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1日 星期六

香港家書 趙永佳: 課程單向灌輸難影響年輕人身分認同

香港電台香港家書」 (2016-12-31)

Colin:
        最近你的中史老師致電給家裏,通知我們你「詐病」缺席了一次測驗。爸媽知道之後當然驚訝,因為你今年升中後,學校生活愉快,沒想到你會逃避測驗。但回心一想,中文、中史從來都是你的「死穴」,中史科「出事」也不能完全算是意料之外。今次,除了媽媽和你詳談為何「逃避可恥,更沒有用」之餘,我也出馬和你一起溫習應付補測。不過,把教科書拿來一看,就完全明白為何你要逃避。
        我把學校的工作紙找來看看,發覺需要記誦太多史實,而非理解與分析。你的「記性」素來並不太好,一下子升到中一,便要你記這麼多資料,難怪你有逃避的念頭。我唯有督促你多溫習,用腦圖等方法幫助你記憶,從內地網站找來模擬試題複習,再以歷史漫畫作「補充閱讀材料」,令你信心大增,最終補測也順利完成。後來中史老師再致電我們,說你悔改態度誠懇,她也相當欣慰,你最後測驗的分數,我們反而沒有談及。
爸媽覺得你在中史科碰到的問題,應該不是個別的異例。中史課程設計上的缺陷是全港問題,亦不能說是你的老師或學校的過失。我們對你測驗零分的懲處,也沒有意見,但初中中史科要不要讀,又如何教,是現在社會上一大議題。在與你溫習過程中,我想起最近社會上有聲音指我們是中國人,所以一定要讀中史。我看到你的苦況,就想到「如果做中國人就要這樣讀歷史,不如不要做中國人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甚麼是身份認同,甚麼是港獨,但社會上有些人,每當談及這個問題,都說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制度有毛病,指中史並非必修科,高中通識「教壞」年青人,又或者國民教育做得不夠。
我覺得這些說法都有問題。首先,歷史是我中學時代最喜愛的科目,所以我非常支持中學生都讀一點歷史,包括中史。一方面,我知道絕大部份學校初中其實都有修讀中史,根本無須小題大做。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設計得不好的中史科,對同學們建立身份認同傷害可能更大。同樣,現時高中的中文科,也弄得非常艱深,甚至成為「死亡之卷」。中史和中文科的問題,可能才是新高中出現後,切斷了本港年青人和中華文化連繫的「罪魁禍首」。的確,如果我們的青年人害怕中文,不愛中史,要他們建立中國身份認同,又談何容易?
至於通識,你知道我一直參與設計高中通識科課程,我也有話想說。所謂通識科教壞青年人的指控,實在是子虛烏有。我有很多學生在中學任教通識科,他們告訴我現在的年輕人到了高中,在傳媒或社會事件影響下,或多或少都有點「本土」。若說本土思潮,甚至港獨,是通識科所致,可能是太抬舉該科的影響。有人又說通識課程內容通常會觸及中國的黑暗面,也會對學生有不良影響。不過,現在就算主流媒體也充斥著很多有關中國的負面消息,通識科的責任就是要在課堂上讓同學可同時認識中國表、裏兩面,說明中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發展中國家,好讓你們面對大量中國負面消息時,不會出現思想混亂。香港不可能控制信息流通,這幾天假期中和你在家裡看電視新聞,也有不少像北京霧霾與「膠米」般的新聞,我也打算找機會和你做些「多角度思考」以增加理解。
又有人說,要加強國民教育,讓學生認識中國強大和中華文化的淵博。我同意某種形式的國民教育是必要的,但面對如你們這一代的年青人,一天到晚都受本土思潮衝擊,「大人」不可能單方面地傳授「正面」訊息。因為每當你們認為我們「說教」時,就會「轉台」,甚至「熄機」。這點,我當年在教會學校唸書時就有很深體會。
我明白中國對你們和對我們,有很不同的意義,要拉近我們兩代在這方面的距離,作為「大人」應該要小心行事。我認為,不是「加強」國民教育、取消通識、中史「獨立成科」就可以替你們建立身份認同。現在國民教育的問題,不是做得不夠,而是方向和手法不對。好像有一年暑假,我把你送到深圳參加一個兩星期的足球夏令營,你回來後也告訴我們,覺得內地小朋友其實和香港的,沒大差異,但球技和數學都很好,對中國就有更立體的感覺。
這種印象,再加上你平時還不太上網和看新聞,可能才解釋到為甚麼最近當我問你是香港人、中國人、或兩者皆是時,你會回答是「兩者皆是」。我很高興,你對中國能抱開放態度。我不要求你最後一定要有怎麼樣的身份認同,但我心底希望你還有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機會。你的中史老師很好,知道你愛看漫畫,就「罰」你在讀完歷史漫畫之後,跟她分享讀後感。我相信,如果每位中史老師都能注重如何提起興趣,而不是背誦史實,中文科又可以令你感受到中華文化和文字的美麗,再加上將來有更多機會通過通識科,或實地交流全面認識中國,你一定可對中國更有感情,更有機會成為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

2016年12月19日 星期一

趙永佳:又是通識惹的禍!

明報觀點版 20161219
http://www.pentoy.hk/又是通識惹的禍!/

今時今日,要撐教育局,並非容易,「TSA」、「國教」等都是惹來大眾批評的政策。不過,我們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天我要做的,就是「撐一下」教育局在教育改革「大業」中「重中之重」的通識教育科。因為最近,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後,接連又有知名人士對通識提出批評。

首先,是曾鈺成先生在報紙專欄指出,通識雖然原意是培養學生獨立、批判思考,但「片面強調思考、批判,忽略了全面、準確地掌握事實的重要性」,「鼓勵了學生只憑一知半解,便對複雜的問題妄下判斷,並且以「獨立思考為名,拒絕聽取跟自己想法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未經窮根究底的獨立思考,不可能得出真知灼見;其實只能人云亦云」。

幾天後,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教授在畢業典禮上致辭,也花了不少時間來闡述他對通識科及教育改革的看法。首先,他認為通識科「實施不當」,出現了意外的「變數」,「有些教師承認正是因為通識科過分強調爭辯,而以價值和道德為基礎的明辨是非、分別對錯,已不再是學習主要目標。這樣做法是鼓勵學生在沒有道德與價值指導下進行爭辯。連大是大非的問題,亦可以因觀點與角度而變成灰色地帶。於是,連「非暴力」等核心價值,亦可以選擇性地任意踐踏。」

兩位都是教育界的先進,他們的意見自然比一些不懂教育人士對通識的批評更值得重視。兩位的看法發表之後,有通識科老師和團體已作出回應,嘗試澄清一些對該科教學上的一些印象。我不是前線通識老師,但作為長期參與通識科規劃工作的半個「圈中人」,我是歡迎善意的批評。曾校長在文章發表當天,在港大發言時也補充了「若取消通識科」,「等於維護愚民政策」,並指若有人頑固地認為青少年不應接觸政治,「就是把頭埋在沙裏的鴕鳥」。

通識由2009年面世至今,經歷了7年時間,迎來了五屆考生,其實還是新生事物,自然不會完全沒有問題。去年通識進行了中期檢討,我和許承恩老師在明報發表了「通識科中期檢討、檢了些什麼?」,也提出一些我們看到的問題和希望見到的發展方向,其中也包括了黃教授提出的知識基礎問題,但我們也提到了減輕老師和同學負擔,課程的刪減,公開試的考評問題,甚至是「圈外人」沒有太多人留意到的同學間能力差異問題。要讓通識科這顆幼苗茁壯地成長,風風雨雨不能避免,善意批評也是通識科社群與持份者向前行的動力來源。

不過,從宏觀角度看,從來在討論通識科的問題時,我們都比較容易誇大了它的影響。曾校長和黃教授,都是從一些他們在年輕人當中觀察到的問題出發,然後推斷為通識科年輕人變得偏頗。我們都明白,兩位的着眼點,應該是少數在社會政治議題上,和他們立場不同,又較激進的年輕人,而不是所有,甚至是大部分的年輕人。那些青年社運領袖是否有他們指出的問題,我不願置評,但我在過去幾年在幾項研究中,接觸了大量相當普通的年輕人,就真的不覺得他們有「禮崩樂壞」,甚至任意踐踏核心價值等傾向。無疑年輕人在很多事情上面,和兩位,甚至我,都有不同看法,但卻不見得是罔顧事實,「為拗而拗」。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每年6萬位修讀通識科的年輕人當中,可能有一千幾百有他們觀察到的問題,那麼又是否反映通識科98%的學生明辨是非對錯

事實上,那些熱心投入社會政治運動的年輕人,在所有同齡人當中,都是「異類」(outlier),或有他們個人的經歷。要和某一個別科目拉上關係,是有點牽強。近年我也聚焦研究通識科對同學社會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發覺科目大抵上只是令同學開了眼界,對社會事務增加了關注,確實沒有把某些價值「塞進」了他們的腦袋。

我們訪問了很多有較激進立場的年輕人,只有極少數表示通識對他們有很大影響。他們的政治立場,很多其實是從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中接觸到,更反吷了社會對一些重大爭議的撕裂。我們要知道,今天年輕人在修讀通識之前,不一定是白紙一張,而可能從學校、課堂之外獲得了不少基本政治、社會態度與立場。我有一位舊學生於中五通識科教授「現代中國」單元的時候,想知道在沒有任何教學前,同學對中國內地有什麼認識或印象。於是,他要求同學將對中國所有的認識或印象記下,形成腦圖(Mindmap)。結果顯示新一代對中國的認識並不一定在中學或學校形成,且形成的時期也未必是高中階段。因為很多腦圖中出現事件皆是他們年幼時出現的,如北京奧運、四川地震、毒奶粉等,都在2008年發生,他們當時都只是初小學生。
更重要的是,同學們也告訴我,通識課上的討論,很多時會令他們更全面地理解了社會上的爭議,反而會改變了原來「偏激」的看法。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與其說通識科令同學們的價值觀出現混亂,倒不如說它迫使他們審視自己的立場,評估別人的看法,再平衡利害,方才決定自己的行止。


在現時這種大環境下,通識科和老師們的角色可能更重要。確實,什麼時代的年輕人(包括我年輕時)都不會輕易改變自己,而跟從「大人」們的立場。單方面向年輕人「灌輸」、「宣告」某種立場,對他們相信起不了什麼作用。在現今這個高度撕裂的香港社會,不光是年輕人和「成年人」,就算是「大人」當中,對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也可能持不同看法,而不是鐵板一塊。

透過通識科,我們可以和年輕人放開討論爭議性問題,再「因勢利導」令他們明白看事情總是不只有一個角度,一種回應。當然如果我們有不同意見,不一定可以折服同學們改變立場,但作為老師最後也應訓勉同學們深入探究,多方了解,才再作定論。除了通識,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其他科目,在目前的課程設計及空間之內可以做到這工作。

此時此刻,其實我們更需要通識科。曾、黃兩位的意見,正好說明本科備受各界重視,也是提醒通識社群要不斷聆聽不同意見,檢視教與學的實踐,並探討如何在課程修訂教學支援、專業發展各方面來自我完善,以使通識更能做到課程的目標,令青年人更能面對時代的挑戰。反之,輕易的過通識科,更不利於社會反思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及過去幾年政治爭拗、動員對青年人的影響。


2016年7月16日 星期六

余健峰、趙永佳 通識現場:通識科,「國民教育」的另類選擇?

2016-07-15 端傳媒

近年香港政治環境急速變化,愈來愈多青年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有人歸咎通識科和通識教師過分「政治化」,惹起社會爭辯。本系列文章由趙永佳教授與多位通識科老師共同執筆,希望將高中通識教育現場所見所感與公眾分享,並廓清對通識科的誤解與成見。

最近媒體經常有一個訊息:「香港回歸心未歸」,尤其突顯香港新一代的身份認同問題,備受多方關注。再加上近年青年在主導社會運動時,「本土為先」的旗幟鮮明,最近更有部分青年成立「香港民族黨」,提倡「民族自強、香港獨立」,以行動宣示對中國的抗拒。在青年一代,人心不止無法回歸,更有遠離的走勢。

面對成因複雜的「人心背離」現象,部分社會人士強調推動國民教育科的重要性,順帶壓抑有「反叛」嫌疑的通識教育科。但是,從前線教師的經驗來看,時下的學生從來不缺乏對中國的認識,缺乏的是合理、有序分析中國處境的框架,以及開明體諒的心態。

新一代對中國想像成型甚早

其實,新一代對中國想像,比我們想像中更早就初步成型。有一次,余健峰老師於中五通識教育科教授「現代中國」單元的時候,想知道在沒有任何教學前,同學對中國內地有什麼認識或印象。於是,他將全班分成每組四人,各組派發一張A3的白紙,中間以「中國」為中心,要求同學將對中國所有的認識或印象記下,形成腦圖(Mindmap)。



結果很有趣,有六組同學作答,余老師將出現重複次數的相近項目整理記下(見表)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圖:端傳媒設計部

這個整理很簡略及未必有嚴謹科學論證,但是它說明了重要的一點:新一代對中國的認識並不一定在中學或學校形成,且形成的時期也未必是高中階段。因為很多事件皆是他們年幼時出現的,如北京奧運、四川地震、毒奶粉等,都在2008年發生,他們當時都是初小學生。

趙永佳教授也曾撰文指出,據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的民意追蹤調查,較年輕(30歲以下)的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至2008年達到最高點後急降,和同學們的集體記憶吻合,而這些記憶顯然成為年輕一代對國家想像的基礎。當然,也有可能是這些學生通過近年新聞或評論,「重塑」他們對中國和這些事件的印象,印象都是最近耳濡目染得來。不過,無論如何,重點是通識科對他們取得這些印象,未必有太大關係。

不逃避責備、不隱藏光榮

完成腦圖後,余老師再問學生,他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多些還是中國人多些?」結果學生回應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有83%,是中國人的有17%。在討論中,同學們將有關中國的負面事件及香港遭受內地人的種種不快對待,成為他們抗拒中國人身份強而有力的理據。更令人奇怪是,同學當中有不少是內地新移民,其中部分人指出,在兩地跨境的生活體驗,令他們愈來愈珍惜香港人身份。他們更特別提到內地無法如常使用面書(Facebook)等青年人生活經驗。

不過,當問及同學,中國發展有沒有令他們有良好印象時,即使不承認是中國人的同學,也說有很多印象,特別是有關經濟發展的。他們更能說出具體事件,如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及窮人減少等。余老師好奇地問同學:「既然這樣,你們為何仍抗拒中國人身份?」有同學回答的意思大概是「再多經濟發展都沒有用了,它對人民這麼『衰』(這麼壞)。」老師没有特別為中國辯護的意思,但為了刺激同學作通識科必須的多角度思考,便再追問:「你們知道嗎?中國是13億人口的大國,能取得當今的成就並不容易。」這時同學都靜下來,以陌生奇異的眼光望著老師,彷彿從未以這角度來看中國。

這堂課令老師明白,在資訊爆炸的情況下,通識教育協助同學分析和反思資訊的真確性,以及不同觀點、立場,是非常重要的。和成年人一樣,同學們在學校以外,尤其是通過媒體,會接觸到大量有關內地的訊息,當中有好有壞。他們往往會受當下流行的視角影響去解讀這些訊息。如在200506年間,同學們可能多會以較正面角度來看中國,但在最近幾年,卻很難想像他們能擺脫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因此,通識科老師們在實踐多角度及批判思考的學科宗旨下,應能讓新一代全面理解中國的真確一面,不逃避責備、不隱藏光榮,讓學生明白中國發展的困難,明白國情與實踐的落差。

通識角度的「國民教育」
在現今香港,傳統「愛國」式國民教育的理想其實已算是徹底破產。從前線與同學相處的經驗,令人反思時下部分社會人士以推銷員角度,一面倒推廣國家成就而忽略國家不足,到底是有助新一代青年對中國想像的建構,還是適得其反。

社會想學生明白國家光輝事績,感受國家榮譽,但從網絡及傳媒資訊,或親身參加內地交流團的認知,他們卻會發現內地發展的種種問題,與想像中的中國相違。現實與宣傳中的中國有嚴重落差,若他們缺乏疏理中國發展的理性分析框架,新一代就會產生被騙的感覺。愈「認識」輝煌的中國成就,感到被騙的程度便愈深,心中便愈不忿愈失望。結果在回歸後一波銳意唱好唱旺的國民教育之後,反而令新一代的人心走得更快更遠,這可能是部分愛國陣營無法理解的。

通識教育科重視對社會的投入、對公義的關懷,可能被誤以為是「反動」科目,也曾被諉過為人心背離的共犯。然而,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老師們相信它能為新一代青年建立分析框架,充分明白內地地域文化差異大,就算沿海先進地區也只是小康水平,內地農村就更是發展初階,社會改革連帶的問題,進兩步,退一步的情況無法完全避免。通識教育科未必能向同學灌輸愛國情懷,但它能令學生獨立思考,辨識資訊真實,以多元開放的態度審視中國發展,理解中國發展過程出現的兩難與挑戰。

在本土意識冒起的時代,下一代無可避免反思身份意識,並建構自我認同,例如中國的香港人、香港中國人,甚至單純的「香港人」等。要學生重視國家意識,取決於新一代與中國的互動,通識科只能充當一座理性橋樑。

當然,這也未必是部分社會人士心中的理想國民教育範式,但我們認為,通識科能幫助年輕人,以更全面、合理的視角分析中國,並從而建構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而非陷入別人(無論是愛國陣營或本土派)傳播的中國想像。在今時今日的香港,這其實越形珍貴。


(余健峰,通識教育科老師;趙永佳,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高中通識教育科One Committee主席)

2016年4月3日 星期日

余健峰、趙永佳:中學通識科是防火牆不是洗腦機

2016-04-03 端傳媒

近年,多次由新一代青年領軍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由「違法但和平理性」到「以武制暴」的趨勢。此勢頭的出現,有其結構性因素,特別是社會政治矛盾深化,令本土派高舉「港人優先」大有市場。再加上近年教育改革,新一代青年對時事興趣提升,更關心社會,部分人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令部分社會人士簡單直線地將青少年的「激進」行為與通識教育科掛鈎。他們令通識科間接為社會矛盾激化背書,欲除之而後快,忽略通識科扮演防火牆的重要性。

新一代公民意識提升的大環境,是特區政府回歸後積極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通識教育科其實只是配合這趨勢及發展,不能因人心遠離,就諉過通識催生本土意識。根據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的民意追蹤調查,市民對自認為中國人的認同明顯於2008年達到高點後回落,原因是內地負面新聞不斷,如四川「豆腐渣」工程、逮捕維權人士等,令SARS之後,尤其是奧運銳意塑造的完美中國形象,於香港人心中破碎,使港人人心漸離。

不要忘記通識教育科於2009年才於全港實施,加上教育影響有滯後,有人指控它是幫兇,並不合理。而且,這樣的推論太武斷,且抽空了在資訊科技發展下,網絡媒體對新一代的影響。你可隨意抽問一個學生,它對社會時事認知(學生已有知識)是源於臉書(Facebook)還是課堂或教師,前線教學經驗告訴我們,幾乎100%的答案是臉書。
     
通識教育科的落實,有助避免年輕一代走向極端或偏鋒,這是老師們在前線教育的體會,在研究中亦獲證實。不論通識課程理念「成為有識見、負責任公民,認同國民身份」或「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的人」,還是基於公開試要求如「多角度思考」、「正反論證」和「全面及具批判性論證」等,前線教師作為橋樑將課程理念與評估結合。他們在議題為本的探究學習過中,必須將議題有關的背景資料,正反理據充分鋪陳於學生。

以東北發展為例,教師可能會帶動學生學習思考,評估東北發展對市民生活素質的影響,探討「社會不同持份者有什麼爭議?就該計劃,你是否認同部份示威人士反映意見手法?」這一切必須要學生對學習議題有充分及全面認識,例如:持分者利益或關注點、計劃的利與弊、社會得益與損失衡量等,然後才能在應試時做到正反論證,即教師們常用的所謂「31駁」的作答框架,以爭取5**佳績。這樣重視正反引證的訓練下,我很難想像新一代的「偏激」行為與通識有直接關係。

另外,就年初二於旺角發生的警民衝突,我們想分享一點前線教師的課堂經驗。農曆假期後的課堂,學生主動提出討論該議題,老師基於以下原因接受提議:一、他們展現對社會時事關心及興趣;二、它與課程內容今日香港單元內的「社會政治參與」有直接關係。

在討論過程中,多數同學積極發言,且顯現激動情緒,極力抨擊警方的「暴行」,並舉出多個例子,特別強調拔槍指向群眾及鳴槍等,情緒宣洩幾乎一發不可收拾。這刻作為通識教師,無論自己的立埸是什麼,專業判斷都應是協助他們,全面且正反梳理議題,建立分析框架,例如:向他們提問「該群青年行為對社會帶來什麼影響?」、「這種表達意見手法是否合理或可取?」和「不同持份者有什麼可能看法?」等,並在課堂容許同學以手提電話搜集資料引證。

其中一個同學回答令我們很深刻,他的意思大概是「丟磚會令人受傷,警察都是人,丟死人或打警察會犯法,會坐牢的。」老師隨即藉這位同學之語,追問支持該晚青年行動的同學,「這是否事實?你是否同意?」他們回應:「鬼叫警察打人先,即使坐牢都要政府知它有多廢。」(誰叫警察先打人,即使(示威者)坐牢也要政府知道自己有多沒用。)

他們這時雖然仍抱支持態度,但情緒已回穩。其中,有同學問「你說得那麼動聽,如果是你,你明知會被捕,還會不會做啊?」。這時支持同學情緒大致回復平靜,再經過多輪不同角度觀念的提出後,可觀察學生已由情緒主導回歸至尚有理性思考層面。

我們想以這例子引證,專業通識教師在課程理想及評估的規範下,角色不是煽動青年一代情緒,也不是要把價值判斷(無論是本土或愛國)加諸他們身上,而是為他們提供及建立分析議題框架。當然,通識教師不應逃避探討這類議題,應以專業判斷的角度與學生討論事件始末。因為,現今青年接觸的資訊幾乎已被網絡媒體壟斷,而且他們對追求理念有無限憧憬,因而偏向支持青年主導運動,這並非什麼稀奇事。然而,通識教師普遍希望青年是在充分理解分析事件後,才決定其對事件的立場,這才是我們珍重的獨立、批判思考。

與其繼續誤解通識教育科是新一代「激進」行為 的「洗腦機」,不如逆向思考,確認它可能是防止社會走向激進的最後一根稻草。社會應該相信前線通識教師的專業判斷,以及對落實課程的決心,令通識科能訓練新一代有獨立思維。通識科無法保證能使同學們不「上街」,或全面擁護政府施政,但起碼能令他們在決定任何行動前,有機會「停一停、想一想」。在眼下的社會氛圍,這可能已不容易。

我們相信就算是已站在「雞蛋」一方的教師同工,也會謹守專業精神與課程目標,引導同學們獨立思考與建構自己的判斷,而不是盲目相信任何一方的立場。建制一方亦不應強求,要將通識科變成一味唱好的「逆向洗腦」教育科。

事實也證明,一貫以來的國民教育,並不是做得不夠的問題,而是方向錯誤。在現在年輕人「本土化」的趨勢下,空談如何加強傳統一面倒的國民教育,只會火上加油,令他們更加擁抱「本土」、遠離中國。只有貫徹通識科的多元開放精神、批判思考訓練,我們才能有機會,令同學們在本土以外、抗爭之餘,打開另一片思想的天空,為自己、為香港,爭取更好的未來。


(余健峰,通識教育科老師;趙永佳,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高中通識教育科One Committee主席)

2016年1月11日 星期一

趙永佳 何美儀 : 學習的理由

報「星期日生活2016110

「學習的理由」是台灣青年導演楊逸帆從十四歲開始拍攝的紀錄片。他以身邊的幾位初中三年級同學應考台灣「國中基測」(台灣升高中的分流試)的過程,來反思教育的意義。他細緻的描寫了在台灣(和香港一樣的)瘋狂考試文化下,學生是如何會迷失自己,單純「為考而考」,完全忘記了「學習的理由」。



去年教育大同更為這套片辦了一個放映會,逸帆更親自來港現身說法。和逸帆的偶遇,是我們在香港尋找教育意義的旅程上的重要轉折點。從影片中,我們清楚的看到青年人是如何被主流教育制度折磨,又產生怎樣的惡果。這印證了我們在自己三個小孩身上所獲得的教訓,也令我們知道自己並不是怪咖特例,「古怪」的其實是教育制度。

老三品性純良,但讀書資質平平,因此我們為他找了一家在附近公共屋邨的小學。當時「雙非」問題還未出現,該校和很多新界小學一樣,都有殺校的風險,但它卻以關愛學生,並能包容學生能力差異,在區內相當有名。在該校他渡過了還算愉快的兩年,我們也積極參加了學校的家教會,在校內推動親子英語閱讀風氣,並和其他家長一起成立了一個「有聲書圖書館」。

但好景不常,到了三年級,原來的校長跳槽去一家更大的小學。新校長到任後,就開始「整頓」學校的課程,調整功課量,更增加了補課班。我們向老師了解,才知道新校長因為學校的TSA達標率低,被分區教育主任「查詢」,因此銳意要改革學校。當然我們覺得是晴天霹靂,因為校內同學,多是低下階層,也有特別多的SEN(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以「催谷」的方法來提升成績,只會打擊他們的信心,令他們喪失學習的動機。於是我們通過家長校董代表,和其他途徑,來與校長溝通,希望她收回成命。但無論我們如何游說,她還是一意孤行,並開始整頓她覺得不服從命令的老師。最後,我們一班家長只有集體轉校,希望另尋一片淨土。

同年,老三參加了小三TSA,我們因此初次感受到應試的壓力。以前老大、老二雖然都有考TSA,但學校都沒有特別準備和操練。但在新校長治下,補充練習和補課陸續有來。我們把他的補充練習和去年的舊試卷一看,乖乖不得了,發覺完全不是他能應付的水平。於是也找了第一屆TSA也是老大那一屆)的試卷來比較,發覺無論試卷的深度、長度都比以前不可同日而言,才開始明白,新校長為何要通過操練來為他們準備。

經此一役,我們省覺到,TSA是如何令一間好端端的學校走上催谷和操練的邪道。我們跟着把老三轉到另一家在區內也不算程度很高的屋邨小學。轉校之後,才知道「中伏」,學校的功課充滿TSA的影子,TSA補充練習和補課也是指定動作。在那年,老三每天回到校門口,就會覺得頭痛,每天的第一堂往往都要在媽媽陪同下在醫療室度過。向老師請求,為他「調適」功課量,老師的回應是「趙太,將來他要面對的壓力更大,請妳不要逃避!」趙太在聽到之後,就知道除了再轉校「逃避」之外,便沒有其他辦法了。

其後,我們在再三打聽,再去叩門找到另一家區內功課要求真的不高的小學。同時,我們認識了其他小學教育界朋友,老媽也通過一些家長小組認識了其他家長,方才明白到,和老三同樣的故事,其實是不斷在基層小學中重複。老媽的專業是英語教育,於是也找來了中文、數學專業的朋友,再仔細的分析TSA的試卷,發現同樣地在過去十年間,深度、長度也增加了不少,而且不少的題型也是很有問題。就以試卷的長度而言,小朋友不經過大量的操練,根本沒有那種在短時間內,回答大量試題的應試技巧。

因此,我們成立了TSA關注組,聯絡教育團體、政團、關注兒童權利的組織,又加入了「教育大同」等的家長組織,希望令社會人士認識TSA的真相。一直,我們都是「講多過做」,以宣傳、家長教育為主,並沒有太多對抗性行動。但到了今年,因為個別臉書群組中暴露了更多有關初小同學家課的殘酷現狀,令家長的情緒很快升溫,並有多個要求取消小三TSA的群組出現,其中並在短時間內得到逾四萬人加入。

由開學到現在短短幾個月間,香港對TSA的關注,可謂突飛猛進。雖然教育局和支持TSA的個別專家們,堅持操練問題的根源不在TSA,拒絕家長要求先暫停小三TSA,再全面檢討制度的要求,但我們感覺到,議題的發展,已走上了不歸路。政府沒有全面與果斷的回應,似乎已不可能平息家長及其他教育界人士對TSA的質疑。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說暫緩TSA會令學校失去一把「尺」,難以量度校內學生相對全港學生的學習進度。不過,現在問題正正就出在這把尺之上。因為TSA是以一套單一標準來評價所有學校,所有同學,抹殺了他們之間的差異,而這把尺更已變異為一隻大魔獸,不斷蠶食正常的教學與課程。結果是,主流教育系統內根本無法做到因材施教,沒有真正的多元,家長們根本沒有真正的選擇,。

選擇與多元有何重要?這點我們從逸帆身上可以看到。他的中學教育,都是在宜蘭人文國中渡過。宜中是一所另類實驗學校,以適性教學為理念,獨輪車、戲劇、舞蹈和語文、數學一樣是主科,專題報告也代替了紙筆測考。在完全沒有分數與操練的壓力下,才能培養出逸帆身上所體現的創意與熱情。香港在小學階段,還是有自然學校一所另類小學,但中學就完全沒有了。我們的學生有些被測考打敗,被標籤為失敗者,另一些雖然是考試制度的「生還者」,成功擠進了大學的窄門,但我們所見,他們卻是基本能力(這是對TSA最大的諷刺)薄弱,除了少數人外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學習的年輕人。

我們得承試操練與壓力是港式教育的「共業」,不是單一因素做成,TSA也不會是我們的唯一教育問題。但它卻是我們現在壓抑學習動機,異化小學教育制度的其中一個「主犯」。把小三TSA推倒,我們才能重建一個能讓小朋友按照他們不同的能力與興趣,回應家長不同的教育期望的真正多元、有選擇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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