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7日 星期五

趙永佳 何美儀:我們是怎樣長大的

2015719報「星期日生活


最近朋友傳來一篇外國報道(Hanna Rosin.  “The Overprotected Kid”),有關一個在英國威爾士的冒險公園(Adventure Playground)。公園名叫「The Land」,佔地55平方米,在裡面你會看到大量的木頭、輪胎、單輪手推車、梯子、沙包、繩索、鎚、釘和不少其他廢物或回收物料。驟眼看來,公園和垃圾場無疑,但細看之下,你會見到孩子利用公園放置的空貨櫃建築了一個個小基地(小屋),而孩子在基地之間搭建了大人過不了的走道,四處遊走。



The Land紀錄片官網http://playfreemovie.com/


有位美國紀錄片製作人Erin Davis,去年在那裏攝製了一套紀錄片(也名叫The Land」)。在網上的預告可見,孩子們在公園中會焚燒一些木料,一方面為了取暖,另一方面就只是覺得「放火」好玩。也有六、七歲的孩子以一個大鐵鋸驚心動魄地來把紙版切開,製作了一塊擊球拍,然後要朋友從遠處投出雪球,來擊球取樂。孩子們也會爬上貨櫃頂或大樹,再從上面跳下至鋪在下面的舊牀褥,或游繩而下。公園中有成年管理員在旁監察,但他們不會「干預」孩子們的活動。


總而言之,這不是我們慣見的公園,我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少家長會讓子女在其中玩耍。這類的冒險公園,其實是在二戰後的歐洲首先出現,但其後逐漸在安全考慮下被取締,最近幾年方再次出現,一說在歐州有上千個這樣的公園。公園被稱為玩樂員(playworker)的管理員,更是一門新興專業人才,他們要小心評估公園的風險,整理其中設施,並監控(而不是干預)孩子們的活動。

1920年代的寶靈頓運河及鵝頸橋

看到該篇文章及紀錄片的預告之後,趙永佳就想起他小時候最有記憶的遊樂場,除了維多利亞公園的模型船池之外,就是現在堅拿道天橋的建築地盤!他小時候住在鵝頸區,因為舊日「鵝頸澗」又稱寶靈頓運河)河道好像鵝頸一樣窄長,所謂「鵝頸橋」,其實是連接運河兩岸和現在軒尼詩道平行的一條橋。

到了1960年代為配合海底隧道,當局把運河變成暗渠,並在上方興建堅拿道(Canal Road就是運河的意思)天橋。天橋通車時他約十歲,之前在他八、九歲的時候,天橋的建築不知何故停頓,因此他很清楚記得當時他們在一段已完成的橋面上玩耍、放風箏、打野戰、踢足球(在斜坡上!)。當時橋面是毫無遮攔的,建了一半的斷橋就是一道懸崖,掉下去當然會受重傷,但記憶中沒有小朋友出過意外,反而是用當時流行的「玻璃線」來放風箏會不時割傷小朋友的手指。那時候我沒有照片留下來,不過可能和下面一套有關60年代倫敦西面的Notting Hill Adventure Playground差不多,大家相像一下吧!



  
1978年維多利亞公園水池放船仔
(
http://www.icacroa.com/Retirement_Life/others-old_HK.html)
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公園遊樂場仍然有數層樓高的超長金屬滑梯(我們常光顧的在維園),又有氹氹轉、鞦韆、立方攀爬架、蹺蹺板等。這些玩兒,到了我倆的孩子出生後,再和他們去公園的時候,都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代之而來的就是一組組塑膠的、矮矮的綜合式滑梯遊樂設施,其中能攀爬的高度,大概只有大半個成年人高。就算有鞦韆,也由以前一塊腳踏板的形式,變成不能雙腳踏上去的小籃子,只能由家長把小寶寶抱着放進去。兒子們在四、五歲前可能還會對這些設施有興趣,但到了小學,就提不起勁利用這些設施玩耍,反而對在遊樂場中追逐比較有興趣。因此我們會到處找一些較「刺激」的遊樂場,在大兒子小時候(十年前左右)還會有可能找到一些約八、九呎高的球形攀爬繩網。但都了老二、老三的小時候(五、六年前),就連這些繩網都已被取締。


亡命長滑梯。(攝於慈雲山邨 / 1996年)
[圖片來源:《再會‧遊樂場》梁廣福著,p.24-25  轉載於:
http://www.superbookcity.com/keep-reading?aid=kr-1411)
於是我們唯有找一些要收費的波波池及攀爬設施(黃埔花園以前有一組幾層樓高的)。這些設施都「非常安全」,又鋪上軟墊,每一層都不會太高,不過爬上最高一層,通常都可以由筒形膠滑梯滑下來,也相當受歡迎。但這些設施不但要收費,而且全香港只有兩、三座,每一次對我們來說都是長途旅行。




清水公園官網http://fieldathletics.jp/

因此,當我們舉家到外國旅行的時候,都會去尋找一些和冒險公園相似的地方,讓家中三隻小馬騮盡情玩一下。我們一家的至愛,莫過於日本東京近郊野田市的清水公園 (Shimizu Koen)。公園由東京上野乘火車要一小時,是一個大型綜合性公園,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它的冒險遊樂場(不知為何官方英文名稱是Field Athletics)。遊樂場成人門票收費860日元,小學生只要600日元,共有一百組木製的攀爬設施:分為四十組適合幼兒的「家庭區」、少年至成人的四十組「冒險區」及二十組水上設施。我們一家人到清水公園差不多有五、六次,而且多在復活節,因此會碰上櫻花盛開的季節,而公園也會有大量動畫中常見的攤販,售賣各式各樣日本祭典中常見的零食。


「泰山過河」
其中我們印象最深的設施,我們稱之為「泰山過河」(見圖),就是小朋友要由水池的一端,好像泰山般用繩盪去水池中央的一個浮台。我們只見日本七、八歲的小朋友也可以很矯健地盪到浮台上並站穩,當時九歲的老大平時也是足球小將,但靈敏度顯然不如日本小朋友,只見他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從浮台上或繩索上掉進水裏。那時是四月,乍暖還寒,溫度只有十多度,但老大一次又一次地在濕透之下嘗試「跳」到浮台上。我們沒有勸他不要再跳,也沒有要他一定要跳過去,但他只是不服輸堅持要做到。最後,在第十七次,他終於成功了,我們也很高興地暫停一下,先讓他弄乾身體,再吃一杯雪糕才再去征服其餘的設施。

清水公園的水上設施非常受歡迎,但有幾組卻差不多一定會跌進水裏,因此最好穿「白飯魚」布鞋,濕透後可以考慮丟棄。有一次,老大在爬上一組陸上設施時,由約六呎高的木架上跌下來,當然是非常痛,哭了起來,但幾分鐘後,他就擦一擦眼淚,喝點水後再嘗試爬上去。

http://fieldathletics.jp/
http://fieldathletics.jp/


公園不能說沒有危險,就算是成年人也有可能受傷,但我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日本的小朋友,大約是六、七歲,就會已經挑戰一些有點高度的設施,父母雖然會在旁邊照看,但都會讓他們自己嘗試。這讓我們想到,我們那些「BB」級的公園遊樂設施,究竟會培養出什麼樣的小孩,而清水公園充滿挑戰性的玩兒,又會令日本小朋友養成怎樣的品格?

在西方社會,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因為出現不少有關小孩在遊樂場受傷的訴訟,所以遊樂場設施也有「安全化」的過程。但到了本世紀,社會上,以至專家們都開始反思兒童與風險的關係。有論者就提出,因為風險——不論是金錢、身體、情感、社會——無處不在,故此要將兒童與風險完全隔絕並不可能。「合理的風險」(reasonable risk),是他們成長的必要元素,而且讓兒童自己面對「有點危險」的情况,而加以克服的話,他們就能建立自信與勇氣。而且他們在面對風險而作出不同的對應決定時,他們也學會為自己決定的好或壞後果負責。

鰂魚涌公園,已是較大型」的遊樂設施
(http://www.lcsd.gov.hk/tc/parks/qbp/fac.html)
今天,我們過分安全的公園,其實只是對兒童「過分保護」潮流的延伸,企圖將風險由兒童的成長中排除出去。於是孩子們唾棄沒趣的公園,由室外撤退到室內,由自然的環境倒退到完全人工的環境,甚至沈迷電玩。但也有研究指出看來安全的現代公園遊樂場,其實兒童受傷的機會並沒有降低,因為他們在好像「安全的環境中」會失去保護自己的警覺性而受傷。心理學家指出,若果我們過分害怕兒童受到傷害,長遠來說會令他們自己感到害怕與膽怯,而人類演化的過程中,面對風險是常態,因此成長就是要學會面對風險和作出適當的對應決定。


在香港,大人們特別看重孩子們的智能發展,尤其是學業成就,但往往忽視了他們品格的培養。我倆在這方面的看法有點不一樣,我們覺得學習是終身的馬拉松長跑,但孩子品格的培養卻只在某些年齡成長階段最適當。因此我們在孩子的小學階段,都會選擇讓他們把時間花在團體活動,和一些挑戰自己的活動。我家老二和老三都參加了一個由社工主辦的活動,以小组形式到野外遠足與露營。「我要高飛」是以一年為單位進行的長期訓練,目的是訓練少年們堅毅的個性、良好品格、獨立自理、以至團隊合作。

我家老三在小二暑假加入,就爬了上鳳凰山看日出。到了小六,他已曾征服香港三大山峰(鳳凰山、蚺蛇尖、大東山),也累積了千多小時的野外經驗,能在三十多度的盛暑之下,以全副行裝(約二十公斤),遠足上山幾小時至營地。九歲時有一次要爬上蚺蛇尖,剛好那幾天天氣不大穩定,他出發之後我谷歌了一下蚺蛇尖的照片(我可沒有爬過),看到「香港第一險峰」的陡峭,也心裏一寒,但也只有相信孩子的能力與導師的經驗。結果他在下山時遇上大雨,腳下一滑,而受了點輕傷,我們當然是「肉痛」,但也為他成功克服困難而高興。

「香港第一險峰」蚺蛇尖
我們不會說我們「讓孩子冒險」的教養方法比其他人的好,甚至在美國,還是有不少質疑冒險公園的聲音。每個家庭、每位小朋友的情况都不大相同,因此每位家長的風險承受系數都不一樣。我們關心的是能否為孩子們創造條件,訓練他們面對風險,克服困難,和在逆境之下不會輕易放棄。跟我們對教育制度的看法一樣,我倆覺得香港家長嚴重缺乏選擇,就算我家的風險承受能力較高,但在香港也找不到能挑戰孩子們的遊玩設施。

最近先進國家都在反思遊戲對兒童的重要性,甚至是自由玩樂(free play) 的意思,倫敦就已經出現了一個名為「倫敦玩樂(London Play) 的組織,來為孩子們爭取遊戲的空間、時間、以至自由。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香港的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才可以享受到和The Land,甚至是清水公園一般的冒險經驗?大家請到教育大的Facebook留言發表意見或分享經驗。

2015年4月2日 星期四

趙永佳、許承恩﹕通識科中期檢討,檢了些什麼?

2015-03-31  明報

高中通識科發展至今,一直是社會議論的「風眼」,到了最近高中課程的中期檢討的建議出台,又再引發新一輪的討論。我們有幸長期參與通識科的課室發展工作,並在不同崗位支援、推動通識科發展,希望藉此公共空間,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對此階段通識面對的挑戰和看法。

通識科貶為選修「不是」問題

首先,我們希望澄清一些外間的誤解,以及一些我們覺得是「不是」問題的議題。這些議題當中首要的當然就是所謂把通識科由高中核心修科目「貶」成選修科的問題。這之所以不是一個問題,是因為由頭到尾,我們的檢討過程中,通識科的核心問題其實從未被提上議程之上。通過之前的「短期」檢討,教育界就已有共識,高中課程的結構毋須大改,而通識科的核心位置也未被懷疑。

從微觀角度看,香港中學及老師們在經過多年的努力,結果成功令首幾屆通識科「軟着陸」,在時間、資源都緊張的情况下,令通識科總算能在課堂展開。中間一眾老師們以至校長和其他行政人員所作的努力,付出的汗水,實不足為外人道。

從宏觀角度思考,特首政府成立以來,教改一直是頭等大事。三改四及新高中也一直是施政的重點。而通識科從來也是新高中改革的中心。通識科也是令同學們「學會學習」、「終身學習」的其中一項重大策略,而新高中的國際認證過程中,通識也扮演了「衝鋒陷陣」的角色。如果政府要冒大不韙來對本科做大手術,相信也定會負上不輕的「政治責任」,並可能會引發新一輪政治危機。當初其實教育界對通識科多有質疑,反而是當局花了不少的心力與唇舌,半推半就的把通識科送上花轎,再送到校門口。經過了近10年的折騰,通識科終於成功上路,現在一旦要強行再變,「推倒重來」,無論如何對教育體系都是重傷。因此,今次檢討,不論是政府官員以至教育各界,都沒有把「選修科」這個選項帶到課程委員會的議程上,我們在檢討的初期,也早有共識不會在這問題上糾纏。

「去政治化」子虛烏有

另外一項子虛烏有的問題,就是所謂「去政治化」問題。到了中期檢討後期,有評論質疑本科的公開試考題過分重視本地政治議題,而後來也有意見指香港單元中的三大主題中,有兩個都和政治有關而應該刪減。在這裏,我們可以保證,在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這些政治考慮,從未出現在兩年多的討論過程中,我們在多次「腦震盪」會議中,為了如何能減輕老師和同學的負擔,不少建議都曾被提出,其中包括香港單元的重組,甚至也有刪除全球化或能源這些激進的方案。但最後在多番討論後,是溫和意見佔了主導,我們決定不對單元結構作出大規模修訂。

如前所述,在中期檢討中,我們工作的重點是希望能減輕老師和同學的負擔,也希望能理順課程中各單元的關係。在現行的課程中,為了突顯議題探究的跨單元性,所以在各單元的探究問題中,刻意加了不少跨單元的元素,令各單元之間層層緊扣。不過,後來有老師告訴我們,議題在不同單元重複出現,亦可能會令學校施教時出現混亂,因而令本來已經不足的課時更捉襟見肘。有見及此,我們在修訂時就將跨單元議題放回最相關單元,而將之從次要單元中刪除,希望為老師和同學減負。這就是「個人成長」單元中「青少年社會參與」「失蹤之謎」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外界臆測因為不希望同學們接觸政治議題。委員會其實早在去年初即雨傘運動爆發前多月已作此決定,而且在「法治與社會政治參與」單元中同學們亦會詳細討論不同社群(當然包括青少年)的社會政治參與。

要從課程中刪減任何內容,其實都有一定難度,因為課程實行多年,差不多每道探究問題都有粉絲,每當提出要減哪一條都會有委員反對。因此,我們也藉把探究問題收窄、聚焦至較具體問題,來減輕教與學負擔,例如「當代中國」單元中的中國「可持續發展」這大問題就收窄為環境保育。起初我們的確有討論能否刪除「全球化」單元,甚至已預備了修訂後的模擬課程來再作討論,但當委員會再次討論後,又有多數意見覺得不能減去「全球化」討論,最後還是把「政治全球化」的「探討問題」刪除,因為多數老師委員都認同這問題牽涉太多國際政治問題,對同學們的時事常識要求又高,因此唯有忍痛割愛。
同意考評須課程主導 尊重考評自主

我們不認同公開試考卷有過分「政治化」的問題,但也同意課程的考評必須由課程主導,因此要關注的不是考題是否偏重本地或政治議題,而是考卷是否能充分反映課程內容。現階段討論的主流意見是,因為通識科的議題探究模式,很難「白紙黑字」訂明如何才能充分反映不同單元課程內容,而是否充分涵蓋課程也不應只看幾次考試,但我們也明白議題的「跨單元」性質也有主次之分,學校教學現階段還是以課程單元為骨幹施教,因此均衡涵蓋課程內六大單元也並非不應討論的問題。委員會共識是透過現有質素保證機制以本科相關專業委員會為主體來就每次公開試和課程單元內容的關係討論並加以監察。我們明白社會上,甚至業界都比較關注公開試問題,我們認為必須尊重考評自主,不能「指揮」出題,不過公開試亦應通過合理程序,聆聽不同相關持份者意見,並在專業原則下嘗試改善。

另一個在檢討過程提出的問題是教學與考評如何能充分照顧同學間的能力差異,其中「特殊學習需要」(SEN)及少數族裔同學的情况最明顯。如何能夠在做到公平之餘,又能照顧他們的能力差異,其實並不是通識特有問題,而是文憑試中所有科目都要面對。但通識作為必修科,有責任要充分考慮不同特殊處境同學的需要。還有就是通識科現在的考評設計,對同學語文能力要求甚高,但其實課程目標為貫通文理,應該也能測試到同學的數據處理能力,這方面有頗多老師意見認為現在公開試考卷未能做到平衡試題中對語文與數據能力的要求(因此男女同學的表現有明顯差距), 因此在下階段的跟進諮詢中,我們會特別就題目類型及考卷形式是否有修訂空間再蒐集業界意見。而現在所謂「選答題」的建議其實應該放回公開考試的試題設計,如何能進一步照顧不同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及更均衡地涵蓋課程內六個單元這脈絡中思考,而非所謂迴避「政治題」的考慮。

在中期檢討過程中,還有另一意見提出就是所謂通識科的知識基礎問題。通識科的議題探究方法,其實近似IB課程所採用教學法,但畢竟在本地主流是新鮮事物,有人就認為通識科的課程沒有教科書,會流於「吹水」,不像傳統科目就一定知識範圍讓同學吸收。因此在檢討課程的同時,委員會也提出了教局要開發教學資源,好讓老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參考其中教學重點。另外,我們也建議教局在正式課程外再設計一份基本概念資源供老師參考,令探究過程更能扣連相關概念。這樣做一方面可濟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亦可保留老師發揮專業判斷空間。

最近的「風風雨雨」,把通識科「擺上枱面」,但好處是令各界反思通識科的重要性與學與教方面面對的困難。雖然仍然有意見質疑本科作為必修科的位置,但這點在教育專業群體中卻愈見加強共識,而且在實行6年以來,在前線老師的努力之下,施教與學習已逐漸上軌道,並穩步向前邁進。最近我們也樂見局長和特首都先後表態支持通識科持續發展,因此未來我們應該堅持教育專業判斷,凝聚共識,並不斷改善課程與教學和解決考評方面問題,來回應通識科當前面對的真正挑戰。

我們和通識科主要委員會的成員在過去一段時間,都盡了最大努力去推動本科發展,當然未能奢言解決所有問題,但我們會不斷收集業界以至社會上不同意見,在考評問題初步解決之後,再來完善課程內容及教學。通識科是新高中改革最艱巨任務之一,當然不可能一蹴即至,但在教育專業群體及社會各界努力之下,我們相信前途還是光明的,「通識新一代」同學在香港未來發展必定會有更大貢獻。

作者按:本文純粹為我倆意見,並不代表官方及其他委員立場。

作者趙永佳為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主席、許承恩為考評局通識科目委員會主席

2014年11月8日 星期六

趙永佳 :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9

「雨傘革命」的爆發,令許多建制中人急問青年人為何如斯擁抱「真普選」等「普世價值」,而質疑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民主。通常「急病亂投醫」,趕忙作出的分析結論,往往差之毫釐。今次其中一個「差不多、但搞錯」的結論就是「通識教壞青年人」。自從「反國教運動」的青年領袖們在通識科中取得好成績開始,社會上就不斷有建制聲音指新高中通識科令青年人變得激進,甚至有評論指出通識科受美國勢力影響(《香港藍皮書》中的多重張冠李戴推論)而宣揚普世價值,也有人驚呼通識科會製造「文革新一代」。到了「雨傘革命」時,矛頭就更指向通識科的公開試考卷偏重「政治爭議」及課程中香港單元有側重政治議題(法治與政治參與、身分認同)之嫌。

有關通識科是否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或「居功」,我在《明報》已有文章討論,最新一篇可參考上月三十一日的《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這裏我希望能更「拉闊」一點視野,探討今天我們明顯觀察到的青年擁抱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我的基本分析是,青年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社會意識,都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不能歸因為單一甚至少數原因。而如老馬所言,我也相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我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社會脈絡所構築而成,家庭、親友、學校、媒體都各有角色。單單歸功/咎學校,甚至某一學科,未免過分簡化事情。

我們(亞太研究所)上月做了一個電話調查,隨機訪問了80418歲以上的市民,發覺首四項港人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法治」、「自由」、「公正廉潔」、「民主」。其中,30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而選擇這四項價值者,有30.3%選擇「自由」,23.4%選「民主」,只有10.3%選「法治」,19.3%選「公正廉潔」。而30歲至50歲的被訪者,有28.7%選「法治」、14.9%選「公正廉潔」、而只有18.7%選自由、8.5%選民主。這表明了港人的核心價值,從來都有明顯世代差異,而且18歲至29歲而念過通識科的青年人,大概並不太多(首屆通識科文憑試在2012年舉行),但與年紀較大港人比較,套用統計術語,已是有明顯差異。

那麼,究竟青年人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和上一代產生這麼明顯的分歧?「年少輕狂」、「青年人反叛」、「偏執」,當然可能是其中一種解釋,但我認為輕易將青年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貶為「暴風少年」的表現,未免太過輕率,更有認導之嫌。

社會學者都愛說「反話」,翻轉我們的「常識」。如果我們的「常識」將青年人的普世價值視之為一個社會問題的顯現,我卻更願意將之視為香港社會的一項「成就」。我認為香港青年人所呈現的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行公民教育的結果,也是香港擺脫殖民地的桎梏後,香港人覺得自己終於能站起來,已不再是殖民地的臣民,而有了「當家作主」的自覺。試想想,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佔領運動」的手段,或其所追求的民主時間表,但大量參與者所表達對民主、自由的熱情,換了在殖民地時代,可能嗎?建制一方往往以「袋住先」方案已比殖民地時代進步得多來為政局解套,但他們忘記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沒有經歷殖民地高壓統治,自然不能「憶苦思甜」。他們的尺度是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而不是殖民威權統治。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符合「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政制。如果建制不能認同這點,雙方的對話也無疑是「牛頭馬嘴」,怎樣可以進行?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政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港人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其中有一部分人,會自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功能組別是否公平、推選委員會又是否能代表「我」?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是幾任特區政府上下大力推動的一項教改工程,當年每一位教局常秘、局長,都有出來護航、推薦。為的是什麼?除了是真心為了要實現「學會學習」之外,也有前面所說公民教育的背景(其實我們真的要感謝推動通識科發展的前輩們)。通識的課程目標,其中一項正正就是培養多層次的公民意識,包括世界、中國、本土。因此在課程的香港單元中,才會如斯「偏重」政治,而輕社會、經濟,三大主題中有兩道都是政治議題。當然公民教育也不是壞東西,但老實說,單從課程設計角度來看,這並不太理想。

青年人對普世價值熱中是香港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其實是我最近幫家中老么溫習常識科時的體會。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寫得不好,和通識科一樣有野心太大、幅度太廣的問題。好像他今次要考的兩個單元中,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我的天啊!兩個月不到,要把這麼多東西塞到他們的小腦袋瓜中。其中有個別單元,例如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甚或一國兩制是什麼等都很有意思,但可惜課本中塞進了大量資料或內容,例如特區政府有多少個政策局,局長又是誰等。而且課本的不少概念,其實非常艱深,如三權分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別,香港的司法架構(如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等等,小六的學生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和討論才可以明白。我寧願課本和課程能多花時間在概念上,如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港人治國、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等,而不是去生吞活剝大堆資料。老么的記性甚差,結果當然是「滿江紅」,一百分滿分只拿五十分(六十分合格)。

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又有點驚訝的是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會列舉兩種產生班長的辦法,老么明顯在老師提示下在表示委任制的圖畫上下了一個交叉,而在直選的圖畫上寫下了「民主」兩字(見圖)。而且更有同學們對一位由委任產生的班長的幾點憂慮(如「並非由同學選出,可能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和認同」和「會顧及同學的意見和感受嗎?」)。當然課本另外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的普世價值,是很正面的提出。



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他們其中有些同學會得出漸進政改方案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如果說通識科「教壞」年輕人,那麼「罪魁禍首」可不是通識科,而是常識科,甚至是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回歸以來在公民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當然,香港不是北韓,也不是中國大陸,政府不能全面有效的控制信息,我們沒有防火牆,可以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正常」或「反動」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不良」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們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而且,青年人也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息,如果他們要學習有關國民身分,那麼,國民教育就不可能只是升旗、紅色交流團或宣傳中國的崛起。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周會中,台上嘉賓或校長在侃侃而談一些大道理時,我們在台下是如何「無視」、甚至「作反」?所以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的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我身邊的年輕人最近的一句潮言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般的隊友」。所以拜託,建制的朋友們幫幫忙,不要再火上加油,以粗疏的「分析」和鹵莽的言論來進一步刺激青年人。每次這樣的言論見報,都會有更多青年人被刺激而走出來。大家應該向曾主席鈺成好好學習,昨天他直言通識科削政治議題建議「蠢到不得了」,好波!。就算要編「正向」的教材,來協助學校推行公民、國民教育,或平衡一些覺得偏頗的通識教材,他們也應該謹慎一點,不應無視社會中的分化,而只單向地介紹他們的正面信息與價值。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沒有國民教育的「那套」教材,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反國教運動。今後,無論我們在政治光譜的那一端,也應謹記,課室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直接宣傳政治或價值觀的好地方。青年人在課堂中能學會如何思辨、如何找証據、如何理解、包容不同分析角度,他們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立場與態度。

2014年10月31日 星期五

趙永佳、李子樂: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明報 20141031

過去幾個月,社會繼續就通識科是否偏重政治課題進行爭辯。正方認為,通識科的落實逐漸偏離教改原旨,出現「異化」,教學偏重政治議題及相關方面的資料搜集,另一方面公開試試卷設計偏重政治題,令課堂教學更為應試而集中火力放在本地政治議題上,其他「中國」、「全球化」等議題相對地受了輕視。反方則認為,通識科所探討的時事議題往往觸及「政治」,不應因此判斷通識科教學和考試評核上偏重政治課題,而且通識科是跨單元、跨學科的,不論教學或考核上,都不應把個別單元、主題割裂開來研究。與此同時,通識老師專業團體則堅持老師應當能在爭議性的議題上保持持平,不會為應試而偏教。

事實上,這個爭論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社會關注點:通識科會否「淪為」政治灌輸的工具,令學生們的政治取向變得激進?無論是哪一方的立場,過往的論點多集中於該科課程架構、教與學和考試評核的具體實踐上。若把關注點放到通識科與學生政治參與之間的交集點上,我們要注意:首先,不可能把學生課堂所學的知識或考試答題內容,跟學生現實中的政治立場劃上等號;其次,通識科對政治課題上具體如何操作和其所帶來的影響,除了老師教學方面,我們也得看看學生「如何學」、「學得怎麼樣」、「學了什麼」。

知識與態度不可混為一談

我們討論通識科的實踐對學生政治參與的影響,有需要把「知識層面」和「參與態度」分清楚。不少外國研究顯示,公民教育或牽涉政治議題的課程與教學一般能提高學生相關的知識,但這不代表其政治參與度一定相應提高。例如學生對民主原則和相關議題認識多了,不一定能提高他們日後參與投票和政治競選活動的機會。青年人決定參與「政治」與否,更大機會受其他原因,例如可以取決於個人對參與個別政治事件之利弊得失的衡量。甚至乎有時候一些學生在學習政制議題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愈學愈有無力感」的情況,認為政治投入要求更專門的知識;自己既然未有足夠的專門知識,那「政治我就是搞不懂」便成為不參與的理由。又例如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到一些社會運動事件,看見其所面對重重困難的現實,看見年輕一代無力影響「政治」的一面,可能會因而對政治投入失去興趣或持懷疑態度。除了在極權社會,學校其實並非是意識形態灌輸的有效場所;這一點,也許我們從本港有不少宗教背景學校,卻未見有大量學生皈依,可略見一斑。

關於通識科之「政治影響」,我們因研究關係,過去兩年多訪問了幾十位新高中學生,了解他們相關的經驗和看法。從受訪學生的分享可見,整體上學生在通識科課堂上的學習過程和成效並非如一些輿論所言帶着政治色彩,對學生之政治取態的影響其實有限。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另外,與其他科目相似,學生面對通識科,多抱以考試主導的學習態度,即使學科內容涉及社會時事議題,學習態度往往還是比較被動和抽離。要是真的面對切身議題,他們大都能在老師的教導下學會對不同立場和觀點予以尊重;即使自己有既定立場,也要時刻警剔自己要作個人批判和反思。

由此看來,通識科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多角度思考、批判思考的重視,盡管課堂教學可能會出現政治議題或課堂以外日常生活、新聞、網絡言論充斥政治爭拗。通識科所帶來的思考工具,不但讓學生能盡量避免受別人誤導、煽動,而且讓他們抱持較持平、客觀冷靜和包容的態度去分析各大社會爭議。

社會分化更需要通識科

回頭看今次佔領運動,在有進一步研究之前,我們可以總結通識科可能的影響為,一方面令部份學生(中學生和曾修讀通識科的大學生)對政治比較關注,而在他們對民主的嚮往得不到回應之後,以至於網絡、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下,建立了自己對運動的立場而決定投入抗爭。但在學生總體中他們畢竟是少數,因為新高中通識科推行至今已踏入第六年,我們高中以上、正修讀和已修讀的青年人約有四十二萬人(以每年七萬人計算),若通識真的有「教壞」學生的能力,那投身街頭抗爭的青年人又那會只有一萬數千人?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通識對大部份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是令他們更能冷靜、全面地思考問題。他們因此不會收到手機短訊,或看到媒體報導,便立刻飛奔佔領區。他們會考量參與行動的對錯好壞,甚或成本與效益。因此無論是積極投入運動的少數,或暫時「置身事外」的大多數,都是青年人「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們不應片面認為參與運動的同學是魯莽、偏執,而又或者不參與的青年人是膽小、怕事。他們從通識科中所學會的不是對某些政治議題的知識或片面立場,而是一套如何去全面評估這些議題、再決定自身立場與行動的工具。佔領運動的出現,通識不單不能「居功」,反佔領人士更不應將它打成為代罪羔羊;若建制不加以警惕,誤判形勢,只會激起更大的反響。

學生現時和將來的政治投入度牽涉因素複雜,關乎家庭背景、朋輩、新一代文化、公民社會發展、政經大氣候等等不同因素,當中通識科究竟擔當著什麼樣的角色正是社會關注並值得深究的地方。我們在此不單希望說明通識科的「政治成份」與學生參與抗爭運動未有緊密關連,我們更要指出,於目前社會愈趨分化的局面下,通識科在實際意義上顯得更為重要。我們不得不承認,面對現在社會上日益兩極分化、高度政治化的局面,學生們將難以繼續「獨善其身」。我們更不能期望可以像殖民時代一樣令學校「非政治化」,將學生與政治隔離,或只傳達「正面」訊息。青少年無可避免會被捲入政治議題,如果他們在一「無菌環境」中長大,又如何會有免疫力,來應付四方八面湧過來的政治訊息、動員、反動員?這正正是為什麼,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趙永佳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兼任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One Committee)主席。李子樂為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4年7月26日 星期六

趙永佳、李子樂:男孩危機?語文危機?

信報 2014/7/26

第三屆中學文憑試剛放榜,許多學生正等待他們的大學聯招申請結果,中文科成「死亡之卷」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不過,我們發現,這張死亡之卷的殺傷力,卻是「男女大不同」。坊間也有種說法,謂主流教育制度著重語文表現,令擅長語文科目的女生佔優,男生相比下變得較「吃虧」。新高中課程推行後,不少人感到這種情況似乎更為突顯。爲此我們必須問:究竟學業表現上的男女差異,會否因學習課程、科目類別而有所不同?而性別對學業上所造成的成績高低最終又如何影響男女長遠的教育機會呢?

大學生女多男少,文憑試女叻過男
「圖一」顯示近年學士學位資助課程(即一般所指的大學課程)一年級生男女分布。圖中可見,大學一年級的女生數目一直較男生多。其實大學生女多男少現象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到二千年代這個差距都是相當穩定的(甚至到新高學制推行前有稍微收窄的現象)尤為值得關注的是,2012/132013/14年度是首兩屆文憑試學生考上大學的時間(2012/13年是新舊學制並存(double-cohort)的學年),那種女多男少的情況顯著擴大。這是否意味著新高中學制下女生的學業成績進一步跑贏男生?

圖一:近年大學一年級生男女分布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首兩屆中學文憑試男生女生又考得怎麼樣呢?據考評局資料,2012年和2013年文憑試考生都是男女數目相若的,我們可以參考「圖二」中考生在最佳成績的五科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各核心科目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的男女比例(入大學的「實際最低門檻」往往是要達到4級或更佳的成績)。以2013年文憑試的中文科為例,男女比例為1:1.67,即在該科上考獲4級或以上成績的考生們當中,每100個男生就有167個女生。概括而言,兩屆文憑試相關數據均顯示,女生在中文、英文、通識科的成績上比例明顯高於男生,當中中文、通識科的成績差距比英文科的更大。在數學科的成績上,男生則比女生稍強。換句話說,四科核心科中,男生「輸」三科。在各核心科上取得更高成績(5級或以上)的考生群組中,這種女強男弱的情況越趨顯著。由此可見,文憑試中女同學的語文優勢,似乎是增加了她們入大學的機會。資助大學的新生男女比例,已相差百分之十,這算得上是高等教育的「男孩危機」嗎?


2013 文憑試
2012 文憑試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五科取得4級+
5717
7356
1: 1.29
5334
7106
1: 1.33
中文科取得4級+
7100
11872
1: 1.67
6788
11917
1: 1.76
英文科取得4級+
7080
10603
1: 1.50
6421
10138
1: 1.58
數學科取得4級+
12643
11223
1: 0.89
12882
10787
1: 0.84
通識科取得4級+
9823
14815
1: 1.51 
9049
15902
1: 1.76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男女學能差異普遍存在
事實上,這種男女學能差異已不是新鮮事,亦非香港獨有。過往不少研究均顯示,女生在語文方面表現普遍比男生優勝,相比之下男生則在數理表現上佔優。以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為例,是次評估有65個國家和經濟體參與,結果顯示每個參與地區的女生在母語閱讀能力的平均分均高於男生;與此同時,有過半數參與地區的男生在數學能力評估上獲得比女生高的平均分。香港學生在PISA的表現存在類似的男女差異:男生的數學能力平均分比女生高15分(OECD平均分男比女高10分),排名第13,男女差距較大,而閱讀能力上則女比男高25分(OECD平均分女比男高37分),排名第56,男女差距相對較小。

先天、後天甚或體制性因素更為重要?
不少英美等先進國家早已注意到,近年學校制度因側重語文等不同因素而導致男生往往從學前教育開始以至中小學、大學上整體表現落後於女生,出現所謂種種「男孩危機」。也許有人會認為,男生學習語文方面先天性就是比女生遜色。可是,一直以來學者們對先天或後天哪一面才是造成性別差異的更重要因素爭議不休。腦神經學家Lise Eliot在其著作Pink Brain Blue Brain”中表示,男女學能差異其實絕少取決於孩童腦部因先天性別構成的差異,反而孩童腦神經的可塑性是跟成長環境的互動影響而形成的。孩童腦神經會隨年齡蛻變,而且父母、老師或朋輩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能對它作出「改造」。甚至乎書中的數據顯示,學童的社經地位差距比性別差距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更為顯著。要收窄男女語文能力的差距,Lise Eliot建議學校和家長應共同協力營造最適合男孩學習的環境(女孩亦然),從小做起,從小事做起。例如,學校方面應盡量讓男孩更投入校園學習,給予他們多一些小休;提早為他們進行閱讀和寫作教學;聘用更多男教師;使用融合多項選擇題和寫作形式的考試;實行實踐學習和電子學習等等。家長方面也應該盡量多與子女閱讀、說話、唱歌給他們;多跟他們一起去圖書館;營造一個安靜和家庭作業的時間和空間;培養他們對戶外活動、運動和音樂的熱愛等等。

無論如何,我們在此無意找出性別到底何以影響著男女學業成就的機制,這個重要課題應交由教育學者進一步探討。同時,雖然新高中課程仍有頗大空間進行微調,但我們亦非在倡議對現行新高中學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大家可要知道,新高中課程設計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對語文能力的高度重視;學生若沒有相當水平的語言能力的話是很難應付專上教育課程的需要。事實上,實現高等教育的兩性平等也未必是文憑試和大學聯招制度的首要目標。話雖如此,我們也確實應該徹底反思現行語文教育的做法,尤其是中文科,看看為什麼男生表現總是「差少少」。中文和英文科之間的男女差距有別,正好表明這不完全受制於先天性的性別差異,而是很可能關乎課程和教學法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幫助男孩在語文方面尤其是中文科上學得更好,又如何幫助女孩更好地學習數理學科,都是香港社會大眾亟須關注的教育議題。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李子樂為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2014年7月21日 星期一

趙永佳 何美儀 :閱讀革命尚未成功 家長仍需努力

明報 「星期日生活」不做怪獸家長 系列
2014-07-20

每年臨近書展,閱讀都會成為媒體的熱點。最近有大集團委託智庫調查港人的閱讀習慣,發現自評「喜愛閱讀指數」10 分滿分下僅為4.75,在過去半年有閱讀與學業無關的書本(報紙和雜誌以外)只有40.6%,而閱讀指數更是調查進行三年以來的新低。

智庫找來專家學者「做反應」,分別建議,家長應從小培養子女閱讀習慣和出版商應結合紙面書本與網上資源,提高互動性,以推動青少年閱讀習慣。大概因為成年人積習難返,所以專家都覑眼「由娃娃抓起」,希望在青少年和兒童中間培養閱讀習慣。

驟眼看來,這次調查數據跟政府引以為傲的本港在PISA 國際研究計劃中的成績不太吻合。因為香港的十五歲中學生(中三、四左右)在PISA 的閱讀能力評比中名列前茅,2012 年在六十五個國家和經濟體中排行第二。如果港人沒有良好閱讀習慣,那麼我們的學生又如何在PISA 中取得好成績?當然閱讀能力不等於閱讀習慣,香港的中英語文課程都非常強調閱讀理解能力, 在大量操練之下當然是「駕輕就熟」。PISA 這種標準化測試(standardized test)對香港同學來說都不會太困難,相反外國同學對這類測試就會有點陌生。

幸好PISA 的內容相當豐富,除了能力測試外,同時也有一張問卷來了解同學在學習與學校之外生活的各種情,正好讓我們進一步解開疑團。其中有一條問題問到同學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在學校以外的消閒閱讀(reading for enjoyment)活動,而閱讀的材料相當廣泛,包括報章、雜誌、圖書、漫畫、甚至網上資訊。在這寬鬆的定義下,如果我們以每天半小時以上為分界, 2009 年香港有45.1 的青年人能做到;而有19.1%則說他們從沒有消閒閱讀,35.8%是半小時或以下。這個比例,在PISA研究中74 個地區中排行24,究竟是好是壞,實在是見仁見智。

家長對青少年閱讀能力影響大

青少年的閱讀習慣究竟受什麼因素影響?學校對青少年閱讀習慣的培養責無旁貸,本港中、小學近年來在推動閱讀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但在學校以外,家長對兒童的閱讀習慣與能力其實影響至大。PISA 計劃的國際專家組,對此點也是深信不疑。通過分析2009 年的數據,他們出版了一本名稱起得非常好的報告,《為他們讀故事吧!教育中的家長因素》(Let's read them a story! The parent factor in education,仔細分析了家長參與如何影響子女的基本能力與閱讀習慣。

研究中有十三個地區有同時進行家長調查,結果發現,在小一時家長有恆常地進行親子閱讀的孩子,到了十五歲時會有較積極的閱讀習慣,在測試中的閱讀能力也更強。有些地區,如新西蘭和德國,這影響尤其強烈,有親子閱讀經驗的比沒有這經驗孩子的閱讀能力差異,差不多相等於一個半學年。但問題是在香港,這個家長效應卻是非常弱,差不多是等於零。

為什麼呢?首先,如圖一可見,有親子閱讀習慣的家庭在香港是在十三個地區樣本中最低,只有51%的家長有在小一時讀故事給孩子聽。「親子閱讀效應」最強的新西蘭,差不多是「全民皆兵」,有96%的家庭都有進行親子閱讀, 而德國也有86%。

一、子女就讀小一時家長為子女讀故事之百分比




親子閱讀習慣貧富懸殊

更要注意的是,新西蘭的高效應與香港的零效應,其實都是平均值。在香港,親子閱讀的「零效應」其實可能是不同社經背景家庭的親子閱讀不平等的結果。香港高社經背景(教育程度、收入、職業等)的家長中,有68%有親子閱讀習慣,雖然比很多地區還是較低,但也差不了多少。不過在低社經背景家庭中,香港卻只有34%有這習慣,遠遠被其他地區拋離。貧、富之間的「階級鴻溝」,香港是抽樣地區中最高,達34%之譜。

「以身作則」也是家長效應的另一環。成年人的閱讀習慣一向較弱,在這方面香港家長的表現未算最差,有三成二家長有閱讀習慣,在十三地區中排名第八,不過比「包尾」的韓國好不了多少(27%)(圖二)。而且,在平均值下也是隱藏了香港的「貧富懸殊」。「愛讀書」的高社經背景相對低社經背景家長, 比例相差是27 是十三地區中第四高。最重要的是,在家長閱讀風氣較強的國家,如匈牙利和新西蘭,有高閱讀習慣家長比只有低閱讀習慣家長的同學,其閱讀能力可以相差一年以上。

二、家長於家中消閒閱讀之比率百分比
















中產家長資源較足重視閱讀

從以上國際比較,我們可以知道,香港家長整體來說是「仍需努力」。有接近一半的家長在孩子還小時未有在家中進行「親子閱讀」,也只有三成二家長能「以身作則」在閒餘時間閱讀。不過更嚴重的是,香港在閱讀方面的貧富懸殊比起其他地區似乎更為明顯。近年本港不同機構也做過不少親子閱讀習慣研究,結果也是大同小異——香港父母跟孩子共讀的時間很少,每天不足五分鐘。其實社會上有不同的團體及個別人士都在大力推動親子閱讀,但似乎成效不太大。

近兩年我們也在各社區和學校舉辦「快樂爸媽說故事」講座及技巧工作坊,深深體會到不同階層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得到的閱讀滋潤截然不同。中產家長對明白閱讀如何影響孩子成長的重要性的認知非常高,並有較多的資源讓孩子接觸到圖書。

只要他們願意每天減少孩子一或兩個興趣班或活動,取而代之,父母親自跟孩子說故事和分享感受便成事了。中產孩子念的小學,亦相對較重視閱讀興趣的培養,有些甚至以故事書代替課本作語文學習工具。

基層父母乏信心需社區支援

相比之下,佔社會大多數的基層孩子及父母在閱讀資源上(無論是軟件或硬件配套)卻非常貧乏。跟中產父母一樣,基層父母同樣要為口奔馳,每天都要跟時間競賽。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閱讀的能力認知及自信心非常低,要讓他們明白並接受每天親子閱讀的重要性已要很花工夫。就算做到這點,但如何幫他們找到合適的故事書,特別是英文故事書,就更難了。

儘管如此,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有耐性一點和支援足夠,基層家長也是可以做到「親子共讀」的。近月老媽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家長成立了一個名為TALK 「童思藝語」的慈善團體,旨在為基層家長及孩子提供閱讀資源及藝術體驗的機會,企圖從另一方向來對抗香港的貧富鴻溝,收窄跨代貧窮。我們夢想能在不同社區成立繪本藝術廊,除了中文繪本,更有英文發聲圖書角(Talking Books Corner),推動親子中英文閱讀及藝術活動。網站www.talk.org.hk正在建立中,很快可跟大家打個照面。

各位爸爸媽媽,這個暑假讓我們爭取機會,為孩子們讀故事吧!

趙永佳 張浚樂: AD/HD的疑惑?

明報  2014-07-16

本月十四日是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的大日子,各類升學博覽和課程資訊講座的廣告隨處可見。某日,我們碰見幾位青年人,甫踏進車廂已加入「低頭族大軍」,專注地翻看手上不同大專院校的副學位課程簡介資料。短短二十多分鐘的車程,年輕人未有如我們所料熱烈地討論,只是埋首於那疊厚厚的資料。然而,筆者留意到幾位年青人一路,都只是翻著小冊子的頭幾頁,也就是印上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 – AD)課程資料的幾頁,卻沒有翻閱後面高級文憑課程(Higher Diploma – HD)的部分。究竟他們是已經看完那部分,還是從來都沒有考慮過高級文憑課程?我們實在不得而知。

我們曾經聽過幾位副學士學生分享,提到當初為何選擇副學士而非高級文憑,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因為當時沒有想到讀完(副學位課程)就直接去工作,想繼續讀上去」。中學畢業後升大學,升不了便去讀副學士,一、兩年後再試跨入大學門檻;這一切看來都很理所當然。然而,這跟特首在年初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強調本港的教育要有多元進路,並提出「職業教育是傳統學術課程升學途徑以外--而絕非次等--的選擇」的主張有所出入。現實中,公開試後年青人可選的出路,是否真的只有升讀大學這一條?我們又是否只得副學士課程,能夠將成績稍遜的同學送進大學?有人說,副學士課程是強調教授學術知識,高級文憑課程則偏重職業培訓;也有人說,前者適合有志從文憑試外升大學者,後者為學業成績差勁,兼且無心向學的同學而設。事實是否如此?這陣子,我們因研究本港學生公開試後的升學路向的原故,訪問了多位高級文憑學生,發現他們的想法有別於副學士生。縱然他們未必都有繼續升學的意向,但卻是目標非常清晰,而且很會為自己打算的一群。

兩手準備 條條大路通羅馬

憶述當年選讀會計學高級文憑的決定,Violet(化名)坦言抉擇的過程並不容易。「我和身邊幾位好友的公開試成績,都未如理想。當時他們都一窩蜂去報讀副學士,因為他們認為『讀Asso(副學士)是比讀High Dip(高級文憑)較容易升大學』。他們亦常常強調『讀完High Dip就得去找工作』,這跟他們的升學計劃背道而馳,所以從頭到尾高級文憑都不在他們的選項裡。」聽過好友的決定和意見,Violet反覆思量後,得出另一番見解。「其實當時的我十分忐忑。一方面,覺得朋友的話有道理;加上,得悉好幾個師兄姐剛從副學士升上大學,這些『成功例子』為好友的話加添無比的說服力。但另一方面,我又想起看過的無數篇報道,理性上知道外面有很多副學士生苦讀兩年,但因為唯一升大學的目標落空,又沒有工作經驗與技能,最終淪為『雙失青年』。然後我就告訴自己,升大學的目標要繼續有,但同時亦要為升不了作好準備。」這些「副學士哀歌」使Violet陷入不安中,但也令她及時醒覺。

Violet口裡說要作的準備,就是她一眾好友都拒諸門外的──工作。那時Violet跟好友一樣,還未有就業的打算,也沒有甚麼理想職業。「正因為從沒想過將來從事甚麼,就更應該認真想想。假如最後事與願違,升不上大學,總得去找工作。」細閱會計學高級文憑和副學士的課程簡介,Violet發現高級文憑課程的分科較為仔細,涉獵到會計學更多不同的範疇。令Violet的眼睛進一步發亮,是當中的實習機會。「高中開始念會計,興趣和基本概念是有的,但究竟會計這一行是甚麼一回事?學到的知識,會應付到會計界哪個崗位的工作?我真的不知道。當時我還有考慮到,自己丁點的工作經驗都沒有。實習是好好的機會,既可讓我將知識活學活用,也可增進工作經驗」。

臨近訪問尾聲,我們得知Violet雖然有就業準備,但亦已獲教資會屬下大學會計學系取錄,於新學年展開大學生涯。

深明自己力有不逮 另闢蹊徑

同為高級文憑學生,Ronnie(化名)的故事跟Violet的很不同。由初中開始,Ronnie的學業成績一直落後於同學。尤其英文科,分數總是徘徊合格邊緣。「曾經幻想過成為大學生,可是升大學對我而言總是有點遙不可及。」縱使Ronnie瞭解到大學學位的重要性,但他亦深明自己力有不逮,不應強求。「既然知道自己不是讀大學的材料,倒不如腳踏實地找份自己喜歡的工作」。

Ronnie兒時的「我的志願」是要當消防員,長大後他並沒有忘記初衷,更立志實踐這兒時夢想。「我的成績僅僅達到消防員的入職要求。不過,自己覺得那時中學畢業的我,知識以及做人處事方面仍然有很多不足之處。於是,決定修讀高級文憑課程。自我增值之餘,亦是自我挑戰與磨練,希望藉此有所成長。」問及他為何選讀屋宇裝備及工程時,Ronnie的回答完全是我們始料未及的。「當時看到這個(屋宇裝備及工程高級文憑),便心想:『這科的內容未必跟消防有很直接的關聯,但也絕非完全無關吧!』至少我對樓宇結構有認識,知道哪些位置藏有喉管,不宜剔鐅。」

高級文憑課程並沒有賜Ronnie一個大學生的名份,但卻使他逐漸步近其理想職業。最近,Ronnie除了忙於應付學業,亦開始鍛鍊體能,繼續向消防夢進發。

Violet和Ronnie的經歷,說明了路,其實不止得一條的道理。重要的是同學有沒有發掘自己的興趣和理想,仔細地考慮各出路進而規劃人生。哪怕是升大學、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還是工作,只要是適合自己的,就是值得走的路。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張浚樂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http://edufrontline.blogspo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