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 何美儀 ： 學習的理由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10日

「學習的理由」是台灣青年導演楊逸帆從十四歲開始拍攝的紀錄片。他以身邊的幾位初中三年級同學應考台灣「國中基測」（台灣升高中的分流試）的過程，來反思教育的意義。他細緻的描寫了在台灣（和香港一樣的）瘋狂考試文化下，學生是如何會迷失自己，單純「為考而考」，完全忘記了「學習的理由」。

去年教育大同更為這套片辦了一個放映會，逸帆更親自來港現身說法。和逸帆的偶遇，是我們在香港尋找教育意義的旅程上的重要轉折點。從影片中，我們清楚的看到青年人是如何被主流教育制度折磨，又產生怎樣的惡果。這印證了我們在自己三個小孩身上所獲得的教訓，也令我們知道自己並不是怪咖特例，「古怪」的其實是教育制度。

老三品性純良，但讀書資質平平，因此我們為他找了一家在附近公共屋邨的小學。當時「雙非」問題還未出現，該校和很多新界小學一樣，都有殺校的風險，但它卻以關愛學生，並能包容學生能力差異，在區內相當有名。在該校他渡過了還算愉快的兩年，我們也積極參加了學校的家教會，在校內推動親子英語閱讀風氣，並和其他家長一起成立了一個「有聲書圖書館」。

但好景不常，到了三年級，原來的校長跳槽去一家更大的小學。新校長到任後，就開始「整頓」學校的課程，調整功課量，更增加了補課班。我們向老師了解，才知道新校長因為學校的TSA達標率低，被分區教育主任「查詢」，因此銳意要改革學校。當然我們覺得是晴天霹靂，因為校內同學，多是低下階層，也有特別多的SEN（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以「催谷」的方法來提升成績，只會打擊他們的信心，令他們喪失學習的動機。於是我們通過家長校董代表，和其他途徑，來與校長溝通，希望她收回成命。但無論我們如何游說，她還是一意孤行，並開始整頓她覺得不服從命令的老師。最後，我們一班家長只有集體轉校，希望另尋一片淨土。

同年，老三參加了小三TSA，我們因此初次感受到應試的壓力。以前老大、老二雖然都有考TSA，但學校都沒有特別準備和操練。但在新校長治下，補充練習和補課陸續有來。我們把他的補充練習和去年的舊試卷一看，乖乖不得了，發覺完全不是他能應付的水平。於是也找了第一屆TSA（也是老大那一屆）的試卷來比較，發覺無論試卷的深度、長度都比以前不可同日而言，才開始明白，新校長為何要通過操練來為他們準備。

經此一役，我們省覺到，TSA是如何令一間好端端的學校走上催谷和操練的邪道。我們跟着把老三轉到另一家在區內也不算程度很高的屋邨小學。轉校之後，才知道「中伏」，學校的功課充滿TSA的影子，TSA補充練習和補課也是指定動作。在那年，老三每天回到校門口，就會覺得頭痛，每天的第一堂往往都要在媽媽陪同下在醫療室度過。向老師請求，為他「調適」功課量，老師的回應是「趙太，將來他要面對的壓力更大，請妳不要逃避！」趙太在聽到之後，就知道除了再轉校「逃避」之外，便沒有其他辦法了。

其後，我們在再三打聽，再去叩門找到另一家區內功課要求真的不高的小學。同時，我們認識了其他小學教育界朋友，老媽也通過一些家長小組認識了其他家長，方才明白到，和老三同樣的故事，其實是不斷在基層小學中重複。老媽的專業是英語教育，於是也找來了中文、數學專業的朋友，再仔細的分析TSA的試卷，發現同樣地在過去十年間，深度、長度也增加了不少，而且不少的題型也是很有問題。就以試卷的長度而言，小朋友不經過大量的操練，根本沒有那種在短時間內，回答大量試題的應試技巧。

因此，我們成立了TSA關注組，聯絡教育團體、政團、關注兒童權利的組織，又加入了「教育大同」等的家長組織，希望令社會人士認識TSA的真相。一直，我們都是「講多過做」，以宣傳、家長教育為主，並沒有太多對抗性行動。但到了今年，因為個別臉書群組中暴露了更多有關初小同學家課的殘酷現狀，令家長的情緒很快升溫，並有多個要求取消小三TSA的群組出現，其中並在短時間內得到逾四萬人加入。

由開學到現在短短幾個月間，香港對TSA的關注，可謂突飛猛進。雖然教育局和支持TSA的個別專家們，堅持操練問題的根源不在TSA，拒絕家長要求先暫停小三TSA，再全面檢討制度的要求，但我們感覺到，議題的發展，已走上了不歸路。政府沒有全面與果斷的回應，似乎已不可能平息家長及其他教育界人士對TSA的質疑。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說暫緩TSA會令學校失去一把「尺」，難以量度校內學生相對全港學生的學習進度。不過，現在問題正正就出在這把尺之上。因為TSA是以一套單一標準來評價所有學校，所有同學，抹殺了他們之間的差異，而這把尺更已變異為一隻大魔獸，不斷蠶食正常的教學與課程。結果是，主流教育系統內根本無法做到因材施教，沒有真正的多元，家長們根本沒有真正的選擇，。

選擇與多元有何重要？這點我們從逸帆身上可以看到。他的中學教育，都是在宜蘭人文國中渡過。宜中是一所另類實驗學校，以適性教學為理念，獨輪車、戲劇、舞蹈和語文、數學一樣是主科，專題報告也代替了紙筆測考。在完全沒有分數與操練的壓力下，才能培養出逸帆身上所體現的創意與熱情。香港在小學階段，還是有自然學校一所另類小學，但中學就完全沒有了。我們的學生有些被測考打敗，被標籤為失敗者，另一些雖然是考試制度的「生還者」，成功擠進了大學的窄門，但我們所見，他們卻是基本能力（這是對TSA最大的諷刺）薄弱，除了少數人外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學習的年輕人。

我們得承試操練與壓力是港式教育的「共業」，不是單一因素做成，TSA也不會是我們的唯一教育問題。但它卻是我們現在壓抑學習動機，異化小學教育制度的其中一個「主犯」。把小三TSA推倒，我們才能重建一個能讓小朋友按照他們不同的能力與興趣，回應家長不同的教育期望的真正多元、有選擇的教育制度。

學習的理由官網：http://www.reasontostudy.org/

趙永佳 何美儀﹕ 休學優學－孩子慢慢來 踏上「優學」路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9月13日

(Facebook:優學體驗年 Gap Explorer)

我家老三剛慶祝了十二歲生日，原來今年要升中，但我們作了一個相當「破格」的決定，就是要讓他休學一年，「在家自學」，明年方才回學校復課。

首先要解釋的，當然是「為什麼」？究竟為什麼我們要讓老三向學校請一年假？是否就是讓他放一個悠長的「真假期」？

我們有三個孩子，都是男的。作為老么，他在家中都被當作小孩看待，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好像很小。他長得胖胖的，有點「baby fat」，個性率直、友善，有時候真的是有點「天真可愛」。

讀幼稚園時，他的呼吸道出了點問題，喉管有地方發脹，所以呼吸不暢順，造成腦部有點輕微缺氧。醫生說他的腦部發展可能會比人慢，動了手術後應該可以慢慢追上來。

為了可以讓他慢慢追上來，我們為他選了一家每級只有三十人左右的屋邨小學。當時我們的「逆向思維」是，這種「一個也不能少」的學校，應能夠關愛、包容能力有差異的同學，再加上那間學校的校長，在教育界當時是少有名氣的「愛心」校長，也有新思維，於是我們就打算讓他在那裏先把小學念完。

後來「好景不常」，原來校長跳槽，新校長大改學校的辦學路線，無論功課量，學術水平的要求，都大大提高。再加上大批資深老師辭職，我們就覺得「君子不立危牆之下」，走為上著，於是在小四決定轉校。

當時我們的「如意算盤」也是在主流學校中間「淘寶」，再找一間沒有名氣但以關愛出名的屋邨小學。不過，轉了過去之後才發覺新學校在教學方法上非常傳統。不但功課量大，注重測考（又是TSA的錯！），而且在我們看來也太重視紀律與服從。到下學期開始，老三每天返抵學校前都會開始喊頭痛，差不多每天的首堂都會在醫療室渡過。老媽企圖和老師溝通如何為他減壓，但都不得要領。我們覺得讓老三繼續捱下去，精神狀況只會每況愈下，唯有再找另一間可以讓他慢慢走的小學。

後來經過幾個月的資料搜集，找到一家有朋友的孩子在讀高小的學校，多番打聽證實是壓力較輕的，我們就實行「孟母三遷」，把老三轉到第三間小學。

這個小學名符其實，不但功課量較輕，而且老師在各方面的處理上，都比較寬鬆，老三轉校後適應得很好。這小學比較重視足球隊，從外面請了職業教練，後來老三加入了球隊，在小五已是球隊的MVP之一，連續兩年協助球隊奪得分區校際比賽亞軍（兩次也僅僅是射十二碼敗陣）。對男孩子來說，在運動場上的成就，往往比功課上更重要，因此雖然他的成績一直都只是全級的中流，但他的校園生活卻非常恰意。

由老三的「教育史」，大家應該明白我們不是那些害怕「輸在起跑線上」的家長。事實上，他的起跑已比別人慢，我們明白欲速不達。對他來說，學習會是一場艱苦的「馬拉松」。在為他找尋中學的過程中，我們更了解教育現場的嚴峻。現在中學的要求，正正是他最弱的地方！

首先是文憑試的「死亡之卷」——中文科。要在主流系統「混過去」，學生必需要能在四科必修科取得不錯的成績，而其中對他這類男孩子來說，偏偏中文就是他的弱項，而現在小學與中學的要求，尤要是在文言文，就已經是大有距離。有校長朋友說得一針見血，指現在的中文科，考的是學生的腦筋轉得夠不夠快，而不單是語文的運用，而老三偏偏就是有點慢，活脫的還是「小學雞」。

另外，我們在面試過程中，發現較好的學校都比較強調口語表達能力。剛巧老三這方面也是很弱。在面試中，往往要求同學們以小組形式討論時事問題。我們一向留意到他的口語，尤其是中文表達能力較弱，卻覺得來日方長，將來再算。但在面試中，我們卻發覺其他小朋友不知道是否久經「面試特訓班」訓練，都有大將之風，而且熟悉時事，能夠以「對這問題，我有三點看法，第一，……」或「我很同意這位同學的看法，不過，……」來開始討論。相比之下，老三只是一個結結巴巴的小屁孩，甚至我們回想自己小時候，應該到了高中也未必能這樣進行小組討論。後來一想，這不正正就是高中通識科的要求嗎？我們明白，從中一就開始準備同學，無可厚非，而且也的確有不少聰明的小朋友能做到，就算老三做不到，我們也不能說要求不合理。

不過，我們也明白，在公開試和其他家長的壓力下，本地學校在照顧能力差異問題上，的確是「綁手綁腳」。學校不能等「孩子」長大，他們只能要求每一位小朋友在入中學前都已經有一定能力。而老師的工作量之大，也不容許他們對每一個學生都作「差別」處理。

那我們應怎樣做呢？硬把自信不足，能力不逮的老三推進中學，跟推他入火爐沒兩樣。留級嗎？根本就行不通！最近，我們認識了一批「在家自學」的朋友，感受到他們的孩子是如何在愉快，與沒有壓力下長大與學習。我們沒有信心可以長期和老三「在家自學」，也覺得學校的種種社會情境還是對他的成長會有幫助。因此，我們想到了在大學生或中學畢業生中間流行的Gap Year概念。既然哈佛大學也可以在錄取同學的通知中，鼓勵他們休學一年，體驗生活，為什麼小學畢業生不可以也「依樣葫蘆」也來gap一下？

我們期望的gap year，不是單純去“hea”或玩一年，這是有計劃地好好裝備老三自己的一年──語文能力、解難能力、自省能力、獨立處事能力，群體協作能力。如果這一年的歷練能擴闊他的視野，增強他的自信心，這一年絕對不會是浪費啊！比同齡的朋友晚一年畢業，又何妨？他並沒有損失甚麼呀！

跟着我們就和其他教育界朋友討論，再聯絡一些有差不多年紀孩子的家長朋友，最後就決定將老三和幾位其他小朋友糾合在一起，用一年時間，「優化學習、體驗生命」。希望以一些形式上很另類，但理念上很主流的學習經歷，讓他們能整固、提高、深化小學階段所學，然後一年後再回歸校園面對中學的挑戰。

以這篇文章作為開場白，以後我們會每隔一星期把他們「優學體驗年」的種種經歷和大家分享。

趙永佳：「東亞教育奇蹟」的國王新衣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8月30日

中村修二憑發明藍色發光二極管（LED），於2014年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是典型的異類（outliner），出身寒微、「三流」大學畢業、大半生時 間都在一家小企業幹活。卻被認為是「白支薪水的無用男」，只能在社長的反對下，繼續「地下」研究LED。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怪乎他在獲獎之後，曾說：「憤 怒是我全部的動力，如果沒有憋着一肚子氣，（我）就不會成功。」

最近他在一篇網上廣泛流傳的演講中，把他的憤怒指向了整個東亞地區的教育制度。

他認為，東亞地區教育度的最大問題，是應試主義與學歷主義。他舉韓國為例，指舉國上下的青年人，都是以首爾、高麗、延世三所名門大學為目標，因此補習班是每 個小孩放學後「加班」工作的地方。雖然在國際評估中（如PISA），韓國孩子也是名列前茅，但輝煌的成績，是建築在孩子們（和家長）雙倍的努力和雙倍的花 費之上。換言之，東亞教育的產出，是全因為大量投資（時間與金錢），其實效率相當低下。

雖然不是歷史學家，但他也對東亞 教育的歷史條件有一套看法。他認為我們現在常見的主流教育制度，其實都源於普魯士的工業化教育模式。包括標準化課程，學生在課室坐着聽課，教師講，學生 聽，並有標準的時間表和全國一貫的學科課程。其目的，不是要教育出能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和易管理的勞動力。

東亞新科舉制度

在 東亞，這種「普魯士基因」，更和儒家傳統合流，並將大學入學試變成了以往科舉制度那樣，成為選拔人才的唯一尺度。這套制度的問題，是在長期「八股」式的訓 練打磨之下，學生的可塑性盡失，變成「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看起來很美，但如果你的要求不同而要作任何改動的話，會很容易受損。

但大學正正就和中學的要求大相逕庭，大學的老師，往往覺得最困難的，就是要改變新生的「中學式」學習概念與習慣。簡單如沒有標準答案，對他們來說好像在中世 紀，告訴他們地球是圓的一樣不可思議。東亞的大學入學試是典型的高注碼（high stake）測試，往往是入學的唯一或最決定性因素，而且一年一度，萬一落榜就要當一年「浪人」重考。反之他推崇美國的入學制度，如標準測試（如SAT） 只是錄取與否的其中一項因素，而且一年有六次報考機會（當然社會學家會指出美國的制度對中產家庭背景的學生更有利）。

在上文所述高度標準化的新科舉影響下，東亞社會都注重複習和操練。在高考「金榜題名」，大量的「考古題」和模擬試變成常態。就算在香港的小學，因為要應付 TSA，學校也已經是以不斷補課和做練習卷來應對。中村修二認為，同樣的邏輯，也造成了東亞大量的鋼琴、小提琴的音樂神童，他指出東亞的「琴童」家長，多 半自己對音樂沒有特別興趣，卻驅使孩子花時間練習，其實只不過好像故事中因為路燈比較亮，所以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人一樣。在教育上過分強調投入時間操練某 些標準下的能力，結果是壓制了不同類型、能力人才出現與發展的可能性，造成人才浪費的現象。

中村修二對東亞地區教育制度 的批評，擲地有聲，雖然有些過激，和將英美制度有點浪漫化，但在今天普遍認為有所謂「東亞教育奇蹟」的時代，卻是一劑能令我們反思的猛藥。誠然，東亞地區 差不多在所有國際性學生能力測試中都名列前茅，而且不同家庭社經背景的學生差異比歐美社會更小。在「PISA熱」影響下，西方社會都對東亞教育模式產生很 大興趣，例如最近英國就「輸入」上海的教育模式和老師。不過，中村指出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同學花在作業，補習上的時間，家長花在補習上的金錢，更令社會上人 才齊一，缺乏創造力與多樣性。

他的批評，令我想起了幾十年前所謂「東亞經濟奇蹟」的爭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正是「東 亞奇蹟」風華正茂的時候，日本、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經歷了幾十年平均近雙位數的經濟增加，情形就好像今天的「中國崛起」一樣，因此就有各種各樣的理 論來解釋這個東亞奇蹟是如何神奇。當然，升得愈高，跌得愈重，就好像今天的內地經濟一樣，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在九十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

東亞「奇蹟」的成因

其實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就有經濟學家對所謂東亞奇蹟作出批判。其中以兩位美國經濟學者對東亞經驗的質疑最為尖銳。首先，麻省理工的楊格（Alwyn Young）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其實是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的增加，而不是生產力。換句話說，四小龍的快速 增長，是因為大量勞動力投入生產（如香港的大量難民、台灣及南韓的農村人口），以及投資快速增加（台灣、南韓及新加坡政府通過壓縮消費，增加投資），而不 是通過提升技術水平來更有效運用生產要素。結果，四小龍由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平均整體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長最高只不過是香港的2.3%，台灣是1.9%，南韓是1.6%，而新加坡更只有-0.3%，這和戰後大部分先進國家，甚
至是公認經濟增長緩慢的拉丁美洲國家，其實都差不多。

另一位東亞奇蹟的懷疑論者名氣更大，是史丹福的克魯明（Paul Krugman）。他承接楊格的批判，也提出了東亞奇蹟只不過是「神話」的觀點。他將東亞經驗與蘇聯社會主義時代比較，指出兩者相同的地方，是經濟增長同 樣是建築大量的投資與勞動力的增加。他認為所謂東亞奇蹟其實沒有神奇之處，只不過是以「血汗」堆砌而成，而不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有論者認為東亞的成功是 自由市場的勝利，但諷刺的是克魯明直指它們成功的方程式，到底也是和極權的蘇維埃體制一樣。

轉了一大圈，究竟東亞經濟奇 蹟和中村修二對東亞教育體制的批判有何關係？正如中村直言，東亞社會太重視複習的重要性，大量的作業、家課、複習充塞了孩子們的時間，結果是扼殺了他們的 想像力和創造力。2009年發表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况比較研究報告」顯示，四國高中生中，中國高中生每天在校學習、在家學習時間、在課外補習班 或跟補習老師的學習時間都是最長。中國以外，韓國學生的在校學習時間、課外補習時間也較長，日本、美國的學習時間就較相似。

社會與教育制度的「共業」

香港沒有相關數據，不過相信大部分本地家長對孩子們的功課量和溫習時間應該都有很深體會，其中高小、高中同學感受的壓力也最重。差不多所有國際大型評估研究 雖然都發現香港學生的表現名列前茅，但過度複習，考評的結果卻也是顯而易見。數學科同學雖然工多藝熟，運算快而準，但對數學的自信心很低。閱讀理解方面能 力也很強，但自主閱讀的興趣很低，也沒有這習慣。PISA的情况也一樣，同學表現很好，但他們對學校的認同感很低。
我在 大學二十多年，目睹同學的問題也相似，他們的基本能力不俗，但語文能力低，沒有閱讀習慣，只有小部分早已「決志」投身某些專業（如醫科、法律）的同學，有 強烈學習動機，大部分起初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學習，更對和中學不一樣的自由學習環境完全不適應。這樣說，不是要指摘同學們，因為他們的不足，是我們的「共 業」，不是個人的錯，是整個社會和教育制度的缺陷。

經濟學家的反思，告訴我們東亞經濟奇蹟是建築在壓縮消費、大量投資、高強度與長時間的勞動之上。東亞教育奇蹟的條件，可能同樣也正正是家長和同學金錢上的投資，與老師和同學，甚至家長們的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家課、預習、溫習、備課）。

在 克魯明所指的蘇維埃式「粗放型成長」下，日本、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已大不如前，甚至中國現在也碰上了瓶頸。相反，美國的經濟有百般不足，但在高新科技產業 上，卻依然執世界牛耳。同樣地，在中、小學教育上，美國相比東亞就是等同在「放羊」。雖然美國現在某些中產家庭的教養模式已向東亞靠攏，但老美的孩子們在 這種還是較「寬鬆」的環境下長大成人，上了大學後，他們的創造力及學習興趣的「小宇宙」彷彿就會爆發，以致他們畢業後在創新科技產業服務也完全沒有問題。

究 其實，無論在經濟層面，或者在教育制度上，東亞的「粗放型」發展，都有「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中村修二、克魯明、楊格等人的諍言，只是響應很多東亞地區在 地人士的聲音。在教育問題上，本地的學者、NGO，甚至如教育大同般的家長組織，都在持續地反思本港教育制度，致力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正在做不同的嘗 試。本文只是借諾貝爾獎得獎人的發言為大家打打氣。

後記

互聯網上的信息不能盡信，文章寫作前曾嘗試搜尋中村修二在東京發言的日文報道（感謝張彧暋幫忙），證實真有其事，但卻找不到全文記錄抄本。所以網上流傳文章也可能只是網民「二次創作」 之舉。不過，觀乎中村其他著作及其對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和文章觀念的確一致。因此，我們姑且對文章存疑，但也「跟帖」來借題發揮一下吧。

編輯/林越慧

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 62-62.

Young, A. (1994).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No. w468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趙永佳 何美儀 ： 「國民教育」要學，如何學？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08-09 

常自問我倆是輕度「大中華膠」，大概是未到孔誥烽會unfriend 的程度吧。以民調式分類方法，我們應該會被歸類為「自認是香港人，但同時又是中國人」。我們在香港土生土長，都是移民的第二代（趙永佳父親從台山偷渡來港，何美儀父輩是澳門人），在殖民地統治下長大受教育，談不上對中國有很深厚感情，對中共更是甚有意見，但撫心自問，卻是從來沒有懷疑某一種意義上，我們都是中國人。

但作為家長，我們卻沒有在家中雷厲風行國民教育，亦沒有硬銷「我是中國人」這套思想給孩子們。我們甚至有一點天真的覺得，孩子還小的時候（例如小學階段），就讓他們當小孩好了，成年人世界的複雜性，他們沒有必要去了解太多，不過，一些普世價值，如平等、多元、包容，我們卻是很希望孩子們能擁有。

現在小學階段學校課程都有一點國民教育的元素，常識科都有中華文化、中國歷史的單元。我們除了覺得有時會「欲速不達」之外（例如要孩子們背誦中國各省名字），有點「國情教育」也是無傷大雅。唱國歌差不多是現在學校的指定動作，但我們最深印象還是孩子們亂改歌詞，大唱特唱。不過，回想起來，我們小時候在教會學校，也會（只是趙永佳！）把主禱文竄改成打油詩，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的頑皮，可能才是永恒。

國民教育失敗孩子不太「愛國」

在頗為失敗的國民教育下，我家孩子們當然也不太「愛國」。你問他們要不要見楊利偉，他們會反問他是不是五星戰隊的藍戰士，日常生活的矛盾，也會令他們對中國出現一些看法。六四是不能迴避的問題，上水（外婆住那裏）的擠迫與混亂，自由行的「橫行」，也是他們耳聞目染的事實。到了深圳的主題公園，他們也親眼目擊老爸如何挺身而出力斥插隊黨。

不過，日常生活中，他們也會和「中國」有不少「正常」的交往。例如最近國產動畫興起，他們除了日本動漫之外，也會多了一個選擇，最近的一套新版西遊記動畫也是他們的至愛，老三在一間「屋」小學念書，一直以來，身邊都有很多新移民同學。他們一方面羡慕新移民同學們的中文「超好」之外，也感受到他們在香港這個新家園的困境。有一名同學因為完全不懂廣東話，因此每天回家後都要打電話給老三「問功課」，而且他們的英語當然也是一塌糊塗，要向老三求教。當我們聽到每天老三都用比我標準的普通話來為同學解釋當天要做的家課時，心裏都會感到安慰。

從家長角度考量，我們認為就算孩子們不愛國，但他們必須要認識中國，將來有需要時，應該可以去內地（或外地）工作，和內地同事一起共事沒有問題。這只是很功利的角度，不需牽涉愛不愛國，有沒有國族認同的問題。當然我們也同意陳健民（當年在美國的六四活動和他認識）最近所言， 「全球公民」的普世價值，必須先於愛國主義，在向孩子們解釋中國情的同時，我們也要他們認識家中外傭auntie 的處境和尊重她們。這可能不是「愛國人士」會同意的立場，但在香港，作為一個普通的家長，我們覺得這只是合理的期望。

普世價值先於愛國主義

既然學校的「國民」、「國情」教育並不能幫助孩子們認識中國，我們唯有「在家自學」。

最近，為了深化老三的「國民教育」，我們把他送了去一個在深圳十二天的夏令營。我倆對一些到內地的交流團都不太「感冒」，學校現在常有超便宜的「同心同根」交流團、軍訓團我們都避之則吉，因為他們「自己知自己事」， 「扎扎跳」的老三去了這些交流團，只要更加痛恨內地的高壓管治和說教式的國民教育，又怎會發展出什麼「愛國心」？

但我們知道，在「中國世紀」，認識中國是在香港教養的重要一環。因此，在朋友介紹下，參加了一個民辦企業的夏令營。該企業的夏令營已有多年歷史，相當有中國特色，有所謂「精英行為訓練營」， 「主播訓練營」， 「國學訓練營」。這些營我們當然想也不敢想，一開始就只是屬意足球營。

起初我們也是有點惴惴不安，雖然老三在香港已經是常離家參加野營活動，獨立自理能力不弱，但這次是他孤身一人（沒有朋友一起）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和一群內地小朋友一起，我們實在是有點擔心，也會幻想他被人欺凌（有參加軍訓營的朋友孩子就受此待遇），也不知道他能否認識到朋友。他的普通話管用嗎？教練的足球術語如盤球、顛球、前衛，他聽得懂嗎？

內地夏令營的「立體」體驗

十二天過後，我們到深圳東部的大鵬新區某中學（離羅湖約一小時車程），見到他之後，就安心了許多。我們見到他和其他營友一起玩手遊，講笑話，也有營友在離開前要和他一起拍照留念。我們就知道，這次對他來說真的是一次很好的經驗。他興奮的告訴我們，昨天（最後一晚）他們打算通宵玩耍（飛行棋、紙牌），不過他到了十二時就給睡魔攻佔了，到了五時才起來，不過正因如此，當教練來巡房時他就逃過一劫，教練也告訴我們因為老三睡得很早（平常是10 時上），所以他們的營舍是特別安靜，因為舍友們不想把他吵醒。教練也說老三（和平常一樣）很會照顧年紀比他小的營友，而且營友們對他的球技都很讚賞，在最後一天的比賽中，他雖然職司後衛，但隊友們都對他的球技有信心，讓他當十二碼的劊子手。最有趣的是，我們給他帶了一本數學的暑期作業（怪獸家長死性難移），當我們問他有沒有做作業的時候，他喜孜孜的告訴我們做了很多，因為營友們都幫他一起做，還說他們計數特別快，我們真的是啼笑皆非。

在今次的經驗中，我們對「國民」、「國情」教育好像有了一些新的體會。首先，要把「港孩」們從他的「舒適圈」帶到一個真實的內地環境，和一些「正常」的內地人（小朋友）一起生活一段時間，他們對中國、中國人就會有更豐富和立體的看法。就好像他們的教練就和「兇神惡煞」的內地人形象完全不同。起初因為老三有點想家，哭了一陣子，所以教練對他特別照顧，還在入營後一天就讓他「報平安」，其他營友就要三天後才可以打電話回家。我們後來和老三談談夏令營的感受，問他覺得內地小朋友和香港小朋友有何分別，他說沒有。我們再問為什麼，他說他們也玩minecraft，告訴了他minecraft 已有新版本，還教了他開金手指來作弊！

本土身分不等於族群仇恨

第二，語言是溝通的基本工具，所以要認識中國，普通話是必需的。老三的普通話口語很好，非常標準，不過中文書寫就非常弱。我們認為能掌握普通話，並非必須要「普教中」，因為書面寫和口語要求不一樣，而且中文課程要適合香港情，現在過分強調語法、操練的中文課程其實是打擊了他對中文（漢語）的感情。幸好他的口語很好，在夏令營中足夠和內地人溝通。

還有就是，他們不可以對內地有成見。我家孩子比較遲熟，對時事知識談不上很好，但好處就是較不受輿論影響，早前有一個活動，老三和其他同齡小朋友到深水探訪「無家者」，後來總結時他們憶述在活動當中，有一個無家者在小朋友面前痛罵內地人、新移民，說他們搶了工作，搶了公屋，「炒貴地皮」云云。但令我們最吃驚的是居然有一個小朋友會和他一起異口同聲的罵內地人。這點陳健民也說很好，建構本土身分不等於要墮入狹隘的族群仇恨主義。作為家長，我們希望孩子們能做一個「好」人，不對內地人抱有成見，然後和他們真誠相處，是第一步。

現實矛盾： 李旺陽劉曉波

當然，現實是殘酷的，當我們不斷提醒中國也有很好的地方，內地人也有很多好人的時候，現實的矛盾（李旺陽、劉曉波、港大事件等）是不停地在向他們衝擊。作為家長，我們不希望把我們的價值判斷加諸他們身上，而是要他們通過自身的全面觀察與思想，緊守一些最重要的基本價值，然後再決定他們在現在這種中港撕裂的情境下如何自處。

趙永佳 何美儀：我們是怎樣長大的

2015年7月1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最近朋友傳來一篇外國報道(Hanna Rosin.  “The Overprotected Kid”)，有關一個在英國威爾士的冒險公園（Adventure Playground）。公園名叫「The Land」，佔地55平方米，在裡面你會看到大量的木頭、輪胎、單輪手推車、梯子、沙包、繩索、鎚、釘和不少其他廢物或回收物料。驟眼看來，公園和垃圾場無疑，但細看之下，你會見到孩子利用公園放置的空貨櫃建築了一個個小基地（小屋），而孩子在基地之間搭建了大人過不了的走道，四處遊走。

The Land紀錄片官網: http://playfreemovie.com/

有位美國紀錄片製作人Erin Davis，去年在那裏攝製了一套紀錄片(也名叫「The Land」)。在網上的預告可見，孩子們在公園中會焚燒一些木料，一方面為了取暖，另一方面就只是覺得「放火」好玩。也有六、七歲的孩子以一個大鐵鋸驚心動魄地來把紙版切開，製作了一塊擊球拍，然後要朋友從遠處投出雪球，來擊球取樂。孩子們也會爬上貨櫃頂或大樹，再從上面跳下至鋪在下面的舊牀褥，或游繩而下。公園中有成年管理員在旁監察，但他們不會「干預」孩子們的活動。

(http://studyathomemama.ca/the-land-adventure-playground/)

總而言之，這不是我們慣見的公園，我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少家長會讓子女在其中玩耍。這類的冒險公園，其實是在二戰後的歐洲首先出現，但其後逐漸在安全考慮下被取締，最近幾年方再次出現，一說在歐州有上千個這樣的公園。公園被稱為玩樂員（playworker）的管理員，更是一門新興專業人才，他們要小心評估公園的風險，整理其中設施，並監控（而不是干預）孩子們的活動。

1920年代的寶靈頓運河及鵝頸橋

(https://zh.wikipedia.org/zh-hk/堅拿道)

看到該篇文章及紀錄片的預告之後，趙永佳就想起他小時候最有記憶的遊樂場，除了維多利亞公園的模型船池之外，就是現在堅拿道天橋的建築地盤！他小時候住在鵝頸區，因為舊日「鵝頸澗」( 又稱寶靈頓運河）河道好像鵝頸一樣窄長，所謂「鵝頸橋」，其實是連接運河兩岸和現在軒尼詩道平行的一條橋。

到了1960年代為配合海底隧道，當局把運河變成暗渠，並在上方興建堅拿道(Canal Road就是運河的意思)天橋。天橋通車時他約十歲，之前在他八、九歲的時候，天橋的建築不知何故停頓，因此他很清楚記得當時他們在一段已完成的橋面上玩耍、放風箏、打野戰、踢足球（在斜坡上！）。當時橋面是毫無遮攔的，建了一半的斷橋就是一道懸崖，掉下去當然會受重傷，但記憶中沒有小朋友出過意外，反而是用當時流行的「玻璃線」來放風箏會不時割傷小朋友的手指。那時候我沒有照片留下來，不過可能和下面一套有關60年代倫敦西面的Notting Hill Adventure Playground差不多，大家相像一下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fhzPS8teo

  

1978年維多利亞公園水池放船仔
(http://www.icacroa.com/Retirement_Life/others-old_HK.html)

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公園遊樂場仍然有數層樓高的超長金屬滑梯（我們常光顧的在維園），又有氹氹轉、鞦韆、立方攀爬架、蹺蹺板等。這些玩兒，到了我倆的孩子出生後，再和他們去公園的時候，都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代之而來的就是一組組塑膠的、矮矮的綜合式滑梯遊樂設施，其中能攀爬的高度，大概只有大半個成年人高。就算有鞦韆，也由以前一塊腳踏板的形式，變成不能雙腳踏上去的小籃子，只能由家長把小寶寶抱着放進去。兒子們在四、五歲前可能還會對這些設施有興趣，但到了小學，就提不起勁利用這些設施玩耍，反而對在遊樂場中追逐比較有興趣。因此我們會到處找一些較「刺激」的遊樂場，在大兒子小時候（十年前左右）還會有可能找到一些約八、九呎高的球形攀爬繩網。但都了老二、老三的小時候（五、六年前），就連這些繩網都已被取締。

亡命長滑梯。（攝於慈雲山邨 / 1996年）
［圖片來源：《再會‧遊樂場》梁廣福著，p.24-25  轉載於：
http://www.superbookcity.com/keep-reading?aid=kr-1411)

於是我們唯有找一些要收費的波波池及攀爬設施（黃埔花園以前有一組幾層樓高的）。這些設施都「非常安全」，又鋪上軟墊，每一層都不會太高，不過爬上最高一層，通常都可以由筒形膠滑梯滑下來，也相當受歡迎。但這些設施不但要收費，而且全香港只有兩、三座，每一次對我們來說都是長途旅行。

清水公園官網: http://fieldathletics.jp/

因此，當我們舉家到外國旅行的時候，都會去尋找一些和冒險公園相似的地方，讓家中三隻小馬騮盡情玩一下。我們一家的至愛，莫過於日本東京近郊野田市的清水公園 (Shimizu Koen)。公園由東京上野乘火車要一小時，是一個大型綜合性公園，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它的冒險遊樂場（不知為何官方英文名稱是Field Athletics）。遊樂場成人門票收費860日元，小學生只要600日元，共有一百組木製的攀爬設施：分為四十組適合幼兒的「家庭區」、少年至成人的四十組「冒險區」及二十組水上設施。我們一家人到清水公園差不多有五、六次，而且多在復活節，因此會碰上櫻花盛開的季節，而公園也會有大量動畫中常見的攤販，售賣各式各樣日本祭典中常見的零食。

「泰山過河」

其中我們印象最深的設施，我們稱之為「泰山過河」(見圖)，就是小朋友要由水池的一端，好像泰山般用繩盪去水池中央的一個浮台。我們只見日本七、八歲的小朋友也可以很矯健地盪到浮台上並站穩，當時九歲的老大平時也是足球小將，但靈敏度顯然不如日本小朋友，只見他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從浮台上或繩索上掉進水裏。那時是四月，乍暖還寒，溫度只有十多度，但老大一次又一次地在濕透之下嘗試「跳」到浮台上。我們沒有勸他不要再跳，也沒有要他一定要跳過去，但他只是不服輸堅持要做到。最後，在第十七次，他終於成功了，我們也很高興地暫停一下，先讓他弄乾身體，再吃一杯雪糕才再去征服其餘的設施。

清水公園的水上設施非常受歡迎，但有幾組卻差不多一定會跌進水裏，因此最好穿「白飯魚」布鞋，濕透後可以考慮丟棄。有一次，老大在爬上一組陸上設施時，由約六呎高的木架上跌下來，當然是非常痛，哭了起來，但幾分鐘後，他就擦一擦眼淚，喝點水後再嘗試爬上去。

http://fieldathletics.jp/

http://fieldathletics.jp/

公園不能說沒有危險，就算是成年人也有可能受傷，但我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日本的小朋友，大約是六、七歲，就會已經挑戰一些有點高度的設施，父母雖然會在旁邊照看，但都會讓他們自己嘗試。這讓我們想到，我們那些「BB」級的公園遊樂設施，究竟會培養出什麼樣的小孩，而清水公園充滿挑戰性的玩兒，又會令日本小朋友養成怎樣的品格？

在西方社會，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因為出現不少有關小孩在遊樂場受傷的訴訟，所以遊樂場設施也有「安全化」的過程。但到了本世紀，社會上，以至專家們都開始反思兒童與風險的關係。有論者就提出，因為風險——不論是金錢、身體、情感、社會——無處不在，故此要將兒童與風險完全隔絕並不可能。「合理的風險」（reasonable risk），是他們成長的必要元素，而且讓兒童自己面對「有點危險」的情况，而加以克服的話，他們就能建立自信與勇氣。而且他們在面對風險而作出不同的對應決定時，他們也學會為自己決定的好或壞後果負責。

鰂魚涌公園，已是較「大型」的遊樂設施
(http://www.lcsd.gov.hk/tc/parks/qbp/fac.html)

今天，我們過分安全的公園，其實只是對兒童「過分保護」潮流的延伸，企圖將風險由兒童的成長中排除出去。於是孩子們唾棄沒趣的公園，由室外撤退到室內，由自然的環境倒退到完全人工的環境，甚至沈迷電玩。但也有研究指出看來安全的現代公園遊樂場，其實兒童受傷的機會並沒有降低，因為他們在好像「安全的環境中」會失去保護自己的警覺性而受傷。心理學家指出，若果我們過分害怕兒童受到傷害，長遠來說會令他們自己感到害怕與膽怯，而人類演化的過程中，面對風險是常態，因此成長就是要學會面對風險和作出適當的對應決定。

在香港，大人們特別看重孩子們的智能發展，尤其是學業成就，但往往忽視了他們品格的培養。我倆在這方面的看法有點不一樣，我們覺得學習是終身的馬拉松長跑，但孩子品格的培養卻只在某些年齡成長階段最適當。因此我們在孩子的小學階段，都會選擇讓他們把時間花在團體活動，和一些挑戰自己的活動。我家老二和老三都參加了一個由社工主辦的活動，以小组形式到野外遠足與露營。「我要高飛」是以一年為單位進行的長期訓練，目的是訓練少年們堅毅的個性、良好品格、獨立自理、以至團隊合作。

我家老三在小二暑假加入，就爬了上鳳凰山看日出。到了小六，他已曾征服香港三大山峰（鳳凰山、蚺蛇尖、大東山），也累積了千多小時的野外經驗，能在三十多度的盛暑之下，以全副行裝（約二十公斤），遠足上山幾小時至營地。九歲時有一次要爬上蚺蛇尖，剛好那幾天天氣不大穩定，他出發之後我谷歌了一下蚺蛇尖的照片（我可沒有爬過），看到「香港第一險峰」的陡峭，也心裏一寒，但也只有相信孩子的能力與導師的經驗。結果他在下山時遇上大雨，腳下一滑，而受了點輕傷，我們當然是「肉痛」，但也為他成功克服困難而高興。

「香港第一險峰」蚺蛇尖

我們不會說我們「讓孩子冒險」的教養方法比其他人的好，甚至在美國，還是有不少質疑冒險公園的聲音。每個家庭、每位小朋友的情况都不大相同，因此每位家長的風險承受系數都不一樣。我們關心的是能否為孩子們創造條件，訓練他們面對風險，克服困難，和在逆境之下不會輕易放棄。跟我們對教育制度的看法一樣，我倆覺得香港家長嚴重缺乏選擇，就算我家的風險承受能力較高，但在香港也找不到能挑戰孩子們的遊玩設施。

最近先進國家都在反思遊戲對兒童的重要性，甚至是自由玩樂(free play) 的意思，倫敦就已經出現了一個名為「倫敦玩樂」(London Play) 的組織，來為孩子們爭取遊戲的空間、時間、以至自由。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香港的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才可以享受到和The Land，甚至是清水公園一般的冒險經驗？大家請到「教育大同」的Facebook留言發表意見或分享經驗。

趙永佳 何美儀 ：閱讀革命尚未成功 家長仍需努力

明報 「星期日生活」「不做怪獸家長」 系列

2014-07-20

每年臨近書展，閱讀都會成為媒體的熱點。最近有大集團委託智庫調查港人的閱讀習慣，發現自評「喜愛閱讀指數」10 分滿分下僅為4.75，在過去半年有閱讀與學業無關的書本（報紙和雜誌以外）只有40.6％，而閱讀指數更是調查進行三年以來的新低。

智庫找來專家學者「做反應」，分別建議，家長應從小培養子女閱讀習慣和出版商應結合紙面書本與網上資源，提高互動性，以推動青少年閱讀習慣。大概因為成年人積習難返，所以專家都覑眼「由娃娃抓起」，希望在青少年和兒童中間培養閱讀習慣。

驟眼看來，這次調查數據跟政府引以為傲的本港在PISA 國際研究計劃中的成績不太吻合。因為香港的十五歲中學生（中三、四左右）在PISA 的閱讀能力評比中名列前茅，2012 年在六十五個國家和經濟體中排行第二。如果港人沒有良好閱讀習慣，那麼我們的學生又如何在PISA 中取得好成績？當然閱讀能力不等於閱讀習慣，香港的中英語文課程都非常強調閱讀理解能力， 在大量操練之下當然是「駕輕就熟」。PISA 這種標準化測試（standardized test）對香港同學來說都不會太困難，相反外國同學對這類測試就會有點陌生。

幸好PISA 的內容相當豐富，除了能力測試外，同時也有一張問卷來了解同學在學習與學校之外生活的各種情，正好讓我們進一步解開疑團。其中有一條問題問到同學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在學校以外的消閒閱讀（reading for enjoyment）活動，而閱讀的材料相當廣泛，包括報章、雜誌、圖書、漫畫、甚至網上資訊。在這寬鬆的定義下，如果我們以每天半小時以上為分界， 2009 年香港有45.1％ 的青年人能做到；而有19.1％則說他們從沒有消閒閱讀，35.8％是半小時或以下。這個比例，在PISA研究中74 個地區中排行24，究竟是好是壞，實在是見仁見智。

家長對青少年閱讀能力影響大

青少年的閱讀習慣究竟受什麼因素影響？學校對青少年閱讀習慣的培養責無旁貸，本港中、小學近年來在推動閱讀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但在學校以外，家長對兒童的閱讀習慣與能力其實影響至大。PISA 計劃的國際專家組，對此點也是深信不疑。通過分析2009 年的數據，他們出版了一本名稱起得非常好的報告，《為他們讀故事吧！教育中的家長因素》（Let's read them a story! The parent factor in education），仔細分析了家長參與如何影響子女的基本能力與閱讀習慣。

研究中有十三個地區有同時進行家長調查，結果發現，在小一時家長有恆常地進行親子閱讀的孩子，到了十五歲時會有較積極的閱讀習慣，在測試中的閱讀能力也更強。有些地區，如新西蘭和德國，這影響尤其強烈，有親子閱讀經驗的比沒有這經驗孩子的閱讀能力差異，差不多相等於一個半學年。但問題是在香港，這個家長效應卻是非常弱，差不多是等於零。

為什麼呢？首先，如圖一可見，有親子閱讀習慣的家庭在香港是在十三個地區樣本中最低，只有51％的家長有在小一時讀故事給孩子聽。「親子閱讀效應」最強的新西蘭，差不多是「全民皆兵」，有96％的家庭都有進行親子閱讀， 而德國也有86％。

圖一、子女就讀小一時家長為子女讀故事之百分比

親子閱讀習慣貧富懸殊

更要注意的是，新西蘭的高效應與香港的零效應，其實都是平均值。在香港，親子閱讀的「零效應」其實可能是不同社經背景家庭的親子閱讀不平等的結果。香港高社經背景（教育程度、收入、職業等）的家長中，有68％有親子閱讀習慣，雖然比很多地區還是較低，但也差不了多少。不過在低社經背景家庭中，香港卻只有34％有這習慣，遠遠被其他地區拋離。貧、富之間的「階級鴻溝」，香港是抽樣地區中最高，達34％之譜。

「以身作則」也是家長效應的另一環。成年人的閱讀習慣一向較弱，在這方面香港家長的表現未算最差，有三成二家長有閱讀習慣，在十三地區中排名第八，不過比「包尾」的韓國好不了多少（27％）（圖二）。而且，在平均值下也是隱藏了香港的「貧富懸殊」。「愛讀書」的高社經背景相對低社經背景家長， 比例相差是27％ ， 是十三地區中第四高。最重要的是，在家長閱讀風氣較強的國家，如匈牙利和新西蘭，有高閱讀習慣家長比只有低閱讀習慣家長的同學，其閱讀能力可以相差一年以上。

圖二、家長於家中消閒閱讀之比率百分比

中產家長資源較足重視閱讀

從以上國際比較，我們可以知道，香港家長整體來說是「仍需努力」。有接近一半的家長在孩子還小時未有在家中進行「親子閱讀」，也只有三成二家長能「以身作則」在閒餘時間閱讀。不過更嚴重的是，香港在閱讀方面的貧富懸殊比起其他地區似乎更為明顯。近年本港不同機構也做過不少親子閱讀習慣研究，結果也是大同小異——香港父母跟孩子共讀的時間很少，每天不足五分鐘。其實社會上有不同的團體及個別人士都在大力推動親子閱讀，但似乎成效不太大。

近兩年我們也在各社區和學校舉辦「快樂爸媽說故事」講座及技巧工作坊，深深體會到不同階層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得到的閱讀滋潤截然不同。中產家長對明白閱讀如何影響孩子成長的重要性的認知非常高，並有較多的資源讓孩子接觸到圖書。

只要他們願意每天減少孩子一或兩個興趣班或活動，取而代之，父母親自跟孩子說故事和分享感受便成事了。中產孩子念的小學，亦相對較重視閱讀興趣的培養，有些甚至以故事書代替課本作語文學習工具。

基層父母乏信心需社區支援

相比之下，佔社會大多數的基層孩子及父母在閱讀資源上（無論是軟件或硬件配套）卻非常貧乏。跟中產父母一樣，基層父母同樣要為口奔馳，每天都要跟時間競賽。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閱讀的能力認知及自信心非常低，要讓他們明白並接受每天親子閱讀的重要性已要很花工夫。就算做到這點，但如何幫他們找到合適的故事書，特別是英文故事書，就更難了。

儘管如此，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有耐性一點和支援足夠，基層家長也是可以做到「親子共讀」的。近月老媽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家長成立了一個名為TALK 「童思藝語」的慈善團體，旨在為基層家長及孩子提供閱讀資源及藝術體驗的機會，企圖從另一方向來對抗香港的貧富鴻溝，收窄跨代貧窮。我們夢想能在不同社區成立繪本藝術廊，除了中文繪本，更有英文發聲圖書角（Talking Books Corner），推動親子中英文閱讀及藝術活動。網站www.talk.org.hk正在建立中，很快可跟大家打個照面。

各位爸爸媽媽，這個暑假讓我們爭取機會，為孩子們讀故事吧！

﹕五老師﹕ 心中尚未崩壞的角落

有一個角落，滿佈著一群不正常的人，卻在做著最正常不過的事。

「我是一定不會當老師的！」這是當年我在大學畢業前跟同學所說的話。那時候，大部份同學也報讀教育文憑，但教書對當時的我而言，是一份沉悶得很的工作，每天教著學生不同的英文語法，然後下一年又對著另一班學生說著相同的話，於是我果斷的說了以上這一句。不用說，當然，我現在是一位老師，但卻不是一位「正常」的老師。

畢業後，從事了跟教書完全兩碼子的行業，那時候還是憤世嫉俗的自己覺得世界有很多不公平的事，覺得地球在某一刻就開始歪了，但還是日復日年復年的在轉，如同我的工作一樣。當時我問自己在做什麼，每天朝九晚六上班下班，為老闆賺了很多，但這跟我的生命，跟這世界有什麼關係？難道工作就是用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嗎？那這被工作賺錢維持著的生命又應如何過？我在想有什麼工作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影響別人的生命，甚至影響著世界，因此，我便開始了被我喻為最沉悶的工作。

我在主流學校任教期間，遇到不少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記得有一年我負責教一班加強輔導班的英文，即是把那級中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編在同一班，他們大部份均是有讀寫障礙的，甚至中度智障生也有，這群學生是所謂的「萬元戶」，學校可領著教育局給他們每位的萬元津貼，給他們的所謂調適就是考試時可延長時間、試卷字體大一點，但他們平日的習作及課程內容與其他同學並沒有分別。一個26個英文字母都分不清的小孩子怎去學不同類別的conditional sentence?。那時候，真的覺得自己在做著荒謬極了的事，但身邊的同業都告訴我「這是正常的啊！每間學校都是這樣的。」那麼，是我的想法「不正常」嗎？  

記得有次那班的一個男生問我為什麼他們會被編在這特別班，他們的英文明明進步了，我頓時語塞，一個十歲的小孩子已要面對大人的把戲，學習適應這現實世界的遊戲規則。於是，我花了當天的課堂教他們唱一首英文歌，然後著他們在「正常班」的同學面前「表演」，讓他們重拾那一點點的自信心。這件事當然令這班學生很開心，但我發現最不能釋懷的原來是我自己，我覺得世界還是歪了的一直轉一直轉⋯⋯又是我「不正常」嗎？

在主流學校也曾教過一位自閉生，他是個很可愛的孩子，我常被他的固執行為逗笑，他在我的課堂也很聽話，只要給他適當的視覺提示，他沒有比其他的同學搗蛋。有一天，他媽媽哭着跟我說，其他的家長也在建議她為兒子另選一間學校就讀，因為他的兒子常常在課堂騷擾其他同學，扯女同學的辮子，在課室內東奔西跑，影響其他同學上課。她覺得很困擾也很難受，我聽著聽著也覺得有點羞愧。究竟沒做好的是那學生、這位家長、還是老師自己？這群家長要做的是提供給子女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或是教子女如何跟自己不一樣的孩子相處？更可笑的是我曾聽過有老師責怪愛跟自閉生玩耍的同學，說不應該跟自閉生做朋友，我確實的不明白那學校為什麼要收這位學生呢？就是為了響應教育局的融合教育嗎？就像把一群螞蟻放在森林裡，說是為了讓牠們學會適者生存，但卻忘了教牠們求存的技巧，那談什麼共存呢？他們需要的不是錢，是愛跟接受。

總會有些家長還未能接受自己的子女在特殊學校學習，覺得提供了一個「正常」的學習環境就能讓子女「正常」過來，智商有一天會沒那麼低，自閉或過渡活躍的情況會有改善，然後就把他們安排入讀主流學校。沒錯，融合教育是很美好的做法，但在現今的社會，特別是競爭這麼大教育制度這麼不完善的香港，當成人也沒法接受社會上不一樣的人，他們真的有方法令小孩子接受他們嗎？校長或老師真的可把公開試和收生情況都放在一旁，在課程及訓育上為這群學生作一些調適嗎？不要說沒受過特殊教育訓練的老師，即使是我自己，我也沒信心可返回主流學校教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制度沒有把他們列在服務的範圍內，老師沒能力及空間把他們放在心上，環境沒法子提供他們呼吸的空間，他們想辦的不過是一所「正常」的學校。

那段期間，慢慢發現自己再不是在一間學校當一個老師，而好像是在一間上市公司的市場部工作，想法子為學校爭取更好的收生；有時候又像在設計部工作，把學校裝飾得美輪美奐，吸引來校參觀的人；有時候又像是在營業部工作，要為公司取得更好的銷售量，幫助學生取得更好的成績（但不代表學了更多的知識）；有時候又像是在客戶服務部工作，儘管面對的是無理的家長，也要跟從他們的方法寵容子女；更難受的是當個普通的文員，純粹打一頁又一頁的文件。慢慢地，大部份時間都花了在未來的學生或是學校的未來上，那現在的學生呢？我明白在現今香港的教育制度下，這是每間學校都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因為要生存才可以談理想，可是，為了未來的前景而犧牲了當下就在眼前的學生，我覺得很諷刺。我記得那時候常聽到一首歌，當中的一句「當人心變成市場／當市場變成戰場／戰場埋葬多少理想」常在我腦海裡，所謂的全港性系統評估，說穿了就是比拼一些讀書及考試技巧，每天放學或周末補課就是為了學習如何取得好成績（但不等於知識多了），也許這些都是平常不過正常得很的香港小學運作模式。那樣，我寧願「不正常」了，於是，我離開了主流教育界。

還記得我第一天踏進特殊學校的校門，就覺得我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般。在這個世界，人與事物都很簡單，十多歲的高中生會為老師的一句「唔啋你㗎！」而說聲「唔好！」然後乖乖做好自己。自閉生雖然也有很多頑固的行為，但他們的固執跟說話的直接有時候卻是最逗人喜愛的原因之一。我不禁問為什麼他們在主流跟特殊學校受到的待遇這麼不同，像是身處天堂與地獄的分別？在主流學校，他們被嫌棄被隨便放在一邊，被責罵還好，要不就被當作透明；在特殊學校，老師都把他們當作一個可愛的嬰兒，會拖著他們的手哄他們。

入職了特殊教育的行業後，有機會跟主流學校的老師作一些交流，那一刻才發現原來部份主流學校的老師是有多抗拒特殊學生，當然有部份老師還是很想多了解他們幫助他們的，可是學校的工作量跟發展方向未能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去照顧這群學生的需要，令我更感觸的是，我看到以前的自己，突然覺得自己過去好像做了很多錯事，從前的自己不也是跟他們一樣，不斷要學生努力讀書，放學留學生在校做功課温習，花了很多時間及精力在他們的學業上，但其實同時我又剝奪了他們多少的童年生活。我不斷在提供既平常亦「正常」的教導跟生活給他們，難道這就是真正的教育？

我年資尚少，沒有足夠經驗跟資格去批評本港的教育，也沒法改變世界，但是，至少我不希望自己是令世界歪了的那一位，也不希望大家所說的正常教育都遮蓋了那個沒有人看得見的「不正常」角落，那個角落裡也有著一群等待我們去教導、去愛、去幫助他們發揮自己、去令他們相信天生我才、生而平等的一群人。難道這些都不是教育都該有的信念嗎？為什麼要在特殊學校裡，才可以給予我認為最「正常」不過的教育？

沒錯，跟我在剛畢業時所想一樣，如果我是一位「正常」只教文法的老師的話，當老師是很沉悶的。我想上天都給了我們每個人一項在世上的任務，給了我們不同的恩賜，要我們好好在自己的崗位上作自己能力可作的事，從而令世界變得更美好。如果特殊學生都只能躲在世上沒有人見到的角落裡，而剛剛上天讓我們有能力看得到他們，那我們是不是該好好珍惜這個恩賜呢？也許，你也會在某個位置看到這個角落，你也會願意跟我一樣做個「不正常」的人嗎？

我記得那首歌最後是這樣唱的：「至少在我的心中還有個尚未崩壞的地方／孩子一樣／不肯腐爛的土壤」。

趙永佳 ﹕ 一本童書的兩種公民教育解讀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16日

年初二陳惜姿在明報專欄中介紹了一本繪本《團圓》。同時，又收到她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公民教育小書單」，拿來一看，赫然發覺《團圓》不在其中，按捺不住要做「架両」，要向他們推薦本書，因為這不單是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而且對今天香港而言，它的公民教育意義非常豐富，我們最少可以從兩方面來令小朋友思考本的「教訓」。

本書作者余麗瓊和插畫師朱成梁都是南京人，但本書中文版是由台灣信誼基金出版，而且來頭甚猛，不但獲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為第一屆（2009年）「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其英譯本(“A New Year’s Reunion”，Candlewick Press)更厲害，被《紐約時報》評為2011年十本最佳兒童繪本之一。

本書主角是四歲的小女孩毛毛，她的爸爸在外邊打工，一直在「在外面蓋大房子」（作者爸爸也是長年在外的建築師），和大部份內地出外打工的人一樣，每年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到家裏。本書並不「催淚」，起初描寫的都是毛毛和爸爸一家團喜氣洋洋的場景。到了最後，爸爸也只是靜靜地給毛毛一個「抱抱」，然後最後一幕，已是毛毛和媽媽和去得遠遠的巴士揮手。為免「劇透」太多，書中情節就不多講。

孩子們看過了之後，其實可能未必有太大感觸，只是被書中好像傳統年畫般色彩斑斕的插畫及充滿童趣的情節吸引，反而大人卻會正如一位山東的母親所說﹕「有一點點心酸」。作為爸爸，我也會自動「對號入座」，想像自己如果整年都要在外工作，只有春節才能回家幾天的心情。當讀到毛毛一覺醒來，看到媽媽（在插畫中）一邊抹眼淚，一邊幫爸爸整理行李時，也會有點「眼濕濕」。

作者說她本來只是希望寫她的父親的故事，但無論是80後作者的父親母親，還是作者她們這一輩，其實都有一大批人在外務工的經驗。好像2010年，官方數據就指有1.53億人在中國在家鄉外打工，而全國父母在外的留守兒童更達到5千8百萬人。所以在中國，本書被大部份讀者看成是時代的描寫，毛毛的爸爸就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父親的代表。老美的看法也是一樣，《團圓》在美國也被介紹為一個「農民工與親人團圓的故事」，而英文版最後更補上一個說明﹕「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中國有超過1億農民工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裏才能和家人團聚。」

《團圓》是一個感人的兒童故事，但對香港人而言，「出外打工」常年不見，除了在九七年前移民潮中的「太空人」現象外，卻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經驗。不過，我們卻有超長的工作時間，港人家裏的「留守兒童」，雖然不會整年見不到爸媽，但也可能會到周末才能和他們說話、遊戲。從這點出發，香港的小朋友可能才會有所共鳴。

雖然能讓我們珍惜和親人在一起的時間，但我覺得本書最重要的還不是有關我們自己，而是能讓我們認識中國。我常認為，最佳的國民教育，就是讓孩子們全面認識真正的中國。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其實可以並行不悖。我還記得我家老二對內地人的印象，以前一向只有是在香港揮金如土和在深圳主題公園不斷插隊的人。但當他中一那年參加了一個服務團去了廣西一個農村「義教」之後，他才察覺到原來在這些「定型」以外，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原來也可以很真誠，很可愛。

如果我們的為政者和愛國團體，不是諸多顧忌，而是設計活動讓孩子們通過近距離接觸內地來認識真正的中國和並非樣板的內地人，我們的國民教育不用洗腦，不用濫情，也會有效果。因此，本書的第一重公民教育的意義，就在於能讓我們（不論大人細路）認識內地人其實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一樣深愛家人，一樣會拼命工作來令家人過好日子，和家人別離時還是會非常傷心。就這樣，我們才能感受到，「中國」人其實並不全是「土豪」、「強國人」。能讓孩子認識這一點，當然勝過所有紅色洗腦團。

除了認識中國之外，個人覺得《團圓》在今天香港社會的脈絡下，還可以有另一層公民教育的解讀。前面提過，我們沒有大批長年在外務工的人，但有整天上班的家長。大部分陪伴這些香港「留守兒童」的是誰？有些家庭是祖父母，但更多的可能是外地家傭。

今年大年初一，在我家工作十年的Auntie（孩子對家傭的稱呼）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今年十歲，由Auntie一手帶大，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釆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大力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我們常對孩子解釋，Auntie家中也有孩子，其中女兒和老三的年紀相若，她來香港照顧我們一家，為的是令她的孩子們能過好一點日子。我們對Auntie，不但要常懷感激之情，也要明白她的家人也是在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媽媽。我們在Auntie出發前，也和孩子們解釋，她到加拿大工作，不是因為不愛他，而是因要兩年後，她就可以把女兒接到加國念書，一家團聚。

這本書正好令孩子們感受到，父母長年不在的孩子們的心情，和Auntie每次假期結束時和家人道別的情景。他們不一定會和父母有別離之苦，但通過毛毛的故事，他們大概能稍為領會到自己的「姐姐」們和她們在菲律賓、印尼、甚至孟加拉家中孩子的心境。年紀稍大的青少年(如我們十四歲的老二)，我們也可以和他們討論人生抉擇的問題，如媽媽必須要到外地打工，家裡才不會捱窮的話，他們寧願捱窮，還是情願和媽媽分隔兩地？很多「港孩」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同理心和覺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當然」。《團圓》會令他們感受到「幸福並非必然」，而且書中的情節、情感，其實在他們身邊都會發生，應該會幫助他們以不同角度感受生活和「發現」中國。

我們的公民教育，除了反思我們應該成為怎麼樣的中國人之外，也應該是世界公民教育。《團圓》正如是一本書滿足了我們兩種願望，在此誠意和大家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