「由娃娃抓起」，希望在青少年和兒童中間培養閱讀習慣。

驟眼看來，這次調查數據跟政府引以為傲的本港在PISA 國際研究計劃中的成績不太吻合。因為香港的十五歲中學生（中三、四左右）在PISA 的閱讀能力評比中名列前茅，2012 年在六十五個國家和經濟體中排行第二。如果港人沒有良好閱讀習慣，那麼我們的學生又如何在PISA 中取得好成績？當然閱讀能力不等於閱讀習慣，香港的中英語文課程都非常強調閱讀理解能力， 在大量操練之下當然是「駕輕就熟」。PISA 這種標準化測試（standardized test）對香港同學來說都不會太困難，相反外國同學對這類測試就會有點陌生。

幸好PISA 的內容相當豐富，除了能力測試外，同時也有一張問卷來了解同學在學習與學校之外生活的各種情，正好讓我們進一步解開疑團。其中有一條問題問到同學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在學校以外的消閒閱讀（reading for enjoyment）活動，而閱讀的材料相當廣泛，包括報章、雜誌、圖書、漫畫、甚至網上資訊。在這寬鬆的定義下，如果我們以每天半小時以上為分界， 2009 年香港有45.1％ 的青年人能做到；而有19.1％則說他們從沒有消閒閱讀，35.8％是半小時或以下。這個比例，在PISA研究中74 個地區中排行24，究竟是好是壞，實在是見仁見智。

家長對青少年閱讀能力影響大

青少年的閱讀習慣究竟受什麼因素影響？學校對青少年閱讀習慣的培養責無旁貸，本港中、小學近年來在推動閱讀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但在學校以外，家長對兒童的閱讀習慣與能力其實影響至大。PISA 計劃的國際專家組，對此點也是深信不疑。通過分析2009 年的數據，他們出版了一本名稱起得非常好的報告，《為他們讀故事吧！教育中的家長因素》（Let's read them a story! The parent factor in education），仔細分析了家長參與如何影響子女的基本能力與閱讀習慣。

研究中有十三個地區有同時進行家長調查，結果發現，在小一時家長有恆常地進行親子閱讀的孩子，到了十五歲時會有較積極的閱讀習慣，在測試中的閱讀能力也更強。有些地區，如新西蘭和德國，這影響尤其強烈，有親子閱讀經驗的比沒有這經驗孩子的閱讀能力差異，差不多相等於一個半學年。但問題是在香港，這個家長效應卻是非常弱，差不多是等於零。

為什麼呢？首先，如圖一可見，有親子閱讀習慣的家庭在香港是在十三個地區樣本中最低，只有51％的家長有在小一時讀故事給孩子聽。「親子閱讀效應」最強的新西蘭，差不多是「全民皆兵」，有96％的家庭都有進行親子閱讀， 而德國也有86％。

圖一、子女就讀小一時家長為子女讀故事之百分比

親子閱讀習慣貧富懸殊

更要注意的是，新西蘭的高效應與香港的零效應，其實都是平均值。在香港，親子閱讀的「零效應」其實可能是不同社經背景家庭的親子閱讀不平等的結果。香港高社經背景（教育程度、收入、職業等）的家長中，有68％有親子閱讀習慣，雖然比很多地區還是較低，但也差不了多少。不過在低社經背景家庭中，香港卻只有34％有這習慣，遠遠被其他地區拋離。貧、富之間的「階級鴻溝」，香港是抽樣地區中最高，達34％之譜。

「以身作則」也是家長效應的另一環。成年人的閱讀習慣一向較弱，在這方面香港家長的表現未算最差，有三成二家長有閱讀習慣，在十三地區中排名第八，不過比「包尾」的韓國好不了多少（27％）（圖二）。而且，在平均值下也是隱藏了香港的「貧富懸殊」。「愛讀書」的高社經背景相對低社經背景家長， 比例相差是27％ ， 是十三地區中第四高。最重要的是，在家長閱讀風氣較強的國家，如匈牙利和新西蘭，有高閱讀習慣家長比只有低閱讀習慣家長的同學，其閱讀能力可以相差一年以上。

圖二、家長於家中消閒閱讀之比率百分比

中產家長資源較足重視閱讀

從以上國際比較，我們可以知道，香港家長整體來說是「仍需努力」。有接近一半的家長在孩子還小時未有在家中進行「親子閱讀」，也只有三成二家長能「以身作則」在閒餘時間閱讀。不過更嚴重的是，香港在閱讀方面的貧富懸殊比起其他地區似乎更為明顯。近年本港不同機構也做過不少親子閱讀習慣研究，結果也是大同小異——香港父母跟孩子共讀的時間很少，每天不足五分鐘。其實社會上有不同的團體及個別人士都在大力推動親子閱讀，但似乎成效不太大。

近兩年我們也在各社區和學校舉辦「快樂爸媽說故事」講座及技巧工作坊，深深體會到不同階層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得到的閱讀滋潤截然不同。中產家長對明白閱讀如何影響孩子成長的重要性的認知非常高，並有較多的資源讓孩子接觸到圖書。

只要他們願意每天減少孩子一或兩個興趣班或活動，取而代之，父母親自跟孩子說故事和分享感受便成事了。中產孩子念的小學，亦相對較重視閱讀興趣的培養，有些甚至以故事書代替課本作語文學習工具。

基層父母乏信心需社區支援

相比之下，佔社會大多數的基層孩子及父母在閱讀資源上（無論是軟件或硬件配套）卻非常貧乏。跟中產父母一樣，基層父母同樣要為口奔馳，每天都要跟時間競賽。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閱讀的能力認知及自信心非常低，要讓他們明白並接受每天親子閱讀的重要性已要很花工夫。就算做到這點，但如何幫他們找到合適的故事書，特別是英文故事書，就更難了。

儘管如此，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有耐性一點和支援足夠，基層家長也是可以做到「親子共讀」的。近月老媽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家長成立了一個名為TALK 「童思藝語」的慈善團體，旨在為基層家長及孩子提供閱讀資源及藝術體驗的機會，企圖從另一方向來對抗香港的貧富鴻溝，收窄跨代貧窮。我們夢想能在不同社區成立繪本藝術廊，除了中文繪本，更有英文發聲圖書角（Talking Books Corner），推動親子中英文閱讀及藝術活動。網站www.talk.org.hk正在建立中，很快可跟大家打個照面。

各位爸爸媽媽，這個暑假讓我們爭取機會，為孩子們讀故事吧！

趙永佳 張浚樂： AD/HD的疑惑？

明報  2014-07-16

本月十四日是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的大日子，各類升學博覽和課程資訊講座的廣告隨處可見。某日，我們碰見幾位青年人，甫踏進車廂已加入「低頭族大軍」，專注地翻看手上不同大專院校的副學位課程簡介資料。短短二十多分鐘的車程，年輕人未有如我們所料熱烈地討論，只是埋首於那疊厚厚的資料。然而，筆者留意到幾位年青人一路，都只是翻著小冊子的頭幾頁，也就是印上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 – AD）課程資料的幾頁，卻沒有翻閱後面高級文憑課程（Higher Diploma – HD）的部分。究竟他們是已經看完那部分，還是從來都沒有考慮過高級文憑課程？我們實在不得而知。

我們曾經聽過幾位副學士學生分享，提到當初為何選擇副學士而非高級文憑，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因為當時沒有想到讀完（副學位課程）就直接去工作，想繼續讀上去」。中學畢業後升大學，升不了便去讀副學士，一、兩年後再試跨入大學門檻；這一切看來都很理所當然。然而，這跟特首在年初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強調本港的教育要有多元進路，並提出「職業教育是傳統學術課程升學途徑以外--而絕非次等--的選擇」的主張有所出入。現實中，公開試後年青人可選的出路，是否真的只有升讀大學這一條？我們又是否只得副學士課程，能夠將成績稍遜的同學送進大學？有人說，副學士課程是強調教授學術知識，高級文憑課程則偏重職業培訓；也有人說，前者適合有志從文憑試外升大學者，後者為學業成績差勁，兼且無心向學的同學而設。事實是否如此？這陣子，我們因研究本港學生公開試後的升學路向的原故，訪問了多位高級文憑學生，發現他們的想法有別於副學士生。縱然他們未必都有繼續升學的意向，但卻是目標非常清晰，而且很會為自己打算的一群。

兩手準備 條條大路通羅馬

憶述當年選讀會計學高級文憑的決定，Violet（化名）坦言抉擇的過程並不容易。「我和身邊幾位好友的公開試成績，都未如理想。當時他們都一窩蜂去報讀副學士，因為他們認為『讀Asso（副學士）是比讀High Dip（高級文憑）較容易升大學』。他們亦常常強調『讀完High Dip就得去找工作』，這跟他們的升學計劃背道而馳，所以從頭到尾高級文憑都不在他們的選項裡。」聽過好友的決定和意見，Violet反覆思量後，得出另一番見解。「其實當時的我十分忐忑。一方面，覺得朋友的話有道理；加上，得悉好幾個師兄姐剛從副學士升上大學，這些『成功例子』為好友的話加添無比的說服力。但另一方面，我又想起看過的無數篇報道，理性上知道外面有很多副學士生苦讀兩年，但因為唯一升大學的目標落空，又沒有工作經驗與技能，最終淪為『雙失青年』。然後我就告訴自己，升大學的目標要繼續有，但同時亦要為升不了作好準備。」這些「副學士哀歌」使Violet陷入不安中，但也令她及時醒覺。

Violet口裡說要作的準備，就是她一眾好友都拒諸門外的──工作。那時Violet跟好友一樣，還未有就業的打算，也沒有甚麼理想職業。「正因為從沒想過將來從事甚麼，就更應該認真想想。假如最後事與願違，升不上大學，總得去找工作。」細閱會計學高級文憑和副學士的課程簡介，Violet發現高級文憑課程的分科較為仔細，涉獵到會計學更多不同的範疇。令Violet的眼睛進一步發亮，是當中的實習機會。「高中開始念會計，興趣和基本概念是有的，但究竟會計這一行是甚麼一回事？學到的知識，會應付到會計界哪個崗位的工作？我真的不知道。當時我還有考慮到，自己丁點的工作經驗都沒有。實習是好好的機會，既可讓我將知識活學活用，也可增進工作經驗」。

臨近訪問尾聲，我們得知Violet雖然有就業準備，但亦已獲教資會屬下大學會計學系取錄，於新學年展開大學生涯。

深明自己力有不逮　另闢蹊徑

同為高級文憑學生，Ronnie（化名）的故事跟Violet的很不同。由初中開始，Ronnie的學業成績一直落後於同學。尤其英文科，分數總是徘徊合格邊緣。「曾經幻想過成為大學生，可是升大學對我而言總是有點遙不可及。」縱使Ronnie瞭解到大學學位的重要性，但他亦深明自己力有不逮，不應強求。「既然知道自己不是讀大學的材料，倒不如腳踏實地找份自己喜歡的工作」。

Ronnie兒時的「我的志願」是要當消防員，長大後他並沒有忘記初衷，更立志實踐這兒時夢想。「我的成績僅僅達到消防員的入職要求。不過，自己覺得那時中學畢業的我，知識以及做人處事方面仍然有很多不足之處。於是，決定修讀高級文憑課程。自我增值之餘，亦是自我挑戰與磨練，希望藉此有所成長。」問及他為何選讀屋宇裝備及工程時，Ronnie的回答完全是我們始料未及的。「當時看到這個（屋宇裝備及工程高級文憑），便心想：『這科的內容未必跟消防有很直接的關聯，但也絕非完全無關吧！』至少我對樓宇結構有認識，知道哪些位置藏有喉管，不宜剔鐅。」

高級文憑課程並沒有賜Ronnie一個大學生的名份，但卻使他逐漸步近其理想職業。最近，Ronnie除了忙於應付學業，亦開始鍛鍊體能，繼續向消防夢進發。

Violet和Ronnie的經歷，說明了路，其實不止得一條的道理。重要的是同學有沒有發掘自己的興趣和理想，仔細地考慮各出路進而規劃人生。哪怕是升大學、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還是工作，只要是適合自己的，就是值得走的路。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張浚樂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http://edufrontline.blogspot.hk/)

﹕五老師﹕ 心中尚未崩壞的角落

有一個角落，滿佈著一群不正常的人，卻在做著最正常不過的事。

「我是一定不會當老師的！」這是當年我在大學畢業前跟同學所說的話。那時候，大部份同學也報讀教育文憑，但教書對當時的我而言，是一份沉悶得很的工作，每天教著學生不同的英文語法，然後下一年又對著另一班學生說著相同的話，於是我果斷的說了以上這一句。不用說，當然，我現在是一位老師，但卻不是一位「正常」的老師。

畢業後，從事了跟教書完全兩碼子的行業，那時候還是憤世嫉俗的自己覺得世界有很多不公平的事，覺得地球在某一刻就開始歪了，但還是日復日年復年的在轉，如同我的工作一樣。當時我問自己在做什麼，每天朝九晚六上班下班，為老闆賺了很多，但這跟我的生命，跟這世界有什麼關係？難道工作就是用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嗎？那這被工作賺錢維持著的生命又應如何過？我在想有什麼工作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影響別人的生命，甚至影響著世界，因此，我便開始了被我喻為最沉悶的工作。

我在主流學校任教期間，遇到不少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記得有一年我負責教一班加強輔導班的英文，即是把那級中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編在同一班，他們大部份均是有讀寫障礙的，甚至中度智障生也有，這群學生是所謂的「萬元戶」，學校可領著教育局給他們每位的萬元津貼，給他們的所謂調適就是考試時可延長時間、試卷字體大一點，但他們平日的習作及課程內容與其他同學並沒有分別。一個26個英文字母都分不清的小孩子怎去學不同類別的conditional sentence?。那時候，真的覺得自己在做著荒謬極了的事，但身邊的同業都告訴我「這是正常的啊！每間學校都是這樣的。」那麼，是我的想法「不正常」嗎？  

記得有次那班的一個男生問我為什麼他們會被編在這特別班，他們的英文明明進步了，我頓時語塞，一個十歲的小孩子已要面對大人的把戲，學習適應這現實世界的遊戲規則。於是，我花了當天的課堂教他們唱一首英文歌，然後著他們在「正常班」的同學面前「表演」，讓他們重拾那一點點的自信心。這件事當然令這班學生很開心，但我發現最不能釋懷的原來是我自己，我覺得世界還是歪了的一直轉一直轉⋯⋯又是我「不正常」嗎？

在主流學校也曾教過一位自閉生，他是個很可愛的孩子，我常被他的固執行為逗笑，他在我的課堂也很聽話，只要給他適當的視覺提示，他沒有比其他的同學搗蛋。有一天，他媽媽哭着跟我說，其他的家長也在建議她為兒子另選一間學校就讀，因為他的兒子常常在課堂騷擾其他同學，扯女同學的辮子，在課室內東奔西跑，影響其他同學上課。她覺得很困擾也很難受，我聽著聽著也覺得有點羞愧。究竟沒做好的是那學生、這位家長、還是老師自己？這群家長要做的是提供給子女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或是教子女如何跟自己不一樣的孩子相處？更可笑的是我曾聽過有老師責怪愛跟自閉生玩耍的同學，說不應該跟自閉生做朋友，我確實的不明白那學校為什麼要收這位學生呢？就是為了響應教育局的融合教育嗎？就像把一群螞蟻放在森林裡，說是為了讓牠們學會適者生存，但卻忘了教牠們求存的技巧，那談什麼共存呢？他們需要的不是錢，是愛跟接受。

總會有些家長還未能接受自己的子女在特殊學校學習，覺得提供了一個「正常」的學習環境就能讓子女「正常」過來，智商有一天會沒那麼低，自閉或過渡活躍的情況會有改善，然後就把他們安排入讀主流學校。沒錯，融合教育是很美好的做法，但在現今的社會，特別是競爭這麼大教育制度這麼不完善的香港，當成人也沒法接受社會上不一樣的人，他們真的有方法令小孩子接受他們嗎？校長或老師真的可把公開試和收生情況都放在一旁，在課程及訓育上為這群學生作一些調適嗎？不要說沒受過特殊教育訓練的老師，即使是我自己，我也沒信心可返回主流學校教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制度沒有把他們列在服務的範圍內，老師沒能力及空間把他們放在心上，環境沒法子提供他們呼吸的空間，他們想辦的不過是一所「正常」的學校。

那段期間，慢慢發現自己再不是在一間學校當一個老師，而好像是在一間上市公司的市場部工作，想法子為學校爭取更好的收生；有時候又像在設計部工作，把學校裝飾得美輪美奐，吸引來校參觀的人；有時候又像是在營業部工作，要為公司取得更好的銷售量，幫助學生取得更好的成績（但不代表學了更多的知識）；有時候又像是在客戶服務部工作，儘管面對的是無理的家長，也要跟從他們的方法寵容子女；更難受的是當個普通的文員，純粹打一頁又一頁的文件。慢慢地，大部份時間都花了在未來的學生或是學校的未來上，那現在的學生呢？我明白在現今香港的教育制度下，這是每間學校都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因為要生存才可以談理想，可是，為了未來的前景而犧牲了當下就在眼前的學生，我覺得很諷刺。我記得那時候常聽到一首歌，當中的一句「當人心變成市場／當市場變成戰場／戰場埋葬多少理想」常在我腦海裡，所謂的全港性系統評估，說穿了就是比拼一些讀書及考試技巧，每天放學或周末補課就是為了學習如何取得好成績（但不等於知識多了），也許這些都是平常不過正常得很的香港小學運作模式。那樣，我寧願「不正常」了，於是，我離開了主流教育界。

還記得我第一天踏進特殊學校的校門，就覺得我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般。在這個世界，人與事物都很簡單，十多歲的高中生會為老師的一句「唔啋你㗎！」而說聲「唔好！」然後乖乖做好自己。自閉生雖然也有很多頑固的行為，但他們的固執跟說話的直接有時候卻是最逗人喜愛的原因之一。我不禁問為什麼他們在主流跟特殊學校受到的待遇這麼不同，像是身處天堂與地獄的分別？在主流學校，他們被嫌棄被隨便放在一邊，被責罵還好，要不就被當作透明；在特殊學校，老師都把他們當作一個可愛的嬰兒，會拖著他們的手哄他們。

入職了特殊教育的行業後，有機會跟主流學校的老師作一些交流，那一刻才發現原來部份主流學校的老師是有多抗拒特殊學生，當然有部份老師還是很想多了解他們幫助他們的，可是學校的工作量跟發展方向未能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去照顧這群學生的需要，令我更感觸的是，我看到以前的自己，突然覺得自己過去好像做了很多錯事，從前的自己不也是跟他們一樣，不斷要學生努力讀書，放學留學生在校做功課温習，花了很多時間及精力在他們的學業上，但其實同時我又剝奪了他們多少的童年生活。我不斷在提供既平常亦「正常」的教導跟生活給他們，難道這就是真正的教育？

我年資尚少，沒有足夠經驗跟資格去批評本港的教育，也沒法改變世界，但是，至少我不希望自己是令世界歪了的那一位，也不希望大家所說的正常教育都遮蓋了那個沒有人看得見的「不正常」角落，那個角落裡也有著一群等待我們去教導、去愛、去幫助他們發揮自己、去令他們相信天生我才、生而平等的一群人。難道這些都不是教育都該有的信念嗎？為什麼要在特殊學校裡，才可以給予我認為最「正常」不過的教育？

沒錯，跟我在剛畢業時所想一樣，如果我是一位「正常」只教文法的老師的話，當老師是很沉悶的。我想上天都給了我們每個人一項在世上的任務，給了我們不同的恩賜，要我們好好在自己的崗位上作自己能力可作的事，從而令世界變得更美好。如果特殊學生都只能躲在世上沒有人見到的角落裡，而剛剛上天讓我們有能力看得到他們，那我們是不是該好好珍惜這個恩賜呢？也許，你也會在某個位置看到這個角落，你也會願意跟我一樣做個「不正常」的人嗎？

我記得那首歌最後是這樣唱的：「至少在我的心中還有個尚未崩壞的地方／孩子一樣／不肯腐爛的土壤」。

趙永佳:「往富足之路」——來自哈佛之啟示

2014-03-21 明報  觀點版

最近政府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與特首的施政報告，都對職業教育有所着墨。人口政策諮詢文件重申職業教育與訓練對本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提出職業教育是傳統學術課程升學途徑以外的——而不是次等的——選擇。

其後的施政報告就更進一步，提出以職業教育令就學與就業接軌，並成立職業教育專責小組，邀請職業訓練局制訂策略性校園發展計劃，以提升職業教育的形象及質素，更訂定4 項短期措施協助青年作出生涯規劃和加強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無疑被「非主流化」

政府近年來雖然並未有放棄在職業教育體系投放資源，但在教改過程中，職業教育卻無疑被 「非主流化」，高中課程強調傳統學術科目，以完成中學文憑並繼續升學為主要目標；大專教育亦開放社區學院成立並提供大量偏重學術的副學士，而非着重職業發 展的高級文憑。因此，在新領導班子上台後，正式並正面地重申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可算相當有象徵意義。

不過，香港的「升學主義」根深柢固，推行大規模職業教育，或只是在主流學校中加入職業導向課程，同樣困難重重。施政報告一出，就有教育界人士提出異議，認為年輕人在未完成12 年基礎教育便要為自己未來作出職業決定，可能過早，而職訓局開辦課程招收中三畢業同學，又可能是走已消失的職業先修學校或工業學校的回頭路。此外，很多家長和同學也好像覺得升讀大學才是「正途」，職業教育彷彿只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我從來不是政府政策的代言人，對施政報告的教育部分也寫了一篇長文來「查找不足」，但這次我卻大力贊成加強職業教育，原因是「遲到好過冇到」。不過正如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一語中的，重點問題是如何改變公眾對職業教育的既有看法。因此在這裏，我希望借助美國教育重鎮哈佛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來協助大家明白為什麼在歐美各個先進國家，到了21 世紀，幾乎都不約而同地重提職業教育培訓的必要性，並全方位地鼓勵青少年在傳統學術課程以外，嘗試考慮職業導向課程。

大力贊成加強職業教育

這份題為《往富足之路》（Pathways toProsperity）的報告，為哈佛教育研究學院在2011 年發表，並配合一連串活動來推動報告內建議。報告的出發點是所謂「被遺忘的另一半」（The Forgotten Half），意指在美國社會中超過一半未能升讀大學的年輕人們，因為在2006 至08 年間，只有40%年約27 歲的年輕人達到副學士或以上的學歷。報告認為在這樣的現實之下，奢談「人人讀大學」（College for all）的理想而沒有加強職業導向課程是會「注定失敗」。報告嚴正詢問美國社會大眾，對於近六成未能取得大學學位，甚至副學士學位學歷的年輕人，他們的出路又會怎樣？美國社會是否能為他們裝備學歷資格以好讓他們能全面投入社會？

《往富足之路》報告進一步指出美國大量學生從中學或大學中輟學，其中一大原因在於美國教育制度過分重視傳統升學主義，把努力念書升讀大學作為唯一目標，而不是為青年學子提供一套多元化升學和就業的路徑與藍圖。因此，他們看不到每天在課堂中所見所聞與他們的將來有何關係，喪失向上動力而放棄，尤其是低下階層子弟更為明顯。報告認為美國應該取法歐洲大陸的「雙重系統」（Dual System），結合部分時間制的學徒式訓練與學校課程，從高中開始就為接近一半或過半的青年人準備他們的職場生涯。

報告雖然指出美國的國情不同，不能照抄歐洲模式，但仍然堅持美國應該汲取部分歐洲職業教育的元素，來打造美國自己的新制度，而其中有3 點最為重要。首先，報告認為，美國步向成功的新道路必須要放棄既有單一進路升讀大學，並在高中專注傳統學科以準備升學的觀念。因此，從高中開始，社會應該為年輕人提供一套多元升學訓練就業的進路體系。升學與準備就業其實並不相悖，重要的是，不同的進路之間必須要相通，年輕人應該可以隨時在中途改變主意「轉車」，而並非被鎖死在某一條進路。在強調為職場準備的同時，報告並沒有貶低傳統學科，尤其是語文、數學等基本能力。在多元進路以外，報告敦促僱主們應該在教育和職訓系統扮演更重要角色，而非一如以往把責任丟給學校與老師們。僱主應該從不同渠道，以不同形式參與課程設計，制定水平，並為青年人提供意見，及大量實習機會。不但職業導向學校應該和僱主合作，而且普通文法學校也可以通過和僱主協作為同學們提供工作體驗機會。

哈佛大學研究報告

最後，報告覺得要成功解決青年人升學就業問題，美國社會更需要再走前一步，和年輕人訂立「新社會契約」（New Social Compact），社會各界不應再將年輕人的升學、就業的成與敗視為個人行為，而應將之作為社會責任。契約的最重要精神，在於為所有20 來歲的年輕人提供足夠的教育與訓練來讓他們應付將來的需要。當中最重要的是高中階段，因為年輕人如未能完成高中的代價最大，而能完成高中者亦應在中間累積足夠和職場相 關的經驗與訓練，好讓他們進入勞工市場或繼續相關培訓。社會各界必須明確給年輕人一個信息，就是他們的生涯規劃與升學就業問題，需要他們自己（或和家人一 起）思考作決定，但不論政府、學校、志願組織、企業、都會和他們一起籌謀，為他們提供支援，而不會讓他們孤身上路。回頭看香港，報告描述的是美國的情形， 但我卻看得心驚膽顫，因為香港雖然中學輟學率比美國低，但大學學額比美國也要低得多。因此更多香港同學在中學畢業後，同樣面對美國年輕人的問題，沒機會升學，但卻沒有任何和工作相關經驗與資格來面對職場的挑戰。本港的青年失業問題愈見嚴峻，真的是年輕人自己不長進，還是因為我們沒有和他們一起好好準備？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要重新檢視職業教育，尤其是高中階段的職前教育的功能與制度。施政報告的一大問題，正如有評論所言： 「有措施但沒政策」，它雖然重提職業教育，但卻有意無意之間還是把職業教育邊緣化，例如提出以職訓局為主推動高中職業教育，不但觸動面對減派壓力下的文法中學的神經，更是令人覺得沒有把職業教育融入主流的打算（雖然這未必是政府的原意）。

個人認為，未來職業教育的主體，必定是一般學校，職訓局擔當的是輔助、推動角色，但文法 中學也應該檢視它們同學的需要與生涯規劃，在傳統學科以外加強職業導向課程，甚至是工作體驗計劃。政府也要加強投放資源給有意推動職業導向課程學校，尤其 是增加輔導老師和社工的數目與職能，好讓同學在高中階段，已能開始思考將來的進路問題。


我們對職業教育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亂髒髒的 工場、充滿機油味道的車間，和滿面油污的同學。然而，《往富足之路》提醒我們，這麼多年下來，職業教育的面貌其實已經是煥然一新，比方在強調職業導向的學 校，對同學的公民教育、傳統學科、甚至是整體個人素質的培養，在有完善規劃和配套下，也可以做得很好。不要誤會，我不是說高中就是「功利地」要為就業做準 備，職業教育也不是什麼能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而作為大學教師，我也覺得有更多同學能升讀大學更好，政府更應增加大學資助學額。但事實是，香港的資助學額只是適齡青年人的18%，就算怎樣增加，我們也不會是「人人讀大學」，就是要求多數青年人讀大學也未能到，因此 完善全面規劃年輕人的多元進路體系，不能再拖。介紹《往富足之路》，不是要用哈佛來吸引眼球，而是這份報告確實是簡潔、直接、易懂。希望它能令社會大眾能 對年輕人在主流學術課程以外的種種可能性，能重新認識和討論，以期為他們鋪平不同的進路，以求真正「讓年青的，各展所長」。

趙永佳 ﹕ 一本童書的兩種公民教育解讀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16日

年初二陳惜姿在明報專欄中介紹了一本繪本《團圓》。同時，又收到她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公民教育小書單」，拿來一看，赫然發覺《團圓》不在其中，按捺不住要做「架両」，要向他們推薦本書，因為這不單是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而且對今天香港而言，它的公民教育意義非常豐富，我們最少可以從兩方面來令小朋友思考本的「教訓」。

本書作者余麗瓊和插畫師朱成梁都是南京人，但本書中文版是由台灣信誼基金出版，而且來頭甚猛，不但獲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為第一屆（2009年）「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其英譯本(“A New Year’s Reunion”，Candlewick Press)更厲害，被《紐約時報》評為2011年十本最佳兒童繪本之一。

本書主角是四歲的小女孩毛毛，她的爸爸在外邊打工，一直在「在外面蓋大房子」（作者爸爸也是長年在外的建築師），和大部份內地出外打工的人一樣，每年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到家裏。本書並不「催淚」，起初描寫的都是毛毛和爸爸一家團喜氣洋洋的場景。到了最後，爸爸也只是靜靜地給毛毛一個「抱抱」，然後最後一幕，已是毛毛和媽媽和去得遠遠的巴士揮手。為免「劇透」太多，書中情節就不多講。

孩子們看過了之後，其實可能未必有太大感觸，只是被書中好像傳統年畫般色彩斑斕的插畫及充滿童趣的情節吸引，反而大人卻會正如一位山東的母親所說﹕「有一點點心酸」。作為爸爸，我也會自動「對號入座」，想像自己如果整年都要在外工作，只有春節才能回家幾天的心情。當讀到毛毛一覺醒來，看到媽媽（在插畫中）一邊抹眼淚，一邊幫爸爸整理行李時，也會有點「眼濕濕」。

作者說她本來只是希望寫她的父親的故事，但無論是80後作者的父親母親，還是作者她們這一輩，其實都有一大批人在外務工的經驗。好像2010年，官方數據就指有1.53億人在中國在家鄉外打工，而全國父母在外的留守兒童更達到5千8百萬人。所以在中國，本書被大部份讀者看成是時代的描寫，毛毛的爸爸就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父親的代表。老美的看法也是一樣，《團圓》在美國也被介紹為一個「農民工與親人團圓的故事」，而英文版最後更補上一個說明﹕「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中國有超過1億農民工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裏才能和家人團聚。」

《團圓》是一個感人的兒童故事，但對香港人而言，「出外打工」常年不見，除了在九七年前移民潮中的「太空人」現象外，卻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經驗。不過，我們卻有超長的工作時間，港人家裏的「留守兒童」，雖然不會整年見不到爸媽，但也可能會到周末才能和他們說話、遊戲。從這點出發，香港的小朋友可能才會有所共鳴。

雖然能讓我們珍惜和親人在一起的時間，但我覺得本書最重要的還不是有關我們自己，而是能讓我們認識中國。我常認為，最佳的國民教育，就是讓孩子們全面認識真正的中國。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其實可以並行不悖。我還記得我家老二對內地人的印象，以前一向只有是在香港揮金如土和在深圳主題公園不斷插隊的人。但當他中一那年參加了一個服務團去了廣西一個農村「義教」之後，他才察覺到原來在這些「定型」以外，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原來也可以很真誠，很可愛。

如果我們的為政者和愛國團體，不是諸多顧忌，而是設計活動讓孩子們通過近距離接觸內地來認識真正的中國和並非樣板的內地人，我們的國民教育不用洗腦，不用濫情，也會有效果。因此，本書的第一重公民教育的意義，就在於能讓我們（不論大人細路）認識內地人其實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一樣深愛家人，一樣會拼命工作來令家人過好日子，和家人別離時還是會非常傷心。就這樣，我們才能感受到，「中國」人其實並不全是「土豪」、「強國人」。能讓孩子認識這一點，當然勝過所有紅色洗腦團。

除了認識中國之外，個人覺得《團圓》在今天香港社會的脈絡下，還可以有另一層公民教育的解讀。前面提過，我們沒有大批長年在外務工的人，但有整天上班的家長。大部分陪伴這些香港「留守兒童」的是誰？有些家庭是祖父母，但更多的可能是外地家傭。

今年大年初一，在我家工作十年的Auntie（孩子對家傭的稱呼）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今年十歲，由Auntie一手帶大，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釆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大力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我們常對孩子解釋，Auntie家中也有孩子，其中女兒和老三的年紀相若，她來香港照顧我們一家，為的是令她的孩子們能過好一點日子。我們對Auntie，不但要常懷感激之情，也要明白她的家人也是在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媽媽。我們在Auntie出發前，也和孩子們解釋，她到加拿大工作，不是因為不愛他，而是因要兩年後，她就可以把女兒接到加國念書，一家團聚。

這本書正好令孩子們感受到，父母長年不在的孩子們的心情，和Auntie每次假期結束時和家人道別的情景。他們不一定會和父母有別離之苦，但通過毛毛的故事，他們大概能稍為領會到自己的「姐姐」們和她們在菲律賓、印尼、甚至孟加拉家中孩子的心境。年紀稍大的青少年(如我們十四歲的老二)，我們也可以和他們討論人生抉擇的問題，如媽媽必須要到外地打工，家裡才不會捱窮的話，他們寧願捱窮，還是情願和媽媽分隔兩地？很多「港孩」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同理心和覺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當然」。《團圓》會令他們感受到「幸福並非必然」，而且書中的情節、情感，其實在他們身邊都會發生，應該會幫助他們以不同角度感受生活和「發現」中國。

我們的公民教育，除了反思我們應該成為怎麼樣的中國人之外，也應該是世界公民教育。《團圓》正如是一本書滿足了我們兩種願望，在此誠意和大家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