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讓孩子愛上中史吧！

【明報】2017年1月9日

最近我為港台寫了一篇「香港家書」（2016年12月31日），以我小兒子（中一）的經驗，來帶出幾點我對教育與身分認同關係的看法。「家書」的篇幅很短，不容許把來龍去脈說得很清楚，因此驟眼看來我好像是「反對中國歷史」。在這裏，我希望再次重申，我絕對支持中學、小學加強歷史教育，包括中國歷史。

現中史教育過分注重史實記憶

我中史的啟蒙老師是預科時的毛sir，當年讀的是教會學校，但他的第一堂課，就是「唯物史觀與英雄史觀的分別」，後來更介紹了金耀基（我後來的老闆）的《從傳統到現代》。在中六暑假，我差不多花了兩個月來讀內地有關「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論戰的學術文章。當時在他的鼓勵下，我還當了校內中國歷史學會主席，搞了一次聯校中史問答比賽。我在高考時同時念中史、西史，後來進港大時雖然在家人壓力下選了社科，但在主修社會學之後，還是對歷史問題較有興趣。我現在雖然不是專業歷史學者，也可算是「發燒歷史宅」。

加上太太也是主修歷史，因此我們對自家孩子的歷史教育，還是相當關注。不過，從他們小學開始，我發覺現在的中史教育，還是過分注重史實記憶，而不是分析角度與提升興趣。課程傾向在短時間內教授大量史實，並在考評中測驗學生是否牢記。其中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內容的深度和廣度都未必是中學生、小學生在某階段能容易掌握，令他們讀起來吃盡苦頭。

回歸後中史承載兩種任務

從自家孩子的經驗出發，個人愚見認為回歸後中史科同時承載了兩種任務，首先是學術知識科目，其次是國民教育。一方面，通過歷史科，我們要教授的是歷史知識與史學方法與能力，重點是中國歷史作為一門學科。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年輕人通過研習中國歷史，加深對中華文化的了解，也建立他與中國的聯繫與感情。現在的中史科，可能太着眼於知識與能力的培養，而未能協助同學發展對中國的情意與感受。我在小兒的教科書中，也找到以「夢見周公」與「烽火戲諸侯」等典故來提起同學對春秋戰國時代歷史的興趣，但因為課程內的知識量太大，孩子根本沒有餘裕來細看這些不太重要的「掌故」。

小兒學校中史獨立成科，但世界歷史就併入綜合人文科教授。他的假期家課就是選取一個世界不同地方的歷史地標，來製作一個立體模型，因此他這幾天就足不出門，以紙板來製作一個瑪雅文明時代的金字塔。他上網研究之後，還喜孜孜的告訴我，有關它的蛇神傳說，和它四面的樓梯是有365階，每一階代表瑪雅曆一年中的每一天等等。我們可以想像，中史科在教完秦朝之後不是以測驗來評估對史實細節的記憶，而是以製作一個萬里長城（或兵馬俑）模型來代替嗎？又或者春秋戰國史要同學口頭報告一個戰國時代的大將？（順帶一提，他的「偶像」是日本動畫Kingdom中的秦朝大將李信。）

我也找來初中中史諮詢稿中的建議課程大綱，從「用家」角度閱讀，也覺得課程修訂的方向——「學生為本」、「古今並重」、「培養興趣」——等看起來都很不錯。我尤其喜歡課程不以「斷代」為單位，「而是化繁為簡，將多個王朝組合為不同的歷史時期，確定學習重點，讓學生理解不同時期歷史的特色」，例如隋唐就是國家的擴展與開放的社會。唯一有保留的是中三花整年來讀20世紀中國，真的有點太沉重，不知道同學的反應會怎樣。

我也留意到社會上對新舊課綱的異同和呈現的所謂「大一統史觀」頗多討論，甚至懷疑背後的政治目的。不過，我們從家長角度考量，認為無論將來孩子「愛不愛國」，他們也必須要認識中國；將來需要去內地（或外地）工作時，和內地同事一起共事應該要沒有問題。這只是很功利的角度，不需牽涉愛不愛國、有沒有國族認同的問題。而且如果課程嘗試「洗腦」，今日的同學根本就會自動「轉台」，甚至「熄機」，我們毋須太擔心。

課綱「指導意義」或太強

我更關心的是，孩子讀起來的效果怎樣。我覺得現在初中中史科其中一個問題，不是課綱如何寫和細節上的差異，而可能是課綱的「指導意義」太強，再加上教科書也對教學影響很大，令到學習內容太深太廣。在香港，「官訂」課程一旦出現，裏面的所有課題都彷彿必定要教完，教完又必定要考。這可不是個別老師的問題，而是整體氛圍。

我相信無論新舊課綱，如果要在建議的課節內教完華夏文明的起源至春秋戰國（見表），就必定要在短時間內讓學生「學會」大量的史實，不嚇壞他們才怪！我不知道，現在初中中史科的老師在選取、剪裁課程上有多少空間。會不會有老師可以先介紹中國的民族神話，很快就跳到春秋、戰國集中討論某些課題，然後在測驗或習作中不是評估他們對史實的掌握，而是測試他們對該段歷史的理解與興趣？

又看到有些評論，對新課綱刪減了不少內容表示擔憂，認為可能影響歷史學習的系統性及完整性；此外，如果不能涵蓋所有內容，而有所取捨或略教，又擔心老師無所適從，不能保證學習成果。我贊成要每周有兩節來教授中史，但課時是不是只用來保證完成教授所有課題？同學的負擔和興趣又怎樣考慮？究竟是不是一定要「教完」？怎樣才算是「學會」？學校和前線老師又能有多少自主性來剪裁課程？人們很怕學生讀中史囫圇吞棗、「水過鴨背」，但老師可以像IB（國際文憑）課程般選取某些課題，來深入探究而不是全面涵蓋嗎？這些問題，都不是課綱可以「寫死」、老師跟着做就可以，而需要學校和老師的專業判斷。

我不是歷史專業，也沒有中學授課經驗。初中科的中史，究竟要如何教、要有怎樣的教學效果，又如何能不「趕客」及培養同學對中國的認識，我希望科目專業的朋友能多發表意見，讓我等「外人」能了解科目的運作與理念。我完全同意，學科的發展必然要以學術指導、專業為本，既尊重前線老師意見，又要照顧同學的興趣、能力與社會的需要。我這裏只是提出一些「外行」用家的看法，希望各位「行家」能開導、指正。

盼由認識發展出感情

我一向強調，不一定是教育制度出了問題，才令現在的年輕一代的身分認同向本土「轉向」。社會上的爭議和政治事件和媒體的信息，有時比課堂上的授課影響更大。我的着眼點其實也只是希望孩子和年輕人能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從而對中國也能由認識發展出一點感情。我不認為中史科應該或能夠擔負大部分這樣的責任；但既然要教中史，又希望它對身分認同多多少少起到一些「平衡」作用，我們應該就這些問題多加討論。

讓孩子愛上中史，是我這個「歷史宅」爸爸在新一年的願望。

趙永佳：又是通識惹的禍！

明報觀點版 2016年12月19日

http://www.pentoy.hk/又是通識惹的禍！/

今時今日，要撐教育局，並非容易，「TSA」、「國教」等都是惹來大眾批評的政策。不過，我們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天我要做的，就是「撐一下」教育局在教育改革「大業」中「重中之重」的通識教育科。因為最近，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後，接連又有知名人士對通識提出批評。

首先，是曾鈺成先生在報紙專欄指出，通識雖然原意是培養學生獨立、批判思考，但「片面強調思考、批判，忽略了全面、準確地掌握事實的重要性」，「鼓勵了學生只憑一知半解，便對複雜的問題妄下判斷，並且以「獨立思考為名，拒絕聽取跟自己想法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未經窮根究底的獨立思考，不可能得出真知灼見；其實只能人云亦云」。

幾天後，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教授在畢業典禮上致辭，也花了不少時間來闡述他對通識科及教育改革的看法。首先，他認為通識科「實施不當」，出現了意外的「變數」，「有些教師承認正是因為通識科過分強調爭辯，而以價值和道德為基礎的明辨是非、分別對錯，已不再是學習主要目標。這樣做法是鼓勵學生在沒有道德與價值指導下進行爭辯。連大是大非的問題，亦可以因觀點與角度而變成灰色地帶。於是，連「非暴力」等核心價值，亦可以選擇性地任意踐踏。」

兩位都是教育界的先進，他們的意見自然比一些不懂教育人士對通識的批評更值得重視。兩位的看法發表之後，有通識科老師和團體已作出回應，嘗試澄清一些對該科教學上的一些印象。我不是前線通識老師，但作為長期參與通識科規劃工作的半個「圈中人」，我是歡迎善意的批評。曾校長在文章發表當天，在港大發言時也補充了「若取消通識科」，「等於維護愚民政策」，並指若有人頑固地認為青少年不應接觸政治，「就是把頭埋在沙裏的鴕鳥」。

通識由2009年面世至今，經歷了7年時間，迎來了五屆考生，其實還是新生事物，自然不會完全沒有問題。去年通識進行了中期檢討，我和許承恩老師在明報發表了「通識科中期檢討、檢了些什麼？」，也提出一些我們看到的問題和希望見到的發展方向，其中也包括了黃教授提出的知識基礎問題，但我們也提到了減輕老師和同學負擔，課程的刪減，公開試的考評問題，甚至是「圈外人」沒有太多人留意到的同學間能力差異問題。要讓通識科這顆幼苗茁壯地成長，風風雨雨不能避免，善意批評也是通識科社群與持份者向前行的動力來源。

不過，從宏觀角度看，從來在討論通識科的問題時，我們都比較容易誇大了它的影響。曾校長和黃教授，都是從一些他們在年輕人當中觀察到的問題出發，然後推斷為通識科讓年輕人變得偏頗。我們都明白，兩位的着眼點，應該是少數在社會政治議題上，和他們立場不同，又較激進的年輕人，而不是所有，甚至是大部分的年輕人。那些青年社運領袖是否有他們指出的問題，我不願置評，但我在過去幾年在幾項研究中，接觸了大量相當普通的年輕人，就真的不覺得他們有「禮崩樂壞」，甚至任意踐踏核心價值等傾向。無疑年輕人在很多事情上面，和兩位，甚至我，都有不同看法，但卻不見得是罔顧事實，「為拗而拗」。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每年6萬位修讀通識科的年輕人當中，可能有一千幾百有他們觀察到的問題，那麼又是否反映通識科讓98%的學生明辨是非對錯？

事實上，那些熱心投入社會政治運動的年輕人，在所有同齡人當中，都是「異類」（outlier），或有他們個人的經歷。要和某一個別科目拉上關係，是有點牽強。近年我也聚焦研究通識科對同學社會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發覺科目大抵上只是令同學開了眼界，對社會事務增加了關注，確實沒有把某些價值「塞進」了他們的腦袋。

我們訪問了很多有較激進立場的年輕人，只有極少數表示通識對他們有很大影響。他們的政治立場，很多其實是從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中接觸到，更反吷了社會對一些重大爭議的撕裂。我們要知道，今天年輕人在修讀通識之前，不一定是白紙一張，而可能從學校、課堂之外獲得了不少基本政治、社會態度與立場。我有一位舊學生於中五通識科教授「現代中國」單元的時候，想知道在沒有任何教學前，同學對中國內地有什麼認識或印象。於是，他要求同學將對中國所有的認識或印象記下，形成腦圖（Mindmap）。結果顯示新一代對中國的認識並不一定在中學或學校形成，且形成的時期也未必是高中階段。因為很多腦圖中出現事件皆是他們年幼時出現的，如北京奧運、四川地震、毒奶粉等，都在2008年發生，他們當時都只是初小學生。

更重要的是，同學們也告訴我，通識課上的討論，很多時會令他們更全面地理解了社會上的爭議，反而會改變了原來「偏激」的看法。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與其說通識科令同學們的價值觀出現混亂，倒不如說它迫使他們審視自己的立場，評估別人的看法，再平衡利害，方才決定自己的行止。

在現時這種大環境下，通識科和老師們的角色可能更重要。確實，什麼時代的年輕人（包括我年輕時）都不會輕易改變自己，而跟從「大人」們的立場。單方面向年輕人「灌輸」、「宣告」某種立場，對他們相信起不了什麼作用。在現今這個高度撕裂的香港社會，不光是年輕人和「成年人」，就算是「大人」當中，對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也可能持不同看法，而不是鐵板一塊。

透過通識科，我們可以和年輕人放開討論爭議性問題，再「因勢利導」令他們明白看事情總是不只有一個角度，一種回應。當然如果我們有不同意見，不一定可以折服同學們改變立場，但作為老師最後也應訓勉同學們深入探究，多方了解，才再作定論。除了通識，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其他科目，在目前的課程設計及空間之內可以做到這工作。

此時此刻，其實我們更需要通識科。曾、黃兩位的意見，正好說明本科備受各界重視，也是提醒通識社群要不斷聆聽不同意見，檢視教與學的實踐，並探討如何在課程修訂教學支援、專業發展各方面來自我完善，以使通識更能做到課程的目標，令青年人更能面對時代的挑戰。反之，輕易的諉過通識科，更不利於社會反思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及過去幾年政治爭拗、動員對青年人的影響。

趙永佳 何美儀 ： 學習的理由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10日

「學習的理由」是台灣青年導演楊逸帆從十四歲開始拍攝的紀錄片。他以身邊的幾位初中三年級同學應考台灣「國中基測」（台灣升高中的分流試）的過程，來反思教育的意義。他細緻的描寫了在台灣（和香港一樣的）瘋狂考試文化下，學生是如何會迷失自己，單純「為考而考」，完全忘記了「學習的理由」。

去年教育大同更為這套片辦了一個放映會，逸帆更親自來港現身說法。和逸帆的偶遇，是我們在香港尋找教育意義的旅程上的重要轉折點。從影片中，我們清楚的看到青年人是如何被主流教育制度折磨，又產生怎樣的惡果。這印證了我們在自己三個小孩身上所獲得的教訓，也令我們知道自己並不是怪咖特例，「古怪」的其實是教育制度。

老三品性純良，但讀書資質平平，因此我們為他找了一家在附近公共屋邨的小學。當時「雙非」問題還未出現，該校和很多新界小學一樣，都有殺校的風險，但它卻以關愛學生，並能包容學生能力差異，在區內相當有名。在該校他渡過了還算愉快的兩年，我們也積極參加了學校的家教會，在校內推動親子英語閱讀風氣，並和其他家長一起成立了一個「有聲書圖書館」。

但好景不常，到了三年級，原來的校長跳槽去一家更大的小學。新校長到任後，就開始「整頓」學校的課程，調整功課量，更增加了補課班。我們向老師了解，才知道新校長因為學校的TSA達標率低，被分區教育主任「查詢」，因此銳意要改革學校。當然我們覺得是晴天霹靂，因為校內同學，多是低下階層，也有特別多的SEN（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以「催谷」的方法來提升成績，只會打擊他們的信心，令他們喪失學習的動機。於是我們通過家長校董代表，和其他途徑，來與校長溝通，希望她收回成命。但無論我們如何游說，她還是一意孤行，並開始整頓她覺得不服從命令的老師。最後，我們一班家長只有集體轉校，希望另尋一片淨土。

同年，老三參加了小三TSA，我們因此初次感受到應試的壓力。以前老大、老二雖然都有考TSA，但學校都沒有特別準備和操練。但在新校長治下，補充練習和補課陸續有來。我們把他的補充練習和去年的舊試卷一看，乖乖不得了，發覺完全不是他能應付的水平。於是也找了第一屆TSA（也是老大那一屆）的試卷來比較，發覺無論試卷的深度、長度都比以前不可同日而言，才開始明白，新校長為何要通過操練來為他們準備。

經此一役，我們省覺到，TSA是如何令一間好端端的學校走上催谷和操練的邪道。我們跟着把老三轉到另一家在區內也不算程度很高的屋邨小學。轉校之後，才知道「中伏」，學校的功課充滿TSA的影子，TSA補充練習和補課也是指定動作。在那年，老三每天回到校門口，就會覺得頭痛，每天的第一堂往往都要在媽媽陪同下在醫療室度過。向老師請求，為他「調適」功課量，老師的回應是「趙太，將來他要面對的壓力更大，請妳不要逃避！」趙太在聽到之後，就知道除了再轉校「逃避」之外，便沒有其他辦法了。

其後，我們在再三打聽，再去叩門找到另一家區內功課要求真的不高的小學。同時，我們認識了其他小學教育界朋友，老媽也通過一些家長小組認識了其他家長，方才明白到，和老三同樣的故事，其實是不斷在基層小學中重複。老媽的專業是英語教育，於是也找來了中文、數學專業的朋友，再仔細的分析TSA的試卷，發現同樣地在過去十年間，深度、長度也增加了不少，而且不少的題型也是很有問題。就以試卷的長度而言，小朋友不經過大量的操練，根本沒有那種在短時間內，回答大量試題的應試技巧。

因此，我們成立了TSA關注組，聯絡教育團體、政團、關注兒童權利的組織，又加入了「教育大同」等的家長組織，希望令社會人士認識TSA的真相。一直，我們都是「講多過做」，以宣傳、家長教育為主，並沒有太多對抗性行動。但到了今年，因為個別臉書群組中暴露了更多有關初小同學家課的殘酷現狀，令家長的情緒很快升溫，並有多個要求取消小三TSA的群組出現，其中並在短時間內得到逾四萬人加入。

由開學到現在短短幾個月間，香港對TSA的關注，可謂突飛猛進。雖然教育局和支持TSA的個別專家們，堅持操練問題的根源不在TSA，拒絕家長要求先暫停小三TSA，再全面檢討制度的要求，但我們感覺到，議題的發展，已走上了不歸路。政府沒有全面與果斷的回應，似乎已不可能平息家長及其他教育界人士對TSA的質疑。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說暫緩TSA會令學校失去一把「尺」，難以量度校內學生相對全港學生的學習進度。不過，現在問題正正就出在這把尺之上。因為TSA是以一套單一標準來評價所有學校，所有同學，抹殺了他們之間的差異，而這把尺更已變異為一隻大魔獸，不斷蠶食正常的教學與課程。結果是，主流教育系統內根本無法做到因材施教，沒有真正的多元，家長們根本沒有真正的選擇，。

選擇與多元有何重要？這點我們從逸帆身上可以看到。他的中學教育，都是在宜蘭人文國中渡過。宜中是一所另類實驗學校，以適性教學為理念，獨輪車、戲劇、舞蹈和語文、數學一樣是主科，專題報告也代替了紙筆測考。在完全沒有分數與操練的壓力下，才能培養出逸帆身上所體現的創意與熱情。香港在小學階段，還是有自然學校一所另類小學，但中學就完全沒有了。我們的學生有些被測考打敗，被標籤為失敗者，另一些雖然是考試制度的「生還者」，成功擠進了大學的窄門，但我們所見，他們卻是基本能力（這是對TSA最大的諷刺）薄弱，除了少數人外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學習的年輕人。

我們得承試操練與壓力是港式教育的「共業」，不是單一因素做成，TSA也不會是我們的唯一教育問題。但它卻是我們現在壓抑學習動機，異化小學教育制度的其中一個「主犯」。把小三TSA推倒，我們才能重建一個能讓小朋友按照他們不同的能力與興趣，回應家長不同的教育期望的真正多元、有選擇的教育制度。

學習的理由官網：http://www.reasontostudy.org/

趙永佳 何美儀﹕ 休學優學－孩子慢慢來 踏上「優學」路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9月13日

(Facebook:優學體驗年 Gap Explorer)

我家老三剛慶祝了十二歲生日，原來今年要升中，但我們作了一個相當「破格」的決定，就是要讓他休學一年，「在家自學」，明年方才回學校復課。

首先要解釋的，當然是「為什麼」？究竟為什麼我們要讓老三向學校請一年假？是否就是讓他放一個悠長的「真假期」？

我們有三個孩子，都是男的。作為老么，他在家中都被當作小孩看待，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好像很小。他長得胖胖的，有點「baby fat」，個性率直、友善，有時候真的是有點「天真可愛」。

讀幼稚園時，他的呼吸道出了點問題，喉管有地方發脹，所以呼吸不暢順，造成腦部有點輕微缺氧。醫生說他的腦部發展可能會比人慢，動了手術後應該可以慢慢追上來。

為了可以讓他慢慢追上來，我們為他選了一家每級只有三十人左右的屋邨小學。當時我們的「逆向思維」是，這種「一個也不能少」的學校，應能夠關愛、包容能力有差異的同學，再加上那間學校的校長，在教育界當時是少有名氣的「愛心」校長，也有新思維，於是我們就打算讓他在那裏先把小學念完。

後來「好景不常」，原來校長跳槽，新校長大改學校的辦學路線，無論功課量，學術水平的要求，都大大提高。再加上大批資深老師辭職，我們就覺得「君子不立危牆之下」，走為上著，於是在小四決定轉校。

當時我們的「如意算盤」也是在主流學校中間「淘寶」，再找一間沒有名氣但以關愛出名的屋邨小學。不過，轉了過去之後才發覺新學校在教學方法上非常傳統。不但功課量大，注重測考（又是TSA的錯！），而且在我們看來也太重視紀律與服從。到下學期開始，老三每天返抵學校前都會開始喊頭痛，差不多每天的首堂都會在醫療室渡過。老媽企圖和老師溝通如何為他減壓，但都不得要領。我們覺得讓老三繼續捱下去，精神狀況只會每況愈下，唯有再找另一間可以讓他慢慢走的小學。

後來經過幾個月的資料搜集，找到一家有朋友的孩子在讀高小的學校，多番打聽證實是壓力較輕的，我們就實行「孟母三遷」，把老三轉到第三間小學。

這個小學名符其實，不但功課量較輕，而且老師在各方面的處理上，都比較寬鬆，老三轉校後適應得很好。這小學比較重視足球隊，從外面請了職業教練，後來老三加入了球隊，在小五已是球隊的MVP之一，連續兩年協助球隊奪得分區校際比賽亞軍（兩次也僅僅是射十二碼敗陣）。對男孩子來說，在運動場上的成就，往往比功課上更重要，因此雖然他的成績一直都只是全級的中流，但他的校園生活卻非常恰意。

由老三的「教育史」，大家應該明白我們不是那些害怕「輸在起跑線上」的家長。事實上，他的起跑已比別人慢，我們明白欲速不達。對他來說，學習會是一場艱苦的「馬拉松」。在為他找尋中學的過程中，我們更了解教育現場的嚴峻。現在中學的要求，正正是他最弱的地方！

首先是文憑試的「死亡之卷」——中文科。要在主流系統「混過去」，學生必需要能在四科必修科取得不錯的成績，而其中對他這類男孩子來說，偏偏中文就是他的弱項，而現在小學與中學的要求，尤要是在文言文，就已經是大有距離。有校長朋友說得一針見血，指現在的中文科，考的是學生的腦筋轉得夠不夠快，而不單是語文的運用，而老三偏偏就是有點慢，活脫的還是「小學雞」。

另外，我們在面試過程中，發現較好的學校都比較強調口語表達能力。剛巧老三這方面也是很弱。在面試中，往往要求同學們以小組形式討論時事問題。我們一向留意到他的口語，尤其是中文表達能力較弱，卻覺得來日方長，將來再算。但在面試中，我們卻發覺其他小朋友不知道是否久經「面試特訓班」訓練，都有大將之風，而且熟悉時事，能夠以「對這問題，我有三點看法，第一，……」或「我很同意這位同學的看法，不過，……」來開始討論。相比之下，老三只是一個結結巴巴的小屁孩，甚至我們回想自己小時候，應該到了高中也未必能這樣進行小組討論。後來一想，這不正正就是高中通識科的要求嗎？我們明白，從中一就開始準備同學，無可厚非，而且也的確有不少聰明的小朋友能做到，就算老三做不到，我們也不能說要求不合理。

不過，我們也明白，在公開試和其他家長的壓力下，本地學校在照顧能力差異問題上，的確是「綁手綁腳」。學校不能等「孩子」長大，他們只能要求每一位小朋友在入中學前都已經有一定能力。而老師的工作量之大，也不容許他們對每一個學生都作「差別」處理。

那我們應怎樣做呢？硬把自信不足，能力不逮的老三推進中學，跟推他入火爐沒兩樣。留級嗎？根本就行不通！最近，我們認識了一批「在家自學」的朋友，感受到他們的孩子是如何在愉快，與沒有壓力下長大與學習。我們沒有信心可以長期和老三「在家自學」，也覺得學校的種種社會情境還是對他的成長會有幫助。因此，我們想到了在大學生或中學畢業生中間流行的Gap Year概念。既然哈佛大學也可以在錄取同學的通知中，鼓勵他們休學一年，體驗生活，為什麼小學畢業生不可以也「依樣葫蘆」也來gap一下？

我們期望的gap year，不是單純去“hea”或玩一年，這是有計劃地好好裝備老三自己的一年──語文能力、解難能力、自省能力、獨立處事能力，群體協作能力。如果這一年的歷練能擴闊他的視野，增強他的自信心，這一年絕對不會是浪費啊！比同齡的朋友晚一年畢業，又何妨？他並沒有損失甚麼呀！

跟着我們就和其他教育界朋友討論，再聯絡一些有差不多年紀孩子的家長朋友，最後就決定將老三和幾位其他小朋友糾合在一起，用一年時間，「優化學習、體驗生命」。希望以一些形式上很另類，但理念上很主流的學習經歷，讓他們能整固、提高、深化小學階段所學，然後一年後再回歸校園面對中學的挑戰。

以這篇文章作為開場白，以後我們會每隔一星期把他們「優學體驗年」的種種經歷和大家分享。

趙永佳 ：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1月9日

「雨傘革命」的爆發，令許多建制中人急問青年人為何如斯擁抱「真普選」等「普世價值」，而質疑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民主。通常「急病亂投醫」，趕忙作出的分析結論，往往差之毫釐。今次其中一個「差不多、但搞錯」的結論就是「通識教壞青年人」。自從「反國教運動」的青年領袖們在通識科中取得好成績開始，社會上就不斷有建制聲音指新高中通識科令青年人變得激進，甚至有評論指出通識科受美國勢力影響（《香港藍皮書》中的多重張冠李戴推論）而宣揚普世價值，也有人驚呼通識科會製造「文革新一代」。到了「雨傘革命」時，矛頭就更指向通識科的公開試考卷偏重「政治爭議」及課程中香港單元有側重政治議題（法治與政治參與、身分認同）之嫌。

有關通識科是否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或「居功」，我在《明報》已有文章討論，最新一篇可參考上月三十一日的《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這裏我希望能更「拉闊」一點視野，探討今天我們明顯觀察到的青年擁抱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我的基本分析是，青年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社會意識，都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不能歸因為單一甚至少數原因。而如老馬所言，我也相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我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社會脈絡所構築而成，家庭、親友、學校、媒體都各有角色。單單歸功/咎學校，甚至某一學科，未免過分簡化事情。

我們（亞太研究所）上月做了一個電話調查，隨機訪問了804位18歲以上的市民，發覺首四項港人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法治」、「自由」、「公正廉潔」、「民主」。其中，30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而選擇這四項價值者，有30.3％選擇「自由」，23.4％選「民主」，只有10.3％選「法治」，19.3％選「公正廉潔」。而30歲至50歲的被訪者，有28.7％選「法治」、14.9％選「公正廉潔」、而只有18.7％選自由、8.5％選民主。這表明了港人的核心價值，從來都有明顯世代差異，而且18歲至29歲而念過通識科的青年人，大概並不太多（首屆通識科文憑試在2012年舉行），但與年紀較大港人比較，套用統計術語，已是有明顯差異。

那麼，究竟青年人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和上一代產生這麼明顯的分歧？「年少輕狂」、「青年人反叛」、「偏執」，當然可能是其中一種解釋，但我認為輕易將青年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貶為「暴風少年」的表現，未免太過輕率，更有認導之嫌。

社會學者都愛說「反話」，翻轉我們的「常識」。如果我們的「常識」將青年人的普世價值視之為一個社會問題的顯現，我卻更願意將之視為香港社會的一項「成就」。我認為香港青年人所呈現的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行公民教育的結果，也是香港擺脫殖民地的桎梏後，香港人覺得自己終於能站起來，已不再是殖民地的臣民，而有了「當家作主」的自覺。試想想，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佔領運動」的手段，或其所追求的民主時間表，但大量參與者所表達對民主、自由的熱情，換了在殖民地時代，可能嗎？建制一方往往以「袋住先」方案已比殖民地時代進步得多來為政局解套，但他們忘記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沒有經歷殖民地高壓統治，自然不能「憶苦思甜」。他們的尺度是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而不是殖民威權統治。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符合「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政制。如果建制不能認同這點，雙方的對話也無疑是「牛頭馬嘴」，怎樣可以進行？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政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港人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其中有一部分人，會自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功能組別是否公平、推選委員會又是否能代表「我」？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是幾任特區政府上下大力推動的一項教改工程，當年每一位教局常秘、局長，都有出來護航、推薦。為的是什麼？除了是真心為了要實現「學會學習」之外，也有前面所說公民教育的背景（其實我們真的要感謝推動通識科發展的前輩們）。通識的課程目標，其中一項正正就是培養多層次的公民意識，包括世界、中國、本土。因此在課程的香港單元中，才會如斯「偏重」政治，而輕社會、經濟，三大主題中有兩道都是政治議題。當然公民教育也不是壞東西，但老實說，單從課程設計角度來看，這並不太理想。

青年人對普世價值熱中是香港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其實是我最近幫家中老么溫習常識科時的體會。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寫得不好，和通識科一樣有野心太大、幅度太廣的問題。好像他今次要考的兩個單元中，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我的天啊！兩個月不到，要把這麼多東西塞到他們的小腦袋瓜中。其中有個別單元，例如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甚或一國兩制是什麼等都很有意思，但可惜課本中塞進了大量資料或內容，例如特區政府有多少個政策局，局長又是誰等。而且課本的不少概念，其實非常艱深，如三權分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別，香港的司法架構（如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等等，小六的學生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和討論才可以明白。我寧願課本和課程能多花時間在概念上，如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港人治國、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等，而不是去生吞活剝大堆資料。老么的記性甚差，結果當然是「滿江紅」，一百分滿分只拿五十分（六十分合格）。

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又有點驚訝的是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會列舉兩種產生班長的辦法，老么明顯在老師提示下在表示委任制的圖畫上下了一個交叉，而在直選的圖畫上寫下了「民主」兩字（見圖）。而且更有同學們對一位由委任產生的班長的幾點憂慮（如「並非由同學選出，可能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和認同」和「會顧及同學的意見和感受嗎？」）。當然課本另外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的普世價值，是很正面的提出。

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他們其中有些同學會得出漸進政改方案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如果說通識科「教壞」年輕人，那麼「罪魁禍首」可不是通識科，而是常識科，甚至是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回歸以來在公民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當然，香港不是北韓，也不是中國大陸，政府不能全面有效的控制信息，我們沒有防火牆，可以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正常」或「反動」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不良」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們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而且，青年人也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息，如果他們要學習有關國民身分，那麼，國民教育就不可能只是升旗、紅色交流團或宣傳中國的崛起。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周會中，台上嘉賓或校長在侃侃而談一些大道理時，我們在台下是如何「無視」、甚至「作反」？所以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的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我身邊的年輕人最近的一句潮言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般的隊友」。所以拜託，建制的朋友們幫幫忙，不要再火上加油，以粗疏的「分析」和鹵莽的言論來進一步刺激青年人。每次這樣的言論見報，都會有更多青年人被刺激而走出來。大家應該向曾主席鈺成好好學習，昨天他直言通識科削政治議題建議「蠢到不得了」，好波！。就算要編「正向」的教材，來協助學校推行公民、國民教育，或平衡一些覺得偏頗的通識教材，他們也應該謹慎一點，不應無視社會中的分化，而只單向地介紹他們的正面信息與價值。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沒有國民教育的「那套」教材，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反國教運動。今後，無論我們在政治光譜的那一端，也應謹記，課室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直接宣傳政治或價值觀的好地方。青年人在課堂中能學會如何思辨、如何找証據、如何理解、包容不同分析角度，他們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立場與態度。

趙永佳、李子樂：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明報 2014年10月31日

過去幾個月，社會繼續就通識科是否偏重政治課題進行爭辯。正方認為，通識科的落實逐漸偏離教改原旨，出現「異化」，教學偏重政治議題及相關方面的資料搜集，另一方面公開試試卷設計偏重政治題，令課堂教學更為應試而集中火力放在本地政治議題上，其他「中國」、「全球化」等議題相對地受了輕視。反方則認為，通識科所探討的時事議題往往觸及「政治」，不應因此判斷通識科教學和考試評核上偏重政治課題，而且通識科是跨單元、跨學科的，不論教學或考核上，都不應把個別單元、主題割裂開來研究。與此同時，通識老師專業團體則堅持老師應當能在爭議性的議題上保持持平，不會為應試而偏教。

事實上，這個爭論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社會關注點：通識科會否「淪為」政治灌輸的工具，令學生們的政治取向變得激進？無論是哪一方的立場，過往的論點多集中於該科課程架構、教與學和考試評核的具體實踐上。若把關注點放到通識科與學生政治參與之間的交集點上，我們要注意：首先，不可能把學生課堂所學的知識或考試答題內容，跟學生現實中的政治立場劃上等號；其次，通識科對政治課題上具體如何操作和其所帶來的影響，除了老師教學方面，我們也得看看學生「如何學」、「學得怎麼樣」、「學了什麼」。

知識與態度不可混為一談

我們討論通識科的實踐對學生政治參與的影響，有需要把「知識層面」和「參與態度」分清楚。不少外國研究顯示，公民教育或牽涉政治議題的課程與教學一般能提高學生相關的知識，但這不代表其政治參與度一定相應提高。例如學生對民主原則和相關議題認識多了，不一定能提高他們日後參與投票和政治競選活動的機會。青年人決定參與「政治」與否，更大機會受其他原因，例如可以取決於個人對參與個別政治事件之利弊得失的衡量。甚至乎有時候一些學生在學習政制議題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愈學愈有無力感」的情況，認為政治投入要求更專門的知識；自己既然未有足夠的專門知識，那「政治我就是搞不懂」便成為不參與的理由。又例如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到一些社會運動事件，看見其所面對重重困難的現實，看見年輕一代無力影響「政治」的一面，可能會因而對政治投入失去興趣或持懷疑態度。除了在極權社會，學校其實並非是意識形態灌輸的有效場所；這一點，也許我們從本港有不少宗教背景學校，卻未見有大量學生皈依，可略見一斑。

關於通識科之「政治影響」，我們因研究關係，過去兩年多訪問了幾十位新高中學生，了解他們相關的經驗和看法。從受訪學生的分享可見，整體上學生在通識科課堂上的學習過程和成效並非如一些輿論所言帶着政治色彩，對學生之政治取態的影響其實有限。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另外，與其他科目相似，學生面對通識科，多抱以考試主導的學習態度，即使學科內容涉及社會時事議題，學習態度往往還是比較被動和抽離。要是真的面對切身議題，他們大都能在老師的教導下學會對不同立場和觀點予以尊重；即使自己有既定立場，也要時刻警剔自己要作個人批判和反思。

由此看來，通識科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多角度思考、批判思考的重視，盡管課堂教學可能會出現政治議題或課堂以外日常生活、新聞、網絡言論充斥政治爭拗。通識科所帶來的思考工具，不但讓學生能盡量避免受別人誤導、煽動，而且讓他們抱持較持平、客觀冷靜和包容的態度去分析各大社會爭議。

社會分化更需要通識科

回頭看今次佔領運動，在有進一步研究之前，我們可以總結通識科可能的影響為，一方面令部份學生（中學生和曾修讀通識科的大學生）對政治比較關注，而在他們對民主的嚮往得不到回應之後，以至於網絡、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下，建立了自己對運動的立場而決定投入抗爭。但在學生總體中他們畢竟是少數，因為新高中通識科推行至今已踏入第六年，我們高中以上、正修讀和已修讀的青年人約有四十二萬人（以每年七萬人計算），若通識真的有「教壞」學生的能力，那投身街頭抗爭的青年人又那會只有一萬數千人？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通識對大部份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是令他們更能冷靜、全面地思考問題。他們因此不會收到手機短訊，或看到媒體報導，便立刻飛奔佔領區。他們會考量參與行動的對錯好壞，甚或成本與效益。因此無論是積極投入運動的少數，或暫時「置身事外」的大多數，都是青年人「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們不應片面認為參與運動的同學是魯莽、偏執，而又或者不參與的青年人是膽小、怕事。他們從通識科中所學會的不是對某些政治議題的知識或片面立場，而是一套如何去全面評估這些議題、再決定自身立場與行動的工具。佔領運動的出現，通識不單不能「居功」，反佔領人士更不應將它打成為代罪羔羊；若建制不加以警惕，誤判形勢，只會激起更大的反響。

學生現時和將來的政治投入度牽涉因素複雜，關乎家庭背景、朋輩、新一代文化、公民社會發展、政經大氣候等等不同因素，當中通識科究竟擔當著什麼樣的角色正是社會關注並值得深究的地方。我們在此不單希望說明通識科的「政治成份」與學生參與抗爭運動未有緊密關連，我們更要指出，於目前社會愈趨分化的局面下，通識科在實際意義上顯得更為重要。我們不得不承認，面對現在社會上日益兩極分化、高度政治化的局面，學生們將難以繼續「獨善其身」。我們更不能期望可以像殖民時代一樣令學校「非政治化」，將學生與政治隔離，或只傳達「正面」訊息。青少年無可避免會被捲入政治議題，如果他們在一「無菌環境」中長大，又如何會有免疫力，來應付四方八面湧過來的政治訊息、動員、反動員?這正正是為什麼，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趙永佳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兼任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One Committee)主席。李子樂為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趙永佳、李子樂：男孩危機?語文危機?

信報 2014/7/26

第三屆中學文憑試剛放榜，許多學生正等待他們的大學聯招申請結果，中文科成「死亡之卷」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不過，我們發現，這張死亡之卷的殺傷力，卻是「男女大不同」。坊間也有種說法，謂主流教育制度著重語文表現，令擅長語文科目的女生佔優，男生相比下變得較「吃虧」。新高中課程推行後，不少人感到這種情況似乎更為突顯。爲此我們必須問：究竟學業表現上的男女差異，會否因學習課程、科目類別而有所不同？而性別對學業上所造成的成績高低最終又如何影響男女長遠的教育機會呢？

大學生女多男少，文憑試女叻過男

「圖一」顯示近年學士學位資助課程（即一般所指的大學課程）一年級生男女分布。圖中可見，大學一年級的女生數目一直較男生多。其實大學生女多男少現象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到二千年代這個差距都是相當穩定的（甚至到新高學制推行前有稍微收窄的現象）。尤為值得關注的是，2012/13和2013/14年度是首兩屆文憑試學生考上大學的時間（2012/13年是新舊學制並存（double-cohort）的學年），那種女多男少的情況顯著擴大。這是否意味著新高中學制下女生的學業成績進一步跑贏男生？

圖一：近年大學一年級生男女分布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首兩屆中學文憑試男生女生又考得怎麼樣呢？據考評局資料，2012年和2013年文憑試考生都是男女數目相若的，我們可以參考「圖二」中考生在最佳成績的五科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各核心科目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的男女比例（入大學的「實際最低門檻」往往是要達到4級或更佳的成績）。以2013年文憑試的中文科為例，男女比例為1:1.67，即在該科上考獲4級或以上成績的考生們當中，每100個男生就有167個女生。概括而言，兩屆文憑試相關數據均顯示，女生在中文、英文、通識科的成績上比例明顯高於男生，當中中文、通識科的成績差距比英文科的更大。在數學科的成績上，男生則比女生稍強。換句話說，四科核心科中，男生「輸」三科。在各核心科上取得更高成績（5級或以上）的考生群組中，這種女強男弱的情況越趨顯著。由此可見，文憑試中女同學的語文優勢，似乎是增加了她們入大學的機會。資助大學的新生男女比例，已相差百分之十，這算得上是高等教育的「男孩危機」嗎？

	2013 文憑試			2012 文憑試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五科取得4級＋	5717	7356	1: 1.29	5334	7106	1: 1.33
中文科取得4級＋	7100	11872	1: 1.67	6788	11917	1: 1.76
英文科取得4級＋	7080	10603	1: 1.50	6421	10138	1: 1.58
數學科取得4級＋	12643	11223	1: 0.89	12882	10787	1: 0.84
通識科取得4級＋	9823	14815	1: 1.51	9049	15902	1: 1.76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男女學能差異普遍存在

事實上，這種男女學能差異已不是新鮮事，亦非香港獨有。過往不少研究均顯示，女生在語文方面表現普遍比男生優勝，相比之下男生則在數理表現上佔優。以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為例，是次評估有65個國家和經濟體參與，結果顯示每個參與地區的女生在母語閱讀能力的平均分均高於男生；與此同時，有過半數參與地區的男生在數學能力評估上獲得比女生高的平均分。香港學生在PISA的表現存在類似的男女差異：男生的數學能力平均分比女生高15分（OECD平均分男比女高10分），排名第13，男女差距較大，而閱讀能力上則女比男高25分（OECD平均分女比男高37分），排名第56，男女差距相對較小。

先天、後天甚或體制性因素更為重要？

不少英美等先進國家早已注意到，近年學校制度因側重語文等不同因素而導致男生往往從學前教育開始以至中小學、大學上整體表現落後於女生，出現所謂種種「男孩危機」。也許有人會認為，男生學習語文方面先天性就是比女生遜色。可是，一直以來學者們對先天或後天哪一面才是造成性別差異的更重要因素爭議不休。腦神經學家Lise Eliot在其著作“Pink Brain Blue Brain”中表示，男女學能差異其實絕少取決於孩童腦部因先天性別構成的差異，反而孩童腦神經的可塑性是跟成長環境的互動影響而形成的。孩童腦神經會隨年齡蛻變，而且父母、老師或朋輩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能對它作出「改造」。甚至乎書中的數據顯示，學童的社經地位差距比性別差距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更為顯著。要收窄男女語文能力的差距，Lise Eliot建議學校和家長應共同協力營造最適合男孩學習的環境（女孩亦然），從小做起，從小事做起。例如，學校方面應盡量讓男孩更投入校園學習，給予他們多一些小休；提早為他們進行閱讀和寫作教學；聘用更多男教師；使用融合多項選擇題和寫作形式的考試；實行實踐學習和電子學習等等。家長方面也應該盡量多與子女閱讀、說話、唱歌給他們；多跟他們一起去圖書館；營造一個安靜和家庭作業的時間和空間；培養他們對戶外活動、運動和音樂的熱愛等等。

無論如何，我們在此無意找出性別到底何以影響著男女學業成就的機制，這個重要課題應交由教育學者進一步探討。同時，雖然新高中課程仍有頗大空間進行微調，但我們亦非在倡議對現行新高中學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大家可要知道，新高中課程設計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對語文能力的高度重視；學生若沒有相當水平的語言能力的話是很難應付專上教育課程的需要。事實上，實現高等教育的兩性平等也未必是文憑試和大學聯招制度的首要目標。話雖如此，我們也確實應該徹底反思現行語文教育的做法，尤其是中文科，看看為什麼男生表現總是「差少少」。中文和英文科之間的男女差距有別，正好表明這不完全受制於先天性的性別差異，而是很可能關乎課程和教學法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幫助男孩在語文方面尤其是中文科上學得更好，又如何幫助女孩更好地學習數理學科，都是香港社會大眾亟須關注的教育議題。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李子樂為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趙永佳 何美儀 ：閱讀革命尚未成功 家長仍需努力

明報 「星期日生活」「不做怪獸家長」 系列

2014-07-20

每年臨近書展，閱讀都會成為媒體的熱點。最近有大集團委託智庫調查港人的閱讀習慣，發現自評「喜愛閱讀指數」10 分滿分下僅為4.75，在過去半年有閱讀與學業無關的書本（報紙和雜誌以外）只有40.6％，而閱讀指數更是調查進行三年以來的新低。

智庫找來專家學者「做反應」，分別建議，家長應從小培養子女閱讀習慣和出版商應結合紙面書本與網上資源，提高互動性，以推動青少年閱讀習慣。大概因為成年人積習難返，所以專家都覑眼「由娃娃抓起」，希望在青少年和兒童中間培養閱讀習慣。

驟眼看來，這次調查數據跟政府引以為傲的本港在PISA 國際研究計劃中的成績不太吻合。因為香港的十五歲中學生（中三、四左右）在PISA 的閱讀能力評比中名列前茅，2012 年在六十五個國家和經濟體中排行第二。如果港人沒有良好閱讀習慣，那麼我們的學生又如何在PISA 中取得好成績？當然閱讀能力不等於閱讀習慣，香港的中英語文課程都非常強調閱讀理解能力， 在大量操練之下當然是「駕輕就熟」。PISA 這種標準化測試（standardized test）對香港同學來說都不會太困難，相反外國同學對這類測試就會有點陌生。

幸好PISA 的內容相當豐富，除了能力測試外，同時也有一張問卷來了解同學在學習與學校之外生活的各種情，正好讓我們進一步解開疑團。其中有一條問題問到同學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在學校以外的消閒閱讀（reading for enjoyment）活動，而閱讀的材料相當廣泛，包括報章、雜誌、圖書、漫畫、甚至網上資訊。在這寬鬆的定義下，如果我們以每天半小時以上為分界， 2009 年香港有45.1％ 的青年人能做到；而有19.1％則說他們從沒有消閒閱讀，35.8％是半小時或以下。這個比例，在PISA研究中74 個地區中排行24，究竟是好是壞，實在是見仁見智。

家長對青少年閱讀能力影響大

青少年的閱讀習慣究竟受什麼因素影響？學校對青少年閱讀習慣的培養責無旁貸，本港中、小學近年來在推動閱讀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但在學校以外，家長對兒童的閱讀習慣與能力其實影響至大。PISA 計劃的國際專家組，對此點也是深信不疑。通過分析2009 年的數據，他們出版了一本名稱起得非常好的報告，《為他們讀故事吧！教育中的家長因素》（Let's read them a story! The parent factor in education），仔細分析了家長參與如何影響子女的基本能力與閱讀習慣。

研究中有十三個地區有同時進行家長調查，結果發現，在小一時家長有恆常地進行親子閱讀的孩子，到了十五歲時會有較積極的閱讀習慣，在測試中的閱讀能力也更強。有些地區，如新西蘭和德國，這影響尤其強烈，有親子閱讀經驗的比沒有這經驗孩子的閱讀能力差異，差不多相等於一個半學年。但問題是在香港，這個家長效應卻是非常弱，差不多是等於零。

為什麼呢？首先，如圖一可見，有親子閱讀習慣的家庭在香港是在十三個地區樣本中最低，只有51％的家長有在小一時讀故事給孩子聽。「親子閱讀效應」最強的新西蘭，差不多是「全民皆兵」，有96％的家庭都有進行親子閱讀， 而德國也有86％。

圖一、子女就讀小一時家長為子女讀故事之百分比

親子閱讀習慣貧富懸殊

更要注意的是，新西蘭的高效應與香港的零效應，其實都是平均值。在香港，親子閱讀的「零效應」其實可能是不同社經背景家庭的親子閱讀不平等的結果。香港高社經背景（教育程度、收入、職業等）的家長中，有68％有親子閱讀習慣，雖然比很多地區還是較低，但也差不了多少。不過在低社經背景家庭中，香港卻只有34％有這習慣，遠遠被其他地區拋離。貧、富之間的「階級鴻溝」，香港是抽樣地區中最高，達34％之譜。

「以身作則」也是家長效應的另一環。成年人的閱讀習慣一向較弱，在這方面香港家長的表現未算最差，有三成二家長有閱讀習慣，在十三地區中排名第八，不過比「包尾」的韓國好不了多少（27％）（圖二）。而且，在平均值下也是隱藏了香港的「貧富懸殊」。「愛讀書」的高社經背景相對低社經背景家長， 比例相差是27％ ， 是十三地區中第四高。最重要的是，在家長閱讀風氣較強的國家，如匈牙利和新西蘭，有高閱讀習慣家長比只有低閱讀習慣家長的同學，其閱讀能力可以相差一年以上。

圖二、家長於家中消閒閱讀之比率百分比

中產家長資源較足重視閱讀

從以上國際比較，我們可以知道，香港家長整體來說是「仍需努力」。有接近一半的家長在孩子還小時未有在家中進行「親子閱讀」，也只有三成二家長能「以身作則」在閒餘時間閱讀。不過更嚴重的是，香港在閱讀方面的貧富懸殊比起其他地區似乎更為明顯。近年本港不同機構也做過不少親子閱讀習慣研究，結果也是大同小異——香港父母跟孩子共讀的時間很少，每天不足五分鐘。其實社會上有不同的團體及個別人士都在大力推動親子閱讀，但似乎成效不太大。

近兩年我們也在各社區和學校舉辦「快樂爸媽說故事」講座及技巧工作坊，深深體會到不同階層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得到的閱讀滋潤截然不同。中產家長對明白閱讀如何影響孩子成長的重要性的認知非常高，並有較多的資源讓孩子接觸到圖書。

只要他們願意每天減少孩子一或兩個興趣班或活動，取而代之，父母親自跟孩子說故事和分享感受便成事了。中產孩子念的小學，亦相對較重視閱讀興趣的培養，有些甚至以故事書代替課本作語文學習工具。

基層父母乏信心需社區支援

相比之下，佔社會大多數的基層孩子及父母在閱讀資源上（無論是軟件或硬件配套）卻非常貧乏。跟中產父母一樣，基層父母同樣要為口奔馳，每天都要跟時間競賽。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閱讀的能力認知及自信心非常低，要讓他們明白並接受每天親子閱讀的重要性已要很花工夫。就算做到這點，但如何幫他們找到合適的故事書，特別是英文故事書，就更難了。

儘管如此，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有耐性一點和支援足夠，基層家長也是可以做到「親子共讀」的。近月老媽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家長成立了一個名為TALK 「童思藝語」的慈善團體，旨在為基層家長及孩子提供閱讀資源及藝術體驗的機會，企圖從另一方向來對抗香港的貧富鴻溝，收窄跨代貧窮。我們夢想能在不同社區成立繪本藝術廊，除了中文繪本，更有英文發聲圖書角（Talking Books Corner），推動親子中英文閱讀及藝術活動。網站www.talk.org.hk正在建立中，很快可跟大家打個照面。

各位爸爸媽媽，這個暑假讓我們爭取機會，為孩子們讀故事吧！

趙永佳 ﹕ 一本童書的兩種公民教育解讀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16日

年初二陳惜姿在明報專欄中介紹了一本繪本《團圓》。同時，又收到她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公民教育小書單」，拿來一看，赫然發覺《團圓》不在其中，按捺不住要做「架両」，要向他們推薦本書，因為這不單是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而且對今天香港而言，它的公民教育意義非常豐富，我們最少可以從兩方面來令小朋友思考本的「教訓」。

本書作者余麗瓊和插畫師朱成梁都是南京人，但本書中文版是由台灣信誼基金出版，而且來頭甚猛，不但獲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為第一屆（2009年）「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其英譯本(“A New Year’s Reunion”，Candlewick Press)更厲害，被《紐約時報》評為2011年十本最佳兒童繪本之一。

本書主角是四歲的小女孩毛毛，她的爸爸在外邊打工，一直在「在外面蓋大房子」（作者爸爸也是長年在外的建築師），和大部份內地出外打工的人一樣，每年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到家裏。本書並不「催淚」，起初描寫的都是毛毛和爸爸一家團喜氣洋洋的場景。到了最後，爸爸也只是靜靜地給毛毛一個「抱抱」，然後最後一幕，已是毛毛和媽媽和去得遠遠的巴士揮手。為免「劇透」太多，書中情節就不多講。

孩子們看過了之後，其實可能未必有太大感觸，只是被書中好像傳統年畫般色彩斑斕的插畫及充滿童趣的情節吸引，反而大人卻會正如一位山東的母親所說﹕「有一點點心酸」。作為爸爸，我也會自動「對號入座」，想像自己如果整年都要在外工作，只有春節才能回家幾天的心情。當讀到毛毛一覺醒來，看到媽媽（在插畫中）一邊抹眼淚，一邊幫爸爸整理行李時，也會有點「眼濕濕」。

作者說她本來只是希望寫她的父親的故事，但無論是80後作者的父親母親，還是作者她們這一輩，其實都有一大批人在外務工的經驗。好像2010年，官方數據就指有1.53億人在中國在家鄉外打工，而全國父母在外的留守兒童更達到5千8百萬人。所以在中國，本書被大部份讀者看成是時代的描寫，毛毛的爸爸就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父親的代表。老美的看法也是一樣，《團圓》在美國也被介紹為一個「農民工與親人團圓的故事」，而英文版最後更補上一個說明﹕「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中國有超過1億農民工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裏才能和家人團聚。」

《團圓》是一個感人的兒童故事，但對香港人而言，「出外打工」常年不見，除了在九七年前移民潮中的「太空人」現象外，卻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經驗。不過，我們卻有超長的工作時間，港人家裏的「留守兒童」，雖然不會整年見不到爸媽，但也可能會到周末才能和他們說話、遊戲。從這點出發，香港的小朋友可能才會有所共鳴。

雖然能讓我們珍惜和親人在一起的時間，但我覺得本書最重要的還不是有關我們自己，而是能讓我們認識中國。我常認為，最佳的國民教育，就是讓孩子們全面認識真正的中國。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其實可以並行不悖。我還記得我家老二對內地人的印象，以前一向只有是在香港揮金如土和在深圳主題公園不斷插隊的人。但當他中一那年參加了一個服務團去了廣西一個農村「義教」之後，他才察覺到原來在這些「定型」以外，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原來也可以很真誠，很可愛。

如果我們的為政者和愛國團體，不是諸多顧忌，而是設計活動讓孩子們通過近距離接觸內地來認識真正的中國和並非樣板的內地人，我們的國民教育不用洗腦，不用濫情，也會有效果。因此，本書的第一重公民教育的意義，就在於能讓我們（不論大人細路）認識內地人其實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一樣深愛家人，一樣會拼命工作來令家人過好日子，和家人別離時還是會非常傷心。就這樣，我們才能感受到，「中國」人其實並不全是「土豪」、「強國人」。能讓孩子認識這一點，當然勝過所有紅色洗腦團。

除了認識中國之外，個人覺得《團圓》在今天香港社會的脈絡下，還可以有另一層公民教育的解讀。前面提過，我們沒有大批長年在外務工的人，但有整天上班的家長。大部分陪伴這些香港「留守兒童」的是誰？有些家庭是祖父母，但更多的可能是外地家傭。

今年大年初一，在我家工作十年的Auntie（孩子對家傭的稱呼）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今年十歲，由Auntie一手帶大，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釆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大力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我們常對孩子解釋，Auntie家中也有孩子，其中女兒和老三的年紀相若，她來香港照顧我們一家，為的是令她的孩子們能過好一點日子。我們對Auntie，不但要常懷感激之情，也要明白她的家人也是在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媽媽。我們在Auntie出發前，也和孩子們解釋，她到加拿大工作，不是因為不愛他，而是因要兩年後，她就可以把女兒接到加國念書，一家團聚。

這本書正好令孩子們感受到，父母長年不在的孩子們的心情，和Auntie每次假期結束時和家人道別的情景。他們不一定會和父母有別離之苦，但通過毛毛的故事，他們大概能稍為領會到自己的「姐姐」們和她們在菲律賓、印尼、甚至孟加拉家中孩子的心境。年紀稍大的青少年(如我們十四歲的老二)，我們也可以和他們討論人生抉擇的問題，如媽媽必須要到外地打工，家裡才不會捱窮的話，他們寧願捱窮，還是情願和媽媽分隔兩地？很多「港孩」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同理心和覺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當然」。《團圓》會令他們感受到「幸福並非必然」，而且書中的情節、情感，其實在他們身邊都會發生，應該會幫助他們以不同角度感受生活和「發現」中國。

我們的公民教育，除了反思我們應該成為怎麼樣的中國人之外，也應該是世界公民教育。《團圓》正如是一本書滿足了我們兩種願望，在此誠意和大家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