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 何美儀﹕ 休學優學－孩子慢慢來 踏上「優學」路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9月13日

(Facebook:優學體驗年 Gap Explorer)

我家老三剛慶祝了十二歲生日，原來今年要升中，但我們作了一個相當「破格」的決定，就是要讓他休學一年，「在家自學」，明年方才回學校復課。

首先要解釋的，當然是「為什麼」？究竟為什麼我們要讓老三向學校請一年假？是否就是讓他放一個悠長的「真假期」？

我們有三個孩子，都是男的。作為老么，他在家中都被當作小孩看待，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好像很小。他長得胖胖的，有點「baby fat」，個性率直、友善，有時候真的是有點「天真可愛」。

讀幼稚園時，他的呼吸道出了點問題，喉管有地方發脹，所以呼吸不暢順，造成腦部有點輕微缺氧。醫生說他的腦部發展可能會比人慢，動了手術後應該可以慢慢追上來。

為了可以讓他慢慢追上來，我們為他選了一家每級只有三十人左右的屋邨小學。當時我們的「逆向思維」是，這種「一個也不能少」的學校，應能夠關愛、包容能力有差異的同學，再加上那間學校的校長，在教育界當時是少有名氣的「愛心」校長，也有新思維，於是我們就打算讓他在那裏先把小學念完。

後來「好景不常」，原來校長跳槽，新校長大改學校的辦學路線，無論功課量，學術水平的要求，都大大提高。再加上大批資深老師辭職，我們就覺得「君子不立危牆之下」，走為上著，於是在小四決定轉校。

當時我們的「如意算盤」也是在主流學校中間「淘寶」，再找一間沒有名氣但以關愛出名的屋邨小學。不過，轉了過去之後才發覺新學校在教學方法上非常傳統。不但功課量大，注重測考（又是TSA的錯！），而且在我們看來也太重視紀律與服從。到下學期開始，老三每天返抵學校前都會開始喊頭痛，差不多每天的首堂都會在醫療室渡過。老媽企圖和老師溝通如何為他減壓，但都不得要領。我們覺得讓老三繼續捱下去，精神狀況只會每況愈下，唯有再找另一間可以讓他慢慢走的小學。

後來經過幾個月的資料搜集，找到一家有朋友的孩子在讀高小的學校，多番打聽證實是壓力較輕的，我們就實行「孟母三遷」，把老三轉到第三間小學。

這個小學名符其實，不但功課量較輕，而且老師在各方面的處理上，都比較寬鬆，老三轉校後適應得很好。這小學比較重視足球隊，從外面請了職業教練，後來老三加入了球隊，在小五已是球隊的MVP之一，連續兩年協助球隊奪得分區校際比賽亞軍（兩次也僅僅是射十二碼敗陣）。對男孩子來說，在運動場上的成就，往往比功課上更重要，因此雖然他的成績一直都只是全級的中流，但他的校園生活卻非常恰意。

由老三的「教育史」，大家應該明白我們不是那些害怕「輸在起跑線上」的家長。事實上，他的起跑已比別人慢，我們明白欲速不達。對他來說，學習會是一場艱苦的「馬拉松」。在為他找尋中學的過程中，我們更了解教育現場的嚴峻。現在中學的要求，正正是他最弱的地方！

首先是文憑試的「死亡之卷」——中文科。要在主流系統「混過去」，學生必需要能在四科必修科取得不錯的成績，而其中對他這類男孩子來說，偏偏中文就是他的弱項，而現在小學與中學的要求，尤要是在文言文，就已經是大有距離。有校長朋友說得一針見血，指現在的中文科，考的是學生的腦筋轉得夠不夠快，而不單是語文的運用，而老三偏偏就是有點慢，活脫的還是「小學雞」。

另外，我們在面試過程中，發現較好的學校都比較強調口語表達能力。剛巧老三這方面也是很弱。在面試中，往往要求同學們以小組形式討論時事問題。我們一向留意到他的口語，尤其是中文表達能力較弱，卻覺得來日方長，將來再算。但在面試中，我們卻發覺其他小朋友不知道是否久經「面試特訓班」訓練，都有大將之風，而且熟悉時事，能夠以「對這問題，我有三點看法，第一，……」或「我很同意這位同學的看法，不過，……」來開始討論。相比之下，老三只是一個結結巴巴的小屁孩，甚至我們回想自己小時候，應該到了高中也未必能這樣進行小組討論。後來一想，這不正正就是高中通識科的要求嗎？我們明白，從中一就開始準備同學，無可厚非，而且也的確有不少聰明的小朋友能做到，就算老三做不到，我們也不能說要求不合理。

不過，我們也明白，在公開試和其他家長的壓力下，本地學校在照顧能力差異問題上，的確是「綁手綁腳」。學校不能等「孩子」長大，他們只能要求每一位小朋友在入中學前都已經有一定能力。而老師的工作量之大，也不容許他們對每一個學生都作「差別」處理。

那我們應怎樣做呢？硬把自信不足，能力不逮的老三推進中學，跟推他入火爐沒兩樣。留級嗎？根本就行不通！最近，我們認識了一批「在家自學」的朋友，感受到他們的孩子是如何在愉快，與沒有壓力下長大與學習。我們沒有信心可以長期和老三「在家自學」，也覺得學校的種種社會情境還是對他的成長會有幫助。因此，我們想到了在大學生或中學畢業生中間流行的Gap Year概念。既然哈佛大學也可以在錄取同學的通知中，鼓勵他們休學一年，體驗生活，為什麼小學畢業生不可以也「依樣葫蘆」也來gap一下？

我們期望的gap year，不是單純去“hea”或玩一年，這是有計劃地好好裝備老三自己的一年──語文能力、解難能力、自省能力、獨立處事能力，群體協作能力。如果這一年的歷練能擴闊他的視野，增強他的自信心，這一年絕對不會是浪費啊！比同齡的朋友晚一年畢業，又何妨？他並沒有損失甚麼呀！

跟着我們就和其他教育界朋友討論，再聯絡一些有差不多年紀孩子的家長朋友，最後就決定將老三和幾位其他小朋友糾合在一起，用一年時間，「優化學習、體驗生命」。希望以一些形式上很另類，但理念上很主流的學習經歷，讓他們能整固、提高、深化小學階段所學，然後一年後再回歸校園面對中學的挑戰。

以這篇文章作為開場白，以後我們會每隔一星期把他們「優學體驗年」的種種經歷和大家分享。

趙永佳：「東亞教育奇蹟」的國王新衣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8月30日

中村修二憑發明藍色發光二極管（LED），於2014年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是典型的異類（outliner），出身寒微、「三流」大學畢業、大半生時 間都在一家小企業幹活。卻被認為是「白支薪水的無用男」，只能在社長的反對下，繼續「地下」研究LED。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怪乎他在獲獎之後，曾說：「憤 怒是我全部的動力，如果沒有憋着一肚子氣，（我）就不會成功。」

最近他在一篇網上廣泛流傳的演講中，把他的憤怒指向了整個東亞地區的教育制度。

他認為，東亞地區教育度的最大問題，是應試主義與學歷主義。他舉韓國為例，指舉國上下的青年人，都是以首爾、高麗、延世三所名門大學為目標，因此補習班是每 個小孩放學後「加班」工作的地方。雖然在國際評估中（如PISA），韓國孩子也是名列前茅，但輝煌的成績，是建築在孩子們（和家長）雙倍的努力和雙倍的花 費之上。換言之，東亞教育的產出，是全因為大量投資（時間與金錢），其實效率相當低下。

雖然不是歷史學家，但他也對東亞 教育的歷史條件有一套看法。他認為我們現在常見的主流教育制度，其實都源於普魯士的工業化教育模式。包括標準化課程，學生在課室坐着聽課，教師講，學生 聽，並有標準的時間表和全國一貫的學科課程。其目的，不是要教育出能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和易管理的勞動力。

東亞新科舉制度

在 東亞，這種「普魯士基因」，更和儒家傳統合流，並將大學入學試變成了以往科舉制度那樣，成為選拔人才的唯一尺度。這套制度的問題，是在長期「八股」式的訓 練打磨之下，學生的可塑性盡失，變成「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看起來很美，但如果你的要求不同而要作任何改動的話，會很容易受損。

但大學正正就和中學的要求大相逕庭，大學的老師，往往覺得最困難的，就是要改變新生的「中學式」學習概念與習慣。簡單如沒有標準答案，對他們來說好像在中世 紀，告訴他們地球是圓的一樣不可思議。東亞的大學入學試是典型的高注碼（high stake）測試，往往是入學的唯一或最決定性因素，而且一年一度，萬一落榜就要當一年「浪人」重考。反之他推崇美國的入學制度，如標準測試（如SAT） 只是錄取與否的其中一項因素，而且一年有六次報考機會（當然社會學家會指出美國的制度對中產家庭背景的學生更有利）。

在上文所述高度標準化的新科舉影響下，東亞社會都注重複習和操練。在高考「金榜題名」，大量的「考古題」和模擬試變成常態。就算在香港的小學，因為要應付 TSA，學校也已經是以不斷補課和做練習卷來應對。中村修二認為，同樣的邏輯，也造成了東亞大量的鋼琴、小提琴的音樂神童，他指出東亞的「琴童」家長，多 半自己對音樂沒有特別興趣，卻驅使孩子花時間練習，其實只不過好像故事中因為路燈比較亮，所以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人一樣。在教育上過分強調投入時間操練某 些標準下的能力，結果是壓制了不同類型、能力人才出現與發展的可能性，造成人才浪費的現象。

中村修二對東亞地區教育制度 的批評，擲地有聲，雖然有些過激，和將英美制度有點浪漫化，但在今天普遍認為有所謂「東亞教育奇蹟」的時代，卻是一劑能令我們反思的猛藥。誠然，東亞地區 差不多在所有國際性學生能力測試中都名列前茅，而且不同家庭社經背景的學生差異比歐美社會更小。在「PISA熱」影響下，西方社會都對東亞教育模式產生很 大興趣，例如最近英國就「輸入」上海的教育模式和老師。不過，中村指出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同學花在作業，補習上的時間，家長花在補習上的金錢，更令社會上人 才齊一，缺乏創造力與多樣性。

他的批評，令我想起了幾十年前所謂「東亞經濟奇蹟」的爭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正是「東 亞奇蹟」風華正茂的時候，日本、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經歷了幾十年平均近雙位數的經濟增加，情形就好像今天的「中國崛起」一樣，因此就有各種各樣的理 論來解釋這個東亞奇蹟是如何神奇。當然，升得愈高，跌得愈重，就好像今天的內地經濟一樣，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在九十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

東亞「奇蹟」的成因

其實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就有經濟學家對所謂東亞奇蹟作出批判。其中以兩位美國經濟學者對東亞經驗的質疑最為尖銳。首先，麻省理工的楊格（Alwyn Young）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其實是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的增加，而不是生產力。換句話說，四小龍的快速 增長，是因為大量勞動力投入生產（如香港的大量難民、台灣及南韓的農村人口），以及投資快速增加（台灣、南韓及新加坡政府通過壓縮消費，增加投資），而不 是通過提升技術水平來更有效運用生產要素。結果，四小龍由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平均整體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長最高只不過是香港的2.3%，台灣是1.9%，南韓是1.6%，而新加坡更只有-0.3%，這和戰後大部分先進國家，甚
至是公認經濟增長緩慢的拉丁美洲國家，其實都差不多。

另一位東亞奇蹟的懷疑論者名氣更大，是史丹福的克魯明（Paul Krugman）。他承接楊格的批判，也提出了東亞奇蹟只不過是「神話」的觀點。他將東亞經驗與蘇聯社會主義時代比較，指出兩者相同的地方，是經濟增長同 樣是建築大量的投資與勞動力的增加。他認為所謂東亞奇蹟其實沒有神奇之處，只不過是以「血汗」堆砌而成，而不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有論者認為東亞的成功是 自由市場的勝利，但諷刺的是克魯明直指它們成功的方程式，到底也是和極權的蘇維埃體制一樣。

轉了一大圈，究竟東亞經濟奇 蹟和中村修二對東亞教育體制的批判有何關係？正如中村直言，東亞社會太重視複習的重要性，大量的作業、家課、複習充塞了孩子們的時間，結果是扼殺了他們的 想像力和創造力。2009年發表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况比較研究報告」顯示，四國高中生中，中國高中生每天在校學習、在家學習時間、在課外補習班 或跟補習老師的學習時間都是最長。中國以外，韓國學生的在校學習時間、課外補習時間也較長，日本、美國的學習時間就較相似。

社會與教育制度的「共業」

香港沒有相關數據，不過相信大部分本地家長對孩子們的功課量和溫習時間應該都有很深體會，其中高小、高中同學感受的壓力也最重。差不多所有國際大型評估研究 雖然都發現香港學生的表現名列前茅，但過度複習，考評的結果卻也是顯而易見。數學科同學雖然工多藝熟，運算快而準，但對數學的自信心很低。閱讀理解方面能 力也很強，但自主閱讀的興趣很低，也沒有這習慣。PISA的情况也一樣，同學表現很好，但他們對學校的認同感很低。
我在 大學二十多年，目睹同學的問題也相似，他們的基本能力不俗，但語文能力低，沒有閱讀習慣，只有小部分早已「決志」投身某些專業（如醫科、法律）的同學，有 強烈學習動機，大部分起初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學習，更對和中學不一樣的自由學習環境完全不適應。這樣說，不是要指摘同學們，因為他們的不足，是我們的「共 業」，不是個人的錯，是整個社會和教育制度的缺陷。

經濟學家的反思，告訴我們東亞經濟奇蹟是建築在壓縮消費、大量投資、高強度與長時間的勞動之上。東亞教育奇蹟的條件，可能同樣也正正是家長和同學金錢上的投資，與老師和同學，甚至家長們的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家課、預習、溫習、備課）。

在 克魯明所指的蘇維埃式「粗放型成長」下，日本、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已大不如前，甚至中國現在也碰上了瓶頸。相反，美國的經濟有百般不足，但在高新科技產業 上，卻依然執世界牛耳。同樣地，在中、小學教育上，美國相比東亞就是等同在「放羊」。雖然美國現在某些中產家庭的教養模式已向東亞靠攏，但老美的孩子們在 這種還是較「寬鬆」的環境下長大成人，上了大學後，他們的創造力及學習興趣的「小宇宙」彷彿就會爆發，以致他們畢業後在創新科技產業服務也完全沒有問題。

究 其實，無論在經濟層面，或者在教育制度上，東亞的「粗放型」發展，都有「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中村修二、克魯明、楊格等人的諍言，只是響應很多東亞地區在 地人士的聲音。在教育問題上，本地的學者、NGO，甚至如教育大同般的家長組織，都在持續地反思本港教育制度，致力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正在做不同的嘗 試。本文只是借諾貝爾獎得獎人的發言為大家打打氣。

後記

互聯網上的信息不能盡信，文章寫作前曾嘗試搜尋中村修二在東京發言的日文報道（感謝張彧暋幫忙），證實真有其事，但卻找不到全文記錄抄本。所以網上流傳文章也可能只是網民「二次創作」 之舉。不過，觀乎中村其他著作及其對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和文章觀念的確一致。因此，我們姑且對文章存疑，但也「跟帖」來借題發揮一下吧。

編輯/林越慧

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 62-62.

Young, A. (1994).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No. w468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趙永佳 何美儀 ： 「國民教育」要學，如何學？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08-09 

常自問我倆是輕度「大中華膠」，大概是未到孔誥烽會unfriend 的程度吧。以民調式分類方法，我們應該會被歸類為「自認是香港人，但同時又是中國人」。我們在香港土生土長，都是移民的第二代（趙永佳父親從台山偷渡來港，何美儀父輩是澳門人），在殖民地統治下長大受教育，談不上對中國有很深厚感情，對中共更是甚有意見，但撫心自問，卻是從來沒有懷疑某一種意義上，我們都是中國人。

但作為家長，我們卻沒有在家中雷厲風行國民教育，亦沒有硬銷「我是中國人」這套思想給孩子們。我們甚至有一點天真的覺得，孩子還小的時候（例如小學階段），就讓他們當小孩好了，成年人世界的複雜性，他們沒有必要去了解太多，不過，一些普世價值，如平等、多元、包容，我們卻是很希望孩子們能擁有。

現在小學階段學校課程都有一點國民教育的元素，常識科都有中華文化、中國歷史的單元。我們除了覺得有時會「欲速不達」之外（例如要孩子們背誦中國各省名字），有點「國情教育」也是無傷大雅。唱國歌差不多是現在學校的指定動作，但我們最深印象還是孩子們亂改歌詞，大唱特唱。不過，回想起來，我們小時候在教會學校，也會（只是趙永佳！）把主禱文竄改成打油詩，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的頑皮，可能才是永恒。

國民教育失敗孩子不太「愛國」

在頗為失敗的國民教育下，我家孩子們當然也不太「愛國」。你問他們要不要見楊利偉，他們會反問他是不是五星戰隊的藍戰士，日常生活的矛盾，也會令他們對中國出現一些看法。六四是不能迴避的問題，上水（外婆住那裏）的擠迫與混亂，自由行的「橫行」，也是他們耳聞目染的事實。到了深圳的主題公園，他們也親眼目擊老爸如何挺身而出力斥插隊黨。

不過，日常生活中，他們也會和「中國」有不少「正常」的交往。例如最近國產動畫興起，他們除了日本動漫之外，也會多了一個選擇，最近的一套新版西遊記動畫也是他們的至愛，老三在一間「屋」小學念書，一直以來，身邊都有很多新移民同學。他們一方面羡慕新移民同學們的中文「超好」之外，也感受到他們在香港這個新家園的困境。有一名同學因為完全不懂廣東話，因此每天回家後都要打電話給老三「問功課」，而且他們的英語當然也是一塌糊塗，要向老三求教。當我們聽到每天老三都用比我標準的普通話來為同學解釋當天要做的家課時，心裏都會感到安慰。

從家長角度考量，我們認為就算孩子們不愛國，但他們必須要認識中國，將來有需要時，應該可以去內地（或外地）工作，和內地同事一起共事沒有問題。這只是很功利的角度，不需牽涉愛不愛國，有沒有國族認同的問題。當然我們也同意陳健民（當年在美國的六四活動和他認識）最近所言， 「全球公民」的普世價值，必須先於愛國主義，在向孩子們解釋中國情的同時，我們也要他們認識家中外傭auntie 的處境和尊重她們。這可能不是「愛國人士」會同意的立場，但在香港，作為一個普通的家長，我們覺得這只是合理的期望。

普世價值先於愛國主義

既然學校的「國民」、「國情」教育並不能幫助孩子們認識中國，我們唯有「在家自學」。

最近，為了深化老三的「國民教育」，我們把他送了去一個在深圳十二天的夏令營。我倆對一些到內地的交流團都不太「感冒」，學校現在常有超便宜的「同心同根」交流團、軍訓團我們都避之則吉，因為他們「自己知自己事」， 「扎扎跳」的老三去了這些交流團，只要更加痛恨內地的高壓管治和說教式的國民教育，又怎會發展出什麼「愛國心」？

但我們知道，在「中國世紀」，認識中國是在香港教養的重要一環。因此，在朋友介紹下，參加了一個民辦企業的夏令營。該企業的夏令營已有多年歷史，相當有中國特色，有所謂「精英行為訓練營」， 「主播訓練營」， 「國學訓練營」。這些營我們當然想也不敢想，一開始就只是屬意足球營。

起初我們也是有點惴惴不安，雖然老三在香港已經是常離家參加野營活動，獨立自理能力不弱，但這次是他孤身一人（沒有朋友一起）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和一群內地小朋友一起，我們實在是有點擔心，也會幻想他被人欺凌（有參加軍訓營的朋友孩子就受此待遇），也不知道他能否認識到朋友。他的普通話管用嗎？教練的足球術語如盤球、顛球、前衛，他聽得懂嗎？

內地夏令營的「立體」體驗

十二天過後，我們到深圳東部的大鵬新區某中學（離羅湖約一小時車程），見到他之後，就安心了許多。我們見到他和其他營友一起玩手遊，講笑話，也有營友在離開前要和他一起拍照留念。我們就知道，這次對他來說真的是一次很好的經驗。他興奮的告訴我們，昨天（最後一晚）他們打算通宵玩耍（飛行棋、紙牌），不過他到了十二時就給睡魔攻佔了，到了五時才起來，不過正因如此，當教練來巡房時他就逃過一劫，教練也告訴我們因為老三睡得很早（平常是10 時上），所以他們的營舍是特別安靜，因為舍友們不想把他吵醒。教練也說老三（和平常一樣）很會照顧年紀比他小的營友，而且營友們對他的球技都很讚賞，在最後一天的比賽中，他雖然職司後衛，但隊友們都對他的球技有信心，讓他當十二碼的劊子手。最有趣的是，我們給他帶了一本數學的暑期作業（怪獸家長死性難移），當我們問他有沒有做作業的時候，他喜孜孜的告訴我們做了很多，因為營友們都幫他一起做，還說他們計數特別快，我們真的是啼笑皆非。

在今次的經驗中，我們對「國民」、「國情」教育好像有了一些新的體會。首先，要把「港孩」們從他的「舒適圈」帶到一個真實的內地環境，和一些「正常」的內地人（小朋友）一起生活一段時間，他們對中國、中國人就會有更豐富和立體的看法。就好像他們的教練就和「兇神惡煞」的內地人形象完全不同。起初因為老三有點想家，哭了一陣子，所以教練對他特別照顧，還在入營後一天就讓他「報平安」，其他營友就要三天後才可以打電話回家。我們後來和老三談談夏令營的感受，問他覺得內地小朋友和香港小朋友有何分別，他說沒有。我們再問為什麼，他說他們也玩minecraft，告訴了他minecraft 已有新版本，還教了他開金手指來作弊！

本土身分不等於族群仇恨

第二，語言是溝通的基本工具，所以要認識中國，普通話是必需的。老三的普通話口語很好，非常標準，不過中文書寫就非常弱。我們認為能掌握普通話，並非必須要「普教中」，因為書面寫和口語要求不一樣，而且中文課程要適合香港情，現在過分強調語法、操練的中文課程其實是打擊了他對中文（漢語）的感情。幸好他的口語很好，在夏令營中足夠和內地人溝通。

還有就是，他們不可以對內地有成見。我家孩子比較遲熟，對時事知識談不上很好，但好處就是較不受輿論影響，早前有一個活動，老三和其他同齡小朋友到深水探訪「無家者」，後來總結時他們憶述在活動當中，有一個無家者在小朋友面前痛罵內地人、新移民，說他們搶了工作，搶了公屋，「炒貴地皮」云云。但令我們最吃驚的是居然有一個小朋友會和他一起異口同聲的罵內地人。這點陳健民也說很好，建構本土身分不等於要墮入狹隘的族群仇恨主義。作為家長，我們希望孩子們能做一個「好」人，不對內地人抱有成見，然後和他們真誠相處，是第一步。

現實矛盾： 李旺陽劉曉波

當然，現實是殘酷的，當我們不斷提醒中國也有很好的地方，內地人也有很多好人的時候，現實的矛盾（李旺陽、劉曉波、港大事件等）是不停地在向他們衝擊。作為家長，我們不希望把我們的價值判斷加諸他們身上，而是要他們通過自身的全面觀察與思想，緊守一些最重要的基本價值，然後再決定他們在現在這種中港撕裂的情境下如何自處。

趙永佳 何美儀：我們是怎樣長大的

2015年7月1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最近朋友傳來一篇外國報道(Hanna Rosin.  “The Overprotected Kid”)，有關一個在英國威爾士的冒險公園（Adventure Playground）。公園名叫「The Land」，佔地55平方米，在裡面你會看到大量的木頭、輪胎、單輪手推車、梯子、沙包、繩索、鎚、釘和不少其他廢物或回收物料。驟眼看來，公園和垃圾場無疑，但細看之下，你會見到孩子利用公園放置的空貨櫃建築了一個個小基地（小屋），而孩子在基地之間搭建了大人過不了的走道，四處遊走。

The Land紀錄片官網: http://playfreemovie.com/

有位美國紀錄片製作人Erin Davis，去年在那裏攝製了一套紀錄片(也名叫「The Land」)。在網上的預告可見，孩子們在公園中會焚燒一些木料，一方面為了取暖，另一方面就只是覺得「放火」好玩。也有六、七歲的孩子以一個大鐵鋸驚心動魄地來把紙版切開，製作了一塊擊球拍，然後要朋友從遠處投出雪球，來擊球取樂。孩子們也會爬上貨櫃頂或大樹，再從上面跳下至鋪在下面的舊牀褥，或游繩而下。公園中有成年管理員在旁監察，但他們不會「干預」孩子們的活動。

(http://studyathomemama.ca/the-land-adventure-playground/)

總而言之，這不是我們慣見的公園，我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少家長會讓子女在其中玩耍。這類的冒險公園，其實是在二戰後的歐洲首先出現，但其後逐漸在安全考慮下被取締，最近幾年方再次出現，一說在歐州有上千個這樣的公園。公園被稱為玩樂員（playworker）的管理員，更是一門新興專業人才，他們要小心評估公園的風險，整理其中設施，並監控（而不是干預）孩子們的活動。

1920年代的寶靈頓運河及鵝頸橋

(https://zh.wikipedia.org/zh-hk/堅拿道)

看到該篇文章及紀錄片的預告之後，趙永佳就想起他小時候最有記憶的遊樂場，除了維多利亞公園的模型船池之外，就是現在堅拿道天橋的建築地盤！他小時候住在鵝頸區，因為舊日「鵝頸澗」( 又稱寶靈頓運河）河道好像鵝頸一樣窄長，所謂「鵝頸橋」，其實是連接運河兩岸和現在軒尼詩道平行的一條橋。

到了1960年代為配合海底隧道，當局把運河變成暗渠，並在上方興建堅拿道(Canal Road就是運河的意思)天橋。天橋通車時他約十歲，之前在他八、九歲的時候，天橋的建築不知何故停頓，因此他很清楚記得當時他們在一段已完成的橋面上玩耍、放風箏、打野戰、踢足球（在斜坡上！）。當時橋面是毫無遮攔的，建了一半的斷橋就是一道懸崖，掉下去當然會受重傷，但記憶中沒有小朋友出過意外，反而是用當時流行的「玻璃線」來放風箏會不時割傷小朋友的手指。那時候我沒有照片留下來，不過可能和下面一套有關60年代倫敦西面的Notting Hill Adventure Playground差不多，大家相像一下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fhzPS8teo

  

1978年維多利亞公園水池放船仔
(http://www.icacroa.com/Retirement_Life/others-old_HK.html)

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公園遊樂場仍然有數層樓高的超長金屬滑梯（我們常光顧的在維園），又有氹氹轉、鞦韆、立方攀爬架、蹺蹺板等。這些玩兒，到了我倆的孩子出生後，再和他們去公園的時候，都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代之而來的就是一組組塑膠的、矮矮的綜合式滑梯遊樂設施，其中能攀爬的高度，大概只有大半個成年人高。就算有鞦韆，也由以前一塊腳踏板的形式，變成不能雙腳踏上去的小籃子，只能由家長把小寶寶抱着放進去。兒子們在四、五歲前可能還會對這些設施有興趣，但到了小學，就提不起勁利用這些設施玩耍，反而對在遊樂場中追逐比較有興趣。因此我們會到處找一些較「刺激」的遊樂場，在大兒子小時候（十年前左右）還會有可能找到一些約八、九呎高的球形攀爬繩網。但都了老二、老三的小時候（五、六年前），就連這些繩網都已被取締。

亡命長滑梯。（攝於慈雲山邨 / 1996年）
［圖片來源：《再會‧遊樂場》梁廣福著，p.24-25  轉載於：
http://www.superbookcity.com/keep-reading?aid=kr-1411)

於是我們唯有找一些要收費的波波池及攀爬設施（黃埔花園以前有一組幾層樓高的）。這些設施都「非常安全」，又鋪上軟墊，每一層都不會太高，不過爬上最高一層，通常都可以由筒形膠滑梯滑下來，也相當受歡迎。但這些設施不但要收費，而且全香港只有兩、三座，每一次對我們來說都是長途旅行。

清水公園官網: http://fieldathletics.jp/

因此，當我們舉家到外國旅行的時候，都會去尋找一些和冒險公園相似的地方，讓家中三隻小馬騮盡情玩一下。我們一家的至愛，莫過於日本東京近郊野田市的清水公園 (Shimizu Koen)。公園由東京上野乘火車要一小時，是一個大型綜合性公園，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它的冒險遊樂場（不知為何官方英文名稱是Field Athletics）。遊樂場成人門票收費860日元，小學生只要600日元，共有一百組木製的攀爬設施：分為四十組適合幼兒的「家庭區」、少年至成人的四十組「冒險區」及二十組水上設施。我們一家人到清水公園差不多有五、六次，而且多在復活節，因此會碰上櫻花盛開的季節，而公園也會有大量動畫中常見的攤販，售賣各式各樣日本祭典中常見的零食。

「泰山過河」

其中我們印象最深的設施，我們稱之為「泰山過河」(見圖)，就是小朋友要由水池的一端，好像泰山般用繩盪去水池中央的一個浮台。我們只見日本七、八歲的小朋友也可以很矯健地盪到浮台上並站穩，當時九歲的老大平時也是足球小將，但靈敏度顯然不如日本小朋友，只見他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從浮台上或繩索上掉進水裏。那時是四月，乍暖還寒，溫度只有十多度，但老大一次又一次地在濕透之下嘗試「跳」到浮台上。我們沒有勸他不要再跳，也沒有要他一定要跳過去，但他只是不服輸堅持要做到。最後，在第十七次，他終於成功了，我們也很高興地暫停一下，先讓他弄乾身體，再吃一杯雪糕才再去征服其餘的設施。

清水公園的水上設施非常受歡迎，但有幾組卻差不多一定會跌進水裏，因此最好穿「白飯魚」布鞋，濕透後可以考慮丟棄。有一次，老大在爬上一組陸上設施時，由約六呎高的木架上跌下來，當然是非常痛，哭了起來，但幾分鐘後，他就擦一擦眼淚，喝點水後再嘗試爬上去。

http://fieldathletics.jp/

http://fieldathletics.jp/

公園不能說沒有危險，就算是成年人也有可能受傷，但我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日本的小朋友，大約是六、七歲，就會已經挑戰一些有點高度的設施，父母雖然會在旁邊照看，但都會讓他們自己嘗試。這讓我們想到，我們那些「BB」級的公園遊樂設施，究竟會培養出什麼樣的小孩，而清水公園充滿挑戰性的玩兒，又會令日本小朋友養成怎樣的品格？

在西方社會，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因為出現不少有關小孩在遊樂場受傷的訴訟，所以遊樂場設施也有「安全化」的過程。但到了本世紀，社會上，以至專家們都開始反思兒童與風險的關係。有論者就提出，因為風險——不論是金錢、身體、情感、社會——無處不在，故此要將兒童與風險完全隔絕並不可能。「合理的風險」（reasonable risk），是他們成長的必要元素，而且讓兒童自己面對「有點危險」的情况，而加以克服的話，他們就能建立自信與勇氣。而且他們在面對風險而作出不同的對應決定時，他們也學會為自己決定的好或壞後果負責。

鰂魚涌公園，已是較「大型」的遊樂設施
(http://www.lcsd.gov.hk/tc/parks/qbp/fac.html)

今天，我們過分安全的公園，其實只是對兒童「過分保護」潮流的延伸，企圖將風險由兒童的成長中排除出去。於是孩子們唾棄沒趣的公園，由室外撤退到室內，由自然的環境倒退到完全人工的環境，甚至沈迷電玩。但也有研究指出看來安全的現代公園遊樂場，其實兒童受傷的機會並沒有降低，因為他們在好像「安全的環境中」會失去保護自己的警覺性而受傷。心理學家指出，若果我們過分害怕兒童受到傷害，長遠來說會令他們自己感到害怕與膽怯，而人類演化的過程中，面對風險是常態，因此成長就是要學會面對風險和作出適當的對應決定。

在香港，大人們特別看重孩子們的智能發展，尤其是學業成就，但往往忽視了他們品格的培養。我倆在這方面的看法有點不一樣，我們覺得學習是終身的馬拉松長跑，但孩子品格的培養卻只在某些年齡成長階段最適當。因此我們在孩子的小學階段，都會選擇讓他們把時間花在團體活動，和一些挑戰自己的活動。我家老二和老三都參加了一個由社工主辦的活動，以小组形式到野外遠足與露營。「我要高飛」是以一年為單位進行的長期訓練，目的是訓練少年們堅毅的個性、良好品格、獨立自理、以至團隊合作。

我家老三在小二暑假加入，就爬了上鳳凰山看日出。到了小六，他已曾征服香港三大山峰（鳳凰山、蚺蛇尖、大東山），也累積了千多小時的野外經驗，能在三十多度的盛暑之下，以全副行裝（約二十公斤），遠足上山幾小時至營地。九歲時有一次要爬上蚺蛇尖，剛好那幾天天氣不大穩定，他出發之後我谷歌了一下蚺蛇尖的照片（我可沒有爬過），看到「香港第一險峰」的陡峭，也心裏一寒，但也只有相信孩子的能力與導師的經驗。結果他在下山時遇上大雨，腳下一滑，而受了點輕傷，我們當然是「肉痛」，但也為他成功克服困難而高興。

「香港第一險峰」蚺蛇尖

我們不會說我們「讓孩子冒險」的教養方法比其他人的好，甚至在美國，還是有不少質疑冒險公園的聲音。每個家庭、每位小朋友的情况都不大相同，因此每位家長的風險承受系數都不一樣。我們關心的是能否為孩子們創造條件，訓練他們面對風險，克服困難，和在逆境之下不會輕易放棄。跟我們對教育制度的看法一樣，我倆覺得香港家長嚴重缺乏選擇，就算我家的風險承受能力較高，但在香港也找不到能挑戰孩子們的遊玩設施。

最近先進國家都在反思遊戲對兒童的重要性，甚至是自由玩樂(free play) 的意思，倫敦就已經出現了一個名為「倫敦玩樂」(London Play) 的組織，來為孩子們爭取遊戲的空間、時間、以至自由。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香港的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才可以享受到和The Land，甚至是清水公園一般的冒險經驗？大家請到「教育大同」的Facebook留言發表意見或分享經驗。

趙永佳、許承恩﹕通識科中期檢討，檢了些什麼？

2015-03-31  明報

高中通識科發展至今，一直是社會議論的「風眼」，到了最近高中課程的中期檢討的建議出台，又再引發新一輪的討論。我們有幸長期參與通識科的課室發展工作，並在不同崗位支援、推動通識科發展，希望藉此公共空間，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對此階段通識面對的挑戰和看法。

通識科貶為選修「不是」問題

首先，我們希望澄清一些外間的誤解，以及一些我們覺得是「不是」問題的議題。這些議題當中首要的當然就是所謂把通識科由高中核心修科目「貶」成選修科的問題。這之所以不是一個問題，是因為由頭到尾，我們的檢討過程中，通識科的核心問題其實從未被提上議程之上。通過之前的「短期」檢討，教育界就已有共識，高中課程的結構毋須大改，而通識科的核心位置也未被懷疑。

從微觀角度看，香港中學及老師們在經過多年的努力，結果成功令首幾屆通識科「軟着陸」，在時間、資源都緊張的情况下，令通識科總算能在課堂展開。中間一眾老師們以至校長和其他行政人員所作的努力，付出的汗水，實不足為外人道。

從宏觀角度思考，特首政府成立以來，教改一直是頭等大事。三改四及新高中也一直是施政的重點。而通識科從來也是新高中改革的中心。通識科也是令同學們「學會學習」、「終身學習」的其中一項重大策略，而新高中的國際認證過程中，通識也扮演了「衝鋒陷陣」的角色。如果政府要冒大不韙來對本科做大手術，相信也定會負上不輕的「政治責任」，並可能會引發新一輪政治危機。當初其實教育界對通識科多有質疑，反而是當局花了不少的心力與唇舌，半推半就的把通識科送上花轎，再送到校門口。經過了近10年的折騰，通識科終於成功上路，現在一旦要強行再變，「推倒重來」，無論如何對教育體系都是重傷。因此，今次檢討，不論是政府官員以至教育各界，都沒有把「選修科」這個選項帶到課程委員會的議程上，我們在檢討的初期，也早有共識不會在這問題上糾纏。

「去政治化」子虛烏有

另外一項子虛烏有的問題，就是所謂「去政治化」問題。到了中期檢討後期，有評論質疑本科的公開試考題過分重視本地政治議題，而後來也有意見指香港單元中的三大主題中，有兩個都和政治有關而應該刪減。在這裏，我們可以保證，在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這些政治考慮，從未出現在兩年多的討論過程中，我們在多次「腦震盪」會議中，為了如何能減輕老師和同學的負擔，不少建議都曾被提出，其中包括香港單元的重組，甚至也有刪除全球化或能源這些激進的方案。但最後在多番討論後，是溫和意見佔了主導，我們決定不對單元結構作出大規模修訂。

如前所述，在中期檢討中，我們工作的重點是希望能減輕老師和同學的負擔，也希望能理順課程中各單元的關係。在現行的課程中，為了突顯議題探究的跨單元性，所以在各單元的探究問題中，刻意加了不少跨單元的元素，令各單元之間層層緊扣。不過，後來有老師告訴我們，議題在不同單元重複出現，亦可能會令學校施教時出現混亂，因而令本來已經不足的課時更捉襟見肘。有見及此，我們在修訂時就將跨單元議題放回最相關單元，而將之從次要單元中刪除，希望為老師和同學減負。這就是「個人成長」單元中「青少年社會參與」「失蹤之謎」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外界臆測因為不希望同學們接觸政治議題。委員會其實早在去年初即雨傘運動爆發前多月已作此決定，而且在「法治與社會政治參與」單元中同學們亦會詳細討論不同社群（當然包括青少年）的社會政治參與。

要從課程中刪減任何內容，其實都有一定難度，因為課程實行多年，差不多每道探究問題都有粉絲，每當提出要減哪一條都會有委員反對。因此，我們也藉把探究問題收窄、聚焦至較具體問題，來減輕教與學負擔，例如「當代中國」單元中的中國「可持續發展」這大問題就收窄為環境保育。起初我們的確有討論能否刪除「全球化」單元，甚至已預備了修訂後的模擬課程來再作討論，但當委員會再次討論後，又有多數意見覺得不能減去「全球化」討論，最後還是把「政治全球化」的「探討問題」刪除，因為多數老師委員都認同這問題牽涉太多國際政治問題，對同學們的時事常識要求又高，因此唯有忍痛割愛。

同意考評須課程主導 尊重考評自主

我們不認同公開試考卷有過分「政治化」的問題，但也同意課程的考評必須由課程主導，因此要關注的不是考題是否偏重本地或政治議題，而是考卷是否能充分反映課程內容。現階段討論的主流意見是，因為通識科的議題探究模式，很難「白紙黑字」訂明如何才能充分反映不同單元課程內容，而是否充分涵蓋課程也不應只看幾次考試，但我們也明白議題的「跨單元」性質也有主次之分，學校教學現階段還是以課程單元為骨幹施教，因此均衡涵蓋課程內六大單元也並非不應討論的問題。委員會共識是透過現有質素保證機制以本科相關專業委員會為主體來就每次公開試和課程單元內容的關係討論並加以監察。我們明白社會上，甚至業界都比較關注公開試問題，我們認為必須尊重考評自主，不能「指揮」出題，不過公開試亦應通過合理程序，聆聽不同相關持份者意見，並在專業原則下嘗試改善。

另一個在檢討過程提出的問題是教學與考評如何能充分照顧同學間的能力差異，其中「特殊學習需要」（SEN）及少數族裔同學的情况最明顯。如何能夠在做到公平之餘，又能照顧他們的能力差異，其實並不是通識特有問題，而是文憑試中所有科目都要面對。但通識作為必修科，有責任要充分考慮不同特殊處境同學的需要。還有就是通識科現在的考評設計，對同學語文能力要求甚高，但其實課程目標為貫通文理，應該也能測試到同學的數據處理能力，這方面有頗多老師意見認為現在公開試考卷未能做到平衡試題中對語文與數據能力的要求（因此男女同學的表現有明顯差距）， 因此在下階段的跟進諮詢中，我們會特別就題目類型及考卷形式是否有修訂空間再蒐集業界意見。而現在所謂「選答題」的建議其實應該放回公開考試的試題設計，如何能進一步照顧不同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及更均衡地涵蓋課程內六個單元這脈絡中思考，而非所謂迴避「政治題」的考慮。

在中期檢討過程中，還有另一意見提出就是所謂通識科的知識基礎問題。通識科的議題探究方法，其實近似IB課程所採用教學法，但畢竟在本地主流是新鮮事物，有人就認為通識科的課程沒有教科書，會流於「吹水」，不像傳統科目就一定知識範圍讓同學吸收。因此在檢討課程的同時，委員會也提出了教局要開發教學資源，好讓老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參考其中教學重點。另外，我們也建議教局在正式課程外再設計一份基本概念資源供老師參考，令探究過程更能扣連相關概念。這樣做一方面可濟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亦可保留老師發揮專業判斷空間。

最近的「風風雨雨」，把通識科「擺上枱面」，但好處是令各界反思通識科的重要性與學與教方面面對的困難。雖然仍然有意見質疑本科作為必修科的位置，但這點在教育專業群體中卻愈見加強共識，而且在實行6年以來，在前線老師的努力之下，施教與學習已逐漸上軌道，並穩步向前邁進。最近我們也樂見局長和特首都先後表態支持通識科持續發展，因此未來我們應該堅持教育專業判斷，凝聚共識，並不斷改善課程與教學和解決考評方面問題，來回應通識科當前面對的真正挑戰。

我們和通識科主要委員會的成員在過去一段時間，都盡了最大努力去推動本科發展，當然未能奢言解決所有問題，但我們會不斷收集業界以至社會上不同意見，在考評問題初步解決之後，再來完善課程內容及教學。通識科是新高中改革最艱巨任務之一，當然不可能一蹴即至，但在教育專業群體及社會各界努力之下，我們相信前途還是光明的，「通識新一代」同學在香港未來發展必定會有更大貢獻。

作者按：本文純粹為我倆意見，並不代表官方及其他委員立場。

作者趙永佳為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主席、許承恩為考評局通識科目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