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 ﹕ 一本童書的兩種公民教育解讀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16日

年初二陳惜姿在明報專欄中介紹了一本繪本《團圓》。同時，又收到她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公民教育小書單」，拿來一看，赫然發覺《團圓》不在其中，按捺不住要做「架両」，要向他們推薦本書，因為這不單是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而且對今天香港而言，它的公民教育意義非常豐富，我們最少可以從兩方面來令小朋友思考本的「教訓」。

本書作者余麗瓊和插畫師朱成梁都是南京人，但本書中文版是由台灣信誼基金出版，而且來頭甚猛，不但獲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為第一屆（2009年）「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其英譯本(“A New Year’s Reunion”，Candlewick Press)更厲害，被《紐約時報》評為2011年十本最佳兒童繪本之一。

本書主角是四歲的小女孩毛毛，她的爸爸在外邊打工，一直在「在外面蓋大房子」（作者爸爸也是長年在外的建築師），和大部份內地出外打工的人一樣，每年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到家裏。本書並不「催淚」，起初描寫的都是毛毛和爸爸一家團喜氣洋洋的場景。到了最後，爸爸也只是靜靜地給毛毛一個「抱抱」，然後最後一幕，已是毛毛和媽媽和去得遠遠的巴士揮手。為免「劇透」太多，書中情節就不多講。

孩子們看過了之後，其實可能未必有太大感觸，只是被書中好像傳統年畫般色彩斑斕的插畫及充滿童趣的情節吸引，反而大人卻會正如一位山東的母親所說﹕「有一點點心酸」。作為爸爸，我也會自動「對號入座」，想像自己如果整年都要在外工作，只有春節才能回家幾天的心情。當讀到毛毛一覺醒來，看到媽媽（在插畫中）一邊抹眼淚，一邊幫爸爸整理行李時，也會有點「眼濕濕」。

作者說她本來只是希望寫她的父親的故事，但無論是80後作者的父親母親，還是作者她們這一輩，其實都有一大批人在外務工的經驗。好像2010年，官方數據就指有1.53億人在中國在家鄉外打工，而全國父母在外的留守兒童更達到5千8百萬人。所以在中國，本書被大部份讀者看成是時代的描寫，毛毛的爸爸就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父親的代表。老美的看法也是一樣，《團圓》在美國也被介紹為一個「農民工與親人團圓的故事」，而英文版最後更補上一個說明﹕「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中國有超過1億農民工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裏才能和家人團聚。」

《團圓》是一個感人的兒童故事，但對香港人而言，「出外打工」常年不見，除了在九七年前移民潮中的「太空人」現象外，卻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經驗。不過，我們卻有超長的工作時間，港人家裏的「留守兒童」，雖然不會整年見不到爸媽，但也可能會到周末才能和他們說話、遊戲。從這點出發，香港的小朋友可能才會有所共鳴。

雖然能讓我們珍惜和親人在一起的時間，但我覺得本書最重要的還不是有關我們自己，而是能讓我們認識中國。我常認為，最佳的國民教育，就是讓孩子們全面認識真正的中國。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其實可以並行不悖。我還記得我家老二對內地人的印象，以前一向只有是在香港揮金如土和在深圳主題公園不斷插隊的人。但當他中一那年參加了一個服務團去了廣西一個農村「義教」之後，他才察覺到原來在這些「定型」以外，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原來也可以很真誠，很可愛。

如果我們的為政者和愛國團體，不是諸多顧忌，而是設計活動讓孩子們通過近距離接觸內地來認識真正的中國和並非樣板的內地人，我們的國民教育不用洗腦，不用濫情，也會有效果。因此，本書的第一重公民教育的意義，就在於能讓我們（不論大人細路）認識內地人其實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一樣深愛家人，一樣會拼命工作來令家人過好日子，和家人別離時還是會非常傷心。就這樣，我們才能感受到，「中國」人其實並不全是「土豪」、「強國人」。能讓孩子認識這一點，當然勝過所有紅色洗腦團。

除了認識中國之外，個人覺得《團圓》在今天香港社會的脈絡下，還可以有另一層公民教育的解讀。前面提過，我們沒有大批長年在外務工的人，但有整天上班的家長。大部分陪伴這些香港「留守兒童」的是誰？有些家庭是祖父母，但更多的可能是外地家傭。

今年大年初一，在我家工作十年的Auntie（孩子對家傭的稱呼）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今年十歲，由Auntie一手帶大，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釆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大力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我們常對孩子解釋，Auntie家中也有孩子，其中女兒和老三的年紀相若，她來香港照顧我們一家，為的是令她的孩子們能過好一點日子。我們對Auntie，不但要常懷感激之情，也要明白她的家人也是在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媽媽。我們在Auntie出發前，也和孩子們解釋，她到加拿大工作，不是因為不愛他，而是因要兩年後，她就可以把女兒接到加國念書，一家團聚。

這本書正好令孩子們感受到，父母長年不在的孩子們的心情，和Auntie每次假期結束時和家人道別的情景。他們不一定會和父母有別離之苦，但通過毛毛的故事，他們大概能稍為領會到自己的「姐姐」們和她們在菲律賓、印尼、甚至孟加拉家中孩子的心境。年紀稍大的青少年(如我們十四歲的老二)，我們也可以和他們討論人生抉擇的問題，如媽媽必須要到外地打工，家裡才不會捱窮的話，他們寧願捱窮，還是情願和媽媽分隔兩地？很多「港孩」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同理心和覺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當然」。《團圓》會令他們感受到「幸福並非必然」，而且書中的情節、情感，其實在他們身邊都會發生，應該會幫助他們以不同角度感受生活和「發現」中國。

我們的公民教育，除了反思我們應該成為怎麼樣的中國人之外，也應該是世界公民教育。《團圓》正如是一本書滿足了我們兩種願望，在此誠意和大家推薦。

呂大樂：大學這一行

「教育現場啟示錄」系列 (七)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9日

大學教育是一門很特別的事業，它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是愈來愈多問題──但又總可以在左右而言他之後，便將各種極需處理的事情，統統掃到地氈底下。究其原因，乃大學是一個頗為複雜的組織，各個學科各有其特殊性，難以一概而論。既然不可以一概而論，於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你的問題與我無關，而我的問題亦不適用於你的身上，總之問題多的是，但卻沒有一個總的、大的問題。明天又是另一天，繼續如常運作。

可是，當我們集中注意力於一點──我的意思是一個重點──之上的時候，問題與矛盾便表露無遺了。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教學；這是每一所本地大學於口頭上都十分重視的方面，但在現實生活之中，這基本上早已變為本地大學教育中最不受注意的一環。在形式上，各所大學均設立鼓勵優質教學的機制（例如設立最佳教學的獎項），絕對可以說是有所交代。而在實際操作上，由學生填寫的教學評檢、Outcome-based Learning的制度化、教學中心的成立等等，理論上都應該有助於改善教學，和鼓勵大家重視教學的做法。但大部份在最前線負責教學的教授們都清楚知道，在過去十多年裡，教學表現欠佳絕對不會是令人未獲續約的致命因素。原因很簡單，由於差不多每一間本地大學都以發展為研究型大學為目標（就算有關當局曾多次指出，不同的大學之間應有分工，不應盲目地朝單一方向發展，但結果仍無法扭轉現時的局面），學校對年青教授的要求，基本上就只集中學術出版之上。重研究而輕教學，是普遍現象。

我當然明白，面對上述批評，大學一般的回應是：研究與教學兩者本身並無必然矛盾。一般而言，起碼研究與教育就不一定互相排斥。如果我們只滿足於抽象的討論，大概到此為止，已經可以，毋須長篇大論，再多費脣舌。可是，在具體的層面上，研究與教學不單只是可以存在矛盾，而且還可能是一大難題。

由於本地大學改制，由三年轉為四年的課程，當中課程的改革的一個重要部份，是引入或增設一般所謂的通識科目。大學要開拓新的科目，總有它們的辦法。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找到適合的老師去教授有關課程（當然，如何令很實際的本地大學生願意用時間於非主修的科目之上，是同等困難度的挑戰）。值得注意但卻極少有人會留意的問題，是晚近十多年各所大學忙於擠身世界的研究型學府，在招聘年青教授的時候，只著眼於他們的「學術嫁妝」（即尚未出版，但上任後短期內刊出的學術論文），很少會考慮到他們在專注的研究範圍以外，對周圍的事物有無一種作為學者的好奇。而今天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一位很能寫的學術工作人員（通常也很懂得操作發表的技巧），可能真的是一位專家，但卻不一定是一位較全面的老師。有時候，多作接觸後，甚至會發現他們的取向屬「反通識」──不留意時事、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缺乏好奇、知識面相當狹窄。他們是應用與操作的高手，但不一定很懂如何提出問題。而諷刺的是，當代學術界（嚴格來說，應該是指大學作為一個組織）又的確不會太計較這些方面，因為相對於在期刊上發表文章的能力，以上的考慮明顯地屬於次要。

我想指出的是，爭取成為研究型大學的期望與目標，往往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調整了一個學系或整個學院的焦點與重點，再而轉為向某類研究傾斜。上面所提到在發展通識課程時所遇上的內在矛盾（即大學表面上重視通識，但其招聘策略卻剛好反其道而行，偏向於選擇高度專注於專業研究範圍，沒有興趣和能力教授通識課的教師），是眾多問題的其中之一。

假如問題只在於通識課程，那還好辦，反正大學的辦事人於發展通識這議題上，是姿勢多於實際，而同時大部份本地學生對於大學的通識的態度，多屬口不對心，沒有人敢公開反對或批評，但在實際行動上，則是以低投入的方式對待，完全以outcome-based的方式來進行學習（即對那些不含評分的活動，絕無興趣）。大學通識，似真還假，虛虛實實，大家應付過去，還算可以。更大的問題是，當各所大學均追逐研究型大學之名的時候，很多人都忘記了本地大學的一個重任（也就是政府大力撥款資助的原因），是本科生的教育。

向本科生授課的方法、考慮，跟講研究生的課很不一樣。後者可能會著迷於某項理論的爭議、研究方法或技巧的改進、研究材料的新發展，但這些考慮通常都不適用於本科生的身上。對本科生來說，他們需要的是啟發──如何通過問問題，來打開他們的眼睛，從此他們對周邊的事物或一些老問題，另眼相看。現時重研究升輕教學的風氣，往往不自覺的偏離於本科生教育的需要，而這在社會科學方面尤其明顯。正如前面所提到，現在好些十分專注的教授，既無興趣（因為本科的課程內容跟其十分專門化的研究存在相當顯著的距離），亦不懂得從本科生的興趣入手，啟發思考。理論上，研究導向的老師不一定缺乏授課技巧，也不一定對周邊的事情莫不關心，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本地大學聘用了不少是屬不懂或沒興趣由本科生學習的角度來編課、講課的老師。當他們累積一定數量之後，從其利益或考慮出發，都只會進一步鞏固現時於本地大學內輕視教學的風氣。

從教學的質素來看，本地大學正在走下坡，並且不覺得需要嚴肅對待。這聽起來相當悲觀，但大勢所趨，不易逆轉。或者有人會問：間中不是會聽到個別大學的高層慷慨激昂的疾呼不爭大學排名，不會只看研究成果的嗎？只要觀念、價值正確，不就是可以回到正軌嗎？

我在本文初段說過，大學教育是一門很特別的事業。它的特點之一，是口不對心。一間大學是否做實事，我們要留意的不是那些感人的演詞，而且在最前線和最實際的行動。經常說排名沒有意思、珍視教學、鼓勵通識的，反而是最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