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李子樂：男孩危機?語文危機?

信報 2014/7/26

第三屆中學文憑試剛放榜，許多學生正等待他們的大學聯招申請結果，中文科成「死亡之卷」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不過，我們發現，這張死亡之卷的殺傷力，卻是「男女大不同」。坊間也有種說法，謂主流教育制度著重語文表現，令擅長語文科目的女生佔優，男生相比下變得較「吃虧」。新高中課程推行後，不少人感到這種情況似乎更為突顯。爲此我們必須問：究竟學業表現上的男女差異，會否因學習課程、科目類別而有所不同？而性別對學業上所造成的成績高低最終又如何影響男女長遠的教育機會呢？

大學生女多男少，文憑試女叻過男

「圖一」顯示近年學士學位資助課程（即一般所指的大學課程）一年級生男女分布。圖中可見，大學一年級的女生數目一直較男生多。其實大學生女多男少現象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到二千年代這個差距都是相當穩定的（甚至到新高學制推行前有稍微收窄的現象）。尤為值得關注的是，2012/13和2013/14年度是首兩屆文憑試學生考上大學的時間（2012/13年是新舊學制並存（double-cohort）的學年），那種女多男少的情況顯著擴大。這是否意味著新高中學制下女生的學業成績進一步跑贏男生？

圖一：近年大學一年級生男女分布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首兩屆中學文憑試男生女生又考得怎麼樣呢？據考評局資料，2012年和2013年文憑試考生都是男女數目相若的，我們可以參考「圖二」中考生在最佳成績的五科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各核心科目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的男女比例（入大學的「實際最低門檻」往往是要達到4級或更佳的成績）。以2013年文憑試的中文科為例，男女比例為1:1.67，即在該科上考獲4級或以上成績的考生們當中，每100個男生就有167個女生。概括而言，兩屆文憑試相關數據均顯示，女生在中文、英文、通識科的成績上比例明顯高於男生，當中中文、通識科的成績差距比英文科的更大。在數學科的成績上，男生則比女生稍強。換句話說，四科核心科中，男生「輸」三科。在各核心科上取得更高成績（5級或以上）的考生群組中，這種女強男弱的情況越趨顯著。由此可見，文憑試中女同學的語文優勢，似乎是增加了她們入大學的機會。資助大學的新生男女比例，已相差百分之十，這算得上是高等教育的「男孩危機」嗎？

	2013 文憑試			2012 文憑試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五科取得4級＋	5717	7356	1: 1.29	5334	7106	1: 1.33
中文科取得4級＋	7100	11872	1: 1.67	6788	11917	1: 1.76
英文科取得4級＋	7080	10603	1: 1.50	6421	10138	1: 1.58
數學科取得4級＋	12643	11223	1: 0.89	12882	10787	1: 0.84
通識科取得4級＋	9823	14815	1: 1.51	9049	15902	1: 1.76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男女學能差異普遍存在

事實上，這種男女學能差異已不是新鮮事，亦非香港獨有。過往不少研究均顯示，女生在語文方面表現普遍比男生優勝，相比之下男生則在數理表現上佔優。以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為例，是次評估有65個國家和經濟體參與，結果顯示每個參與地區的女生在母語閱讀能力的平均分均高於男生；與此同時，有過半數參與地區的男生在數學能力評估上獲得比女生高的平均分。香港學生在PISA的表現存在類似的男女差異：男生的數學能力平均分比女生高15分（OECD平均分男比女高10分），排名第13，男女差距較大，而閱讀能力上則女比男高25分（OECD平均分女比男高37分），排名第56，男女差距相對較小。

先天、後天甚或體制性因素更為重要？

不少英美等先進國家早已注意到，近年學校制度因側重語文等不同因素而導致男生往往從學前教育開始以至中小學、大學上整體表現落後於女生，出現所謂種種「男孩危機」。也許有人會認為，男生學習語文方面先天性就是比女生遜色。可是，一直以來學者們對先天或後天哪一面才是造成性別差異的更重要因素爭議不休。腦神經學家Lise Eliot在其著作“Pink Brain Blue Brain”中表示，男女學能差異其實絕少取決於孩童腦部因先天性別構成的差異，反而孩童腦神經的可塑性是跟成長環境的互動影響而形成的。孩童腦神經會隨年齡蛻變，而且父母、老師或朋輩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能對它作出「改造」。甚至乎書中的數據顯示，學童的社經地位差距比性別差距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更為顯著。要收窄男女語文能力的差距，Lise Eliot建議學校和家長應共同協力營造最適合男孩學習的環境（女孩亦然），從小做起，從小事做起。例如，學校方面應盡量讓男孩更投入校園學習，給予他們多一些小休；提早為他們進行閱讀和寫作教學；聘用更多男教師；使用融合多項選擇題和寫作形式的考試；實行實踐學習和電子學習等等。家長方面也應該盡量多與子女閱讀、說話、唱歌給他們；多跟他們一起去圖書館；營造一個安靜和家庭作業的時間和空間；培養他們對戶外活動、運動和音樂的熱愛等等。

無論如何，我們在此無意找出性別到底何以影響著男女學業成就的機制，這個重要課題應交由教育學者進一步探討。同時，雖然新高中課程仍有頗大空間進行微調，但我們亦非在倡議對現行新高中學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大家可要知道，新高中課程設計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對語文能力的高度重視；學生若沒有相當水平的語言能力的話是很難應付專上教育課程的需要。事實上，實現高等教育的兩性平等也未必是文憑試和大學聯招制度的首要目標。話雖如此，我們也確實應該徹底反思現行語文教育的做法，尤其是中文科，看看為什麼男生表現總是「差少少」。中文和英文科之間的男女差距有別，正好表明這不完全受制於先天性的性別差異，而是很可能關乎課程和教學法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幫助男孩在語文方面尤其是中文科上學得更好，又如何幫助女孩更好地學習數理學科，都是香港社會大眾亟須關注的教育議題。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李子樂為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呂大樂：大學這一行

「教育現場啟示錄」系列 (七)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9日

大學教育是一門很特別的事業，它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是愈來愈多問題──但又總可以在左右而言他之後，便將各種極需處理的事情，統統掃到地氈底下。究其原因，乃大學是一個頗為複雜的組織，各個學科各有其特殊性，難以一概而論。既然不可以一概而論，於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你的問題與我無關，而我的問題亦不適用於你的身上，總之問題多的是，但卻沒有一個總的、大的問題。明天又是另一天，繼續如常運作。

可是，當我們集中注意力於一點──我的意思是一個重點──之上的時候，問題與矛盾便表露無遺了。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教學；這是每一所本地大學於口頭上都十分重視的方面，但在現實生活之中，這基本上早已變為本地大學教育中最不受注意的一環。在形式上，各所大學均設立鼓勵優質教學的機制（例如設立最佳教學的獎項），絕對可以說是有所交代。而在實際操作上，由學生填寫的教學評檢、Outcome-based Learning的制度化、教學中心的成立等等，理論上都應該有助於改善教學，和鼓勵大家重視教學的做法。但大部份在最前線負責教學的教授們都清楚知道，在過去十多年裡，教學表現欠佳絕對不會是令人未獲續約的致命因素。原因很簡單，由於差不多每一間本地大學都以發展為研究型大學為目標（就算有關當局曾多次指出，不同的大學之間應有分工，不應盲目地朝單一方向發展，但結果仍無法扭轉現時的局面），學校對年青教授的要求，基本上就只集中學術出版之上。重研究而輕教學，是普遍現象。

我當然明白，面對上述批評，大學一般的回應是：研究與教學兩者本身並無必然矛盾。一般而言，起碼研究與教育就不一定互相排斥。如果我們只滿足於抽象的討論，大概到此為止，已經可以，毋須長篇大論，再多費脣舌。可是，在具體的層面上，研究與教學不單只是可以存在矛盾，而且還可能是一大難題。

由於本地大學改制，由三年轉為四年的課程，當中課程的改革的一個重要部份，是引入或增設一般所謂的通識科目。大學要開拓新的科目，總有它們的辦法。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找到適合的老師去教授有關課程（當然，如何令很實際的本地大學生願意用時間於非主修的科目之上，是同等困難度的挑戰）。值得注意但卻極少有人會留意的問題，是晚近十多年各所大學忙於擠身世界的研究型學府，在招聘年青教授的時候，只著眼於他們的「學術嫁妝」（即尚未出版，但上任後短期內刊出的學術論文），很少會考慮到他們在專注的研究範圍以外，對周圍的事物有無一種作為學者的好奇。而今天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一位很能寫的學術工作人員（通常也很懂得操作發表的技巧），可能真的是一位專家，但卻不一定是一位較全面的老師。有時候，多作接觸後，甚至會發現他們的取向屬「反通識」──不留意時事、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缺乏好奇、知識面相當狹窄。他們是應用與操作的高手，但不一定很懂如何提出問題。而諷刺的是，當代學術界（嚴格來說，應該是指大學作為一個組織）又的確不會太計較這些方面，因為相對於在期刊上發表文章的能力，以上的考慮明顯地屬於次要。

我想指出的是，爭取成為研究型大學的期望與目標，往往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調整了一個學系或整個學院的焦點與重點，再而轉為向某類研究傾斜。上面所提到在發展通識課程時所遇上的內在矛盾（即大學表面上重視通識，但其招聘策略卻剛好反其道而行，偏向於選擇高度專注於專業研究範圍，沒有興趣和能力教授通識課的教師），是眾多問題的其中之一。

假如問題只在於通識課程，那還好辦，反正大學的辦事人於發展通識這議題上，是姿勢多於實際，而同時大部份本地學生對於大學的通識的態度，多屬口不對心，沒有人敢公開反對或批評，但在實際行動上，則是以低投入的方式對待，完全以outcome-based的方式來進行學習（即對那些不含評分的活動，絕無興趣）。大學通識，似真還假，虛虛實實，大家應付過去，還算可以。更大的問題是，當各所大學均追逐研究型大學之名的時候，很多人都忘記了本地大學的一個重任（也就是政府大力撥款資助的原因），是本科生的教育。

向本科生授課的方法、考慮，跟講研究生的課很不一樣。後者可能會著迷於某項理論的爭議、研究方法或技巧的改進、研究材料的新發展，但這些考慮通常都不適用於本科生的身上。對本科生來說，他們需要的是啟發──如何通過問問題，來打開他們的眼睛，從此他們對周邊的事物或一些老問題，另眼相看。現時重研究升輕教學的風氣，往往不自覺的偏離於本科生教育的需要，而這在社會科學方面尤其明顯。正如前面所提到，現在好些十分專注的教授，既無興趣（因為本科的課程內容跟其十分專門化的研究存在相當顯著的距離），亦不懂得從本科生的興趣入手，啟發思考。理論上，研究導向的老師不一定缺乏授課技巧，也不一定對周邊的事情莫不關心，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本地大學聘用了不少是屬不懂或沒興趣由本科生學習的角度來編課、講課的老師。當他們累積一定數量之後，從其利益或考慮出發，都只會進一步鞏固現時於本地大學內輕視教學的風氣。

從教學的質素來看，本地大學正在走下坡，並且不覺得需要嚴肅對待。這聽起來相當悲觀，但大勢所趨，不易逆轉。或者有人會問：間中不是會聽到個別大學的高層慷慨激昂的疾呼不爭大學排名，不會只看研究成果的嗎？只要觀念、價值正確，不就是可以回到正軌嗎？

我在本文初段說過，大學教育是一門很特別的事業。它的特點之一，是口不對心。一間大學是否做實事，我們要留意的不是那些感人的演詞，而且在最前線和最實際的行動。經常說排名沒有意思、珍視教學、鼓勵通識的，反而是最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