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書 趙永佳: 課程單向灌輸難影響年輕人身分認同

香港電台「香港家書」 (2016-12-31)

Colin：

        最近你的中史老師致電給家裏，通知我們你「詐病」缺席了一次測驗。爸媽知道之後當然驚訝，因為你今年升中後，學校生活愉快，沒想到你會逃避測驗。但回心一想，中文、中史從來都是你的「死穴」，中史科「出事」也不能完全算是意料之外。今次，除了媽媽和你詳談為何「逃避可恥，更沒有用」之餘，我也出馬和你一起溫習應付補測。不過，把教科書拿來一看，就完全明白為何你要逃避。

        我把學校的工作紙找來看看，發覺需要記誦太多史實，而非理解與分析。你的「記性」素來並不太好，一下子升到中一，便要你記這麼多資料，難怪你有逃避的念頭。我唯有督促你多溫習，用腦圖等方法幫助你記憶，從內地網站找來模擬試題複習，再以歷史漫畫作「補充閱讀材料」，令你信心大增，最終補測也順利完成。後來中史老師再致電我們，說你悔改態度誠懇，她也相當欣慰，你最後測驗的分數，我們反而沒有談及。

爸媽覺得你在中史科碰到的問題，應該不是個別的異例。中史課程設計上的缺陷是全港問題，亦不能說是你的老師或學校的過失。我們對你測驗零分的懲處，也沒有意見，但初中中史科要不要讀，又如何教，是現在社會上一大議題。在與你溫習過程中，我想起最近社會上有聲音指我們是中國人，所以一定要讀中史。我看到你的苦況，就想到「如果做中國人就要這樣讀歷史，不如不要做中國人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甚麼是身份認同，甚麼是港獨，但社會上有些人，每當談及這個問題，都說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制度有毛病，指中史並非必修科，高中通識「教壞」年青人，又或者國民教育做得不夠。

我覺得這些說法都有問題。首先，歷史是我中學時代最喜愛的科目，所以我非常支持中學生都讀一點歷史，包括中史。一方面，我知道絕大部份學校初中其實都有修讀中史，根本無須小題大做。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設計得不好的中史科，對同學們建立身份認同傷害可能更大。同樣，現時高中的中文科，也弄得非常艱深，甚至成為「死亡之卷」。中史和中文科的問題，可能才是新高中出現後，切斷了本港年青人和中華文化連繫的「罪魁禍首」。的確，如果我們的青年人害怕中文，不愛中史，要他們建立中國身份認同，又談何容易？

至於通識，你知道我一直參與設計高中通識科課程，我也有話想說。所謂通識科教壞青年人的指控，實在是子虛烏有。我有很多學生在中學任教通識科，他們告訴我現在的年輕人到了高中，在傳媒或社會事件影響下，或多或少都有點「本土」。若說本土思潮，甚至港獨，是通識科所致，可能是太抬舉該科的影響。有人又說通識課程內容通常會觸及中國的黑暗面，也會對學生有不良影響。不過，現在就算主流媒體也充斥著很多有關中國的負面消息，通識科的責任就是要在課堂上讓同學可同時認識中國表、裏兩面，說明中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發展中國家，好讓你們面對大量中國負面消息時，不會出現思想混亂。香港不可能控制信息流通，這幾天假期中和你在家裡看電視新聞，也有不少像北京霧霾與「膠米」般的新聞，我也打算找機會和你做些「多角度思考」以增加理解。

又有人說，要加強國民教育，讓學生認識中國強大和中華文化的淵博。我同意某種形式的國民教育是必要的，但面對如你們這一代的年青人，一天到晚都受本土思潮衝擊，「大人」不可能單方面地傳授「正面」訊息。因為每當你們認為我們「說教」時，就會「轉台」，甚至「熄機」。這點，我當年在教會學校唸書時就有很深體會。

我明白中國對你們和對我們，有很不同的意義，要拉近我們兩代在這方面的距離，作為「大人」應該要小心行事。我認為，不是「加強」國民教育、取消通識、中史「獨立成科」就可以替你們建立身份認同。現在國民教育的問題，不是做得不夠，而是方向和手法不對。好像有一年暑假，我把你送到深圳參加一個兩星期的足球夏令營，你回來後也告訴我們，覺得內地小朋友其實和香港的，沒大差異，但球技和數學都很好，對中國就有更立體的感覺。

這種印象，再加上你平時還不太上網和看新聞，可能才解釋到為甚麼最近當我問你是香港人、中國人、或兩者皆是時，你會回答是「兩者皆是」。我很高興，你對中國能抱開放態度。我不要求你最後一定要有怎麼樣的身份認同，但我心底希望你還有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機會。你的中史老師很好，知道你愛看漫畫，就「罰」你在讀完歷史漫畫之後，跟她分享讀後感。我相信，如果每位中史老師都能注重如何提起興趣，而不是背誦史實，中文科又可以令你感受到中華文化和文字的美麗，再加上將來有更多機會通過通識科，或實地交流全面認識中國，你一定可對中國更有感情，更有機會成為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

趙永佳：又是通識惹的禍！

明報觀點版 2016年12月19日

http://www.pentoy.hk/又是通識惹的禍！/

今時今日，要撐教育局，並非容易，「TSA」、「國教」等都是惹來大眾批評的政策。不過，我們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天我要做的，就是「撐一下」教育局在教育改革「大業」中「重中之重」的通識教育科。因為最近，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後，接連又有知名人士對通識提出批評。

首先，是曾鈺成先生在報紙專欄指出，通識雖然原意是培養學生獨立、批判思考，但「片面強調思考、批判，忽略了全面、準確地掌握事實的重要性」，「鼓勵了學生只憑一知半解，便對複雜的問題妄下判斷，並且以「獨立思考為名，拒絕聽取跟自己想法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未經窮根究底的獨立思考，不可能得出真知灼見；其實只能人云亦云」。

幾天後，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教授在畢業典禮上致辭，也花了不少時間來闡述他對通識科及教育改革的看法。首先，他認為通識科「實施不當」，出現了意外的「變數」，「有些教師承認正是因為通識科過分強調爭辯，而以價值和道德為基礎的明辨是非、分別對錯，已不再是學習主要目標。這樣做法是鼓勵學生在沒有道德與價值指導下進行爭辯。連大是大非的問題，亦可以因觀點與角度而變成灰色地帶。於是，連「非暴力」等核心價值，亦可以選擇性地任意踐踏。」

兩位都是教育界的先進，他們的意見自然比一些不懂教育人士對通識的批評更值得重視。兩位的看法發表之後，有通識科老師和團體已作出回應，嘗試澄清一些對該科教學上的一些印象。我不是前線通識老師，但作為長期參與通識科規劃工作的半個「圈中人」，我是歡迎善意的批評。曾校長在文章發表當天，在港大發言時也補充了「若取消通識科」，「等於維護愚民政策」，並指若有人頑固地認為青少年不應接觸政治，「就是把頭埋在沙裏的鴕鳥」。

通識由2009年面世至今，經歷了7年時間，迎來了五屆考生，其實還是新生事物，自然不會完全沒有問題。去年通識進行了中期檢討，我和許承恩老師在明報發表了「通識科中期檢討、檢了些什麼？」，也提出一些我們看到的問題和希望見到的發展方向，其中也包括了黃教授提出的知識基礎問題，但我們也提到了減輕老師和同學負擔，課程的刪減，公開試的考評問題，甚至是「圈外人」沒有太多人留意到的同學間能力差異問題。要讓通識科這顆幼苗茁壯地成長，風風雨雨不能避免，善意批評也是通識科社群與持份者向前行的動力來源。

不過，從宏觀角度看，從來在討論通識科的問題時，我們都比較容易誇大了它的影響。曾校長和黃教授，都是從一些他們在年輕人當中觀察到的問題出發，然後推斷為通識科讓年輕人變得偏頗。我們都明白，兩位的着眼點，應該是少數在社會政治議題上，和他們立場不同，又較激進的年輕人，而不是所有，甚至是大部分的年輕人。那些青年社運領袖是否有他們指出的問題，我不願置評，但我在過去幾年在幾項研究中，接觸了大量相當普通的年輕人，就真的不覺得他們有「禮崩樂壞」，甚至任意踐踏核心價值等傾向。無疑年輕人在很多事情上面，和兩位，甚至我，都有不同看法，但卻不見得是罔顧事實，「為拗而拗」。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每年6萬位修讀通識科的年輕人當中，可能有一千幾百有他們觀察到的問題，那麼又是否反映通識科讓98%的學生明辨是非對錯？

事實上，那些熱心投入社會政治運動的年輕人，在所有同齡人當中，都是「異類」（outlier），或有他們個人的經歷。要和某一個別科目拉上關係，是有點牽強。近年我也聚焦研究通識科對同學社會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發覺科目大抵上只是令同學開了眼界，對社會事務增加了關注，確實沒有把某些價值「塞進」了他們的腦袋。

我們訪問了很多有較激進立場的年輕人，只有極少數表示通識對他們有很大影響。他們的政治立場，很多其實是從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中接觸到，更反吷了社會對一些重大爭議的撕裂。我們要知道，今天年輕人在修讀通識之前，不一定是白紙一張，而可能從學校、課堂之外獲得了不少基本政治、社會態度與立場。我有一位舊學生於中五通識科教授「現代中國」單元的時候，想知道在沒有任何教學前，同學對中國內地有什麼認識或印象。於是，他要求同學將對中國所有的認識或印象記下，形成腦圖（Mindmap）。結果顯示新一代對中國的認識並不一定在中學或學校形成，且形成的時期也未必是高中階段。因為很多腦圖中出現事件皆是他們年幼時出現的，如北京奧運、四川地震、毒奶粉等，都在2008年發生，他們當時都只是初小學生。

更重要的是，同學們也告訴我，通識課上的討論，很多時會令他們更全面地理解了社會上的爭議，反而會改變了原來「偏激」的看法。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與其說通識科令同學們的價值觀出現混亂，倒不如說它迫使他們審視自己的立場，評估別人的看法，再平衡利害，方才決定自己的行止。

在現時這種大環境下，通識科和老師們的角色可能更重要。確實，什麼時代的年輕人（包括我年輕時）都不會輕易改變自己，而跟從「大人」們的立場。單方面向年輕人「灌輸」、「宣告」某種立場，對他們相信起不了什麼作用。在現今這個高度撕裂的香港社會，不光是年輕人和「成年人」，就算是「大人」當中，對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也可能持不同看法，而不是鐵板一塊。

透過通識科，我們可以和年輕人放開討論爭議性問題，再「因勢利導」令他們明白看事情總是不只有一個角度，一種回應。當然如果我們有不同意見，不一定可以折服同學們改變立場，但作為老師最後也應訓勉同學們深入探究，多方了解，才再作定論。除了通識，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其他科目，在目前的課程設計及空間之內可以做到這工作。

此時此刻，其實我們更需要通識科。曾、黃兩位的意見，正好說明本科備受各界重視，也是提醒通識社群要不斷聆聽不同意見，檢視教與學的實踐，並探討如何在課程修訂教學支援、專業發展各方面來自我完善，以使通識更能做到課程的目標，令青年人更能面對時代的挑戰。反之，輕易的諉過通識科，更不利於社會反思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及過去幾年政治爭拗、動員對青年人的影響。

余健峰、趙永佳 通識現場：通識科，「國民教育」的另類選擇？

2016-07-15 端傳媒

近年香港政治環境急速變化，愈來愈多青年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有人歸咎通識科和通識教師過分「政治化」，惹起社會爭辯。本系列文章由趙永佳教授與多位通識科老師共同執筆，希望將高中通識教育現場所見所感與公眾分享，並廓清對通識科的誤解與成見。

最近媒體經常有一個訊息：「香港回歸心未歸」，尤其突顯香港新一代的身份認同問題，備受多方關注。再加上近年青年在主導社會運動時，「本土為先」的旗幟鮮明，最近更有部分青年成立「香港民族黨」，提倡「民族自強、香港獨立」，以行動宣示對中國的抗拒。在青年一代，人心不止無法回歸，更有遠離的走勢。

面對成因複雜的「人心背離」現象，部分社會人士強調推動國民教育科的重要性，順帶壓抑有「反叛」嫌疑的通識教育科。但是，從前線教師的經驗來看，時下的學生從來不缺乏對中國的認識，缺乏的是合理、有序分析中國處境的框架，以及開明體諒的心態。

新一代對中國想像成型甚早

其實，新一代對中國想像，比我們想像中更早就初步成型。有一次，余健峰老師於中五通識教育科教授「現代中國」單元的時候，想知道在沒有任何教學前，同學對中國內地有什麼認識或印象。於是，他將全班分成每組四人，各組派發一張A3的白紙，中間以「中國」為中心，要求同學將對中國所有的認識或印象記下，形成腦圖（Mindmap）。

結果很有趣，有六組同學作答，余老師將出現重複次數的相近項目整理記下（見表）：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圖：端傳媒設計部

這個整理很簡略及未必有嚴謹科學論證，但是它說明了重要的一點：新一代對中國的認識並不一定在中學或學校形成，且形成的時期也未必是高中階段。因為很多事件皆是他們年幼時出現的，如北京奧運、四川地震、毒奶粉等，都在2008年發生，他們當時都是初小學生。

趙永佳教授也曾撰文指出，據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的民意追蹤調查，較年輕（30歲以下）的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至2008年達到最高點後急降，和同學們的集體記憶吻合，而這些記憶顯然成為年輕一代對國家想像的基礎。當然，也有可能是這些學生通過近年新聞或評論，「重塑」他們對中國和這些事件的印象，印象都是最近耳濡目染得來。不過，無論如何，重點是通識科對他們取得這些印象，未必有太大關係。

不逃避責備、不隱藏光榮

完成腦圖後，余老師再問學生，他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多些還是中國人多些？」結果學生回應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有83%，是中國人的有17%。在討論中，同學們將有關中國的負面事件及香港遭受內地人的種種不快對待，成為他們抗拒中國人身份強而有力的理據。更令人奇怪是，同學當中有不少是內地新移民，其中部分人指出，在兩地跨境的生活體驗，令他們愈來愈珍惜香港人身份。他們更特別提到內地無法如常使用面書（Facebook）等青年人生活經驗。

不過，當問及同學，中國發展有沒有令他們有良好印象時，即使不承認是中國人的同學，也說有很多印象，特別是有關經濟發展的。他們更能說出具體事件，如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及窮人減少等。余老師好奇地問同學：「既然這樣，你們為何仍抗拒中國人身份？」有同學回答的意思大概是「再多經濟發展都沒有用了，它對人民這麼『衰』（這麼壞）。」老師没有特別為中國辯護的意思，但為了刺激同學作通識科必須的多角度思考，便再追問：「你們知道嗎？中國是13億人口的大國，能取得當今的成就並不容易。」這時同學都靜下來，以陌生奇異的眼光望著老師，彷彿從未以這角度來看中國。

這堂課令老師明白，在資訊爆炸的情況下，通識教育協助同學分析和反思資訊的真確性，以及不同觀點、立場，是非常重要的。和成年人一樣，同學們在學校以外，尤其是通過媒體，會接觸到大量有關內地的訊息，當中有好有壞。他們往往會受當下流行的視角影響去解讀這些訊息。如在2005至06年間，同學們可能多會以較正面角度來看中國，但在最近幾年，卻很難想像他們能擺脫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因此，通識科老師們在實踐多角度及批判思考的學科宗旨下，應能讓新一代全面理解中國的真確一面，不逃避責備、不隱藏光榮，讓學生明白中國發展的困難，明白國情與實踐的落差。

通識角度的「國民教育」

在現今香港，傳統「愛國」式國民教育的理想其實已算是徹底破產。從前線與同學相處的經驗，令人反思時下部分社會人士以推銷員角度，一面倒推廣國家成就而忽略國家不足，到底是有助新一代青年對中國想像的建構，還是適得其反。

社會想學生明白國家光輝事績，感受國家榮譽，但從網絡及傳媒資訊，或親身參加內地交流團的認知，他們卻會發現內地發展的種種問題，與想像中的中國相違。現實與宣傳中的中國有嚴重落差，若他們缺乏疏理中國發展的理性分析框架，新一代就會產生被騙的感覺。愈「認識」輝煌的中國成就，感到被騙的程度便愈深，心中便愈不忿愈失望。結果在回歸後一波銳意唱好唱旺的國民教育之後，反而令新一代的人心走得更快更遠，這可能是部分愛國陣營無法理解的。

通識教育科重視對社會的投入、對公義的關懷，可能被誤以為是「反動」科目，也曾被諉過為人心背離的共犯。然而，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老師們相信它能為新一代青年建立分析框架，充分明白內地地域文化差異大，就算沿海先進地區也只是小康水平，內地農村就更是發展初階，社會改革連帶的問題，進兩步，退一步的情況無法完全避免。通識教育科未必能向同學灌輸愛國情懷，但它能令學生獨立思考，辨識資訊真實，以多元開放的態度審視中國發展，理解中國發展過程出現的兩難與挑戰。

在本土意識冒起的時代，下一代無可避免反思身份意識，並建構自我認同，例如中國的香港人、香港中國人，甚至單純的「香港人」等。要學生重視國家意識，取決於新一代與中國的互動，通識科只能充當一座理性橋樑。

當然，這也未必是部分社會人士心中的理想國民教育範式，但我們認為，通識科能幫助年輕人，以更全面、合理的視角分析中國，並從而建構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而非陷入別人（無論是愛國陣營或本土派）傳播的中國想像。在今時今日的香港，這其實越形珍貴。

（余健峰，通識教育科老師；趙永佳，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高中通識教育科One Committee主席）

余健峰、趙永佳：中學通識科是防火牆不是洗腦機

2016-04-03 端傳媒

近年，多次由新一代青年領軍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由「違法但和平理性」到「以武制暴」的趨勢。此勢頭的出現，有其結構性因素，特別是社會政治矛盾深化，令本土派高舉「港人優先」大有市場。再加上近年教育改革，新一代青年對時事興趣提升，更關心社會，部分人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令部分社會人士簡單直線地將青少年的「激進」行為與通識教育科掛鈎。他們令通識科間接為社會矛盾激化背書，欲除之而後快，忽略通識科扮演防火牆的重要性。

新一代公民意識提升的大環境，是特區政府回歸後積極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通識教育科其實只是配合這趨勢及發展，不能因人心遠離，就諉過通識催生本土意識。根據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的民意追蹤調查，市民對自認為中國人的認同明顯於2008年達到高點後回落，原因是內地負面新聞不斷，如四川「豆腐渣」工程、逮捕維權人士等，令SARS之後，尤其是奧運銳意塑造的完美中國形象，於香港人心中破碎，使港人人心漸離。

不要忘記通識教育科於2009年才於全港實施，加上教育影響有滯後，有人指控它是幫兇，並不合理。而且，這樣的推論太武斷，且抽空了在資訊科技發展下，網絡媒體對新一代的影響。你可隨意抽問一個學生，它對社會時事認知（學生已有知識）是源於臉書（Facebook）還是課堂或教師，前線教學經驗告訴我們，幾乎100%的答案是臉書。

    　

通識教育科的落實，有助避免年輕一代走向極端或偏鋒，這是老師們在前線教育的體會，在研究中亦獲證實。不論通識課程理念「成為有識見、負責任公民，認同國民身份」或「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的人」，還是基於公開試要求如「多角度思考」、「正反論證」和「全面及具批判性論證」等，前線教師作為橋樑將課程理念與評估結合。他們在議題為本的探究學習過中，必須將議題有關的背景資料，正反理據充分鋪陳於學生。

以東北發展為例，教師可能會帶動學生學習思考，評估東北發展對市民生活素質的影響，探討「社會不同持份者有什麼爭議？就該計劃，你是否認同部份示威人士反映意見手法？」這一切必須要學生對學習議題有充分及全面認識，例如：持分者利益或關注點、計劃的利與弊、社會得益與損失衡量等，然後才能在應試時做到正反論證，即教師們常用的所謂「3正1駁」的作答框架，以爭取5**佳績。這樣重視正反引證的訓練下，我很難想像新一代的「偏激」行為與通識有直接關係。

另外，就年初二於旺角發生的警民衝突，我們想分享一點前線教師的課堂經驗。農曆假期後的課堂，學生主動提出討論該議題，老師基於以下原因接受提議：一、他們展現對社會時事關心及興趣；二、它與課程內容今日香港單元內的「社會政治參與」有直接關係。

在討論過程中，多數同學積極發言，且顯現激動情緒，極力抨擊警方的「暴行」，並舉出多個例子，特別強調拔槍指向群眾及鳴槍等，情緒宣洩幾乎一發不可收拾。這刻作為通識教師，無論自己的立埸是什麼，專業判斷都應是協助他們，全面且正反梳理議題，建立分析框架，例如：向他們提問「該群青年行為對社會帶來什麼影響？」、「這種表達意見手法是否合理或可取？」和「不同持份者有什麼可能看法？」等，並在課堂容許同學以手提電話搜集資料引證。

其中一個同學回答令我們很深刻，他的意思大概是「丟磚會令人受傷，警察都是人，丟死人或打警察會犯法，會坐牢的。」老師隨即藉這位同學之語，追問支持該晚青年行動的同學，「這是否事實？你是否同意？」他們回應：「鬼叫警察打人先，即使坐牢都要政府知它有多廢。」（誰叫警察先打人，即使（示威者）坐牢也要政府知道自己有多沒用。）

他們這時雖然仍抱支持態度，但情緒已回穩。其中，有同學問「你說得那麼動聽，如果是你，你明知會被捕，還會不會做啊？」。這時支持同學情緒大致回復平靜，再經過多輪不同角度觀念的提出後，可觀察學生已由情緒主導回歸至尚有理性思考層面。

我們想以這例子引證，專業通識教師在課程理想及評估的規範下，角色不是煽動青年一代情緒，也不是要把價值判斷（無論是本土或愛國）加諸他們身上，而是為他們提供及建立分析議題框架。當然，通識教師不應逃避探討這類議題，應以專業判斷的角度與學生討論事件始末。因為，現今青年接觸的資訊幾乎已被網絡媒體壟斷，而且他們對追求理念有無限憧憬，因而偏向支持青年主導運動，這並非什麼稀奇事。然而，通識教師普遍希望青年是在充分理解分析事件後，才決定其對事件的立場，這才是我們珍重的獨立、批判思考。

與其繼續誤解通識教育科是新一代「激進」行為 的「洗腦機」，不如逆向思考，確認它可能是防止社會走向激進的最後一根稻草。社會應該相信前線通識教師的專業判斷，以及對落實課程的決心，令通識科能訓練新一代有獨立思維。通識科無法保證能使同學們不「上街」，或全面擁護政府施政，但起碼能令他們在決定任何行動前，有機會「停一停、想一想」。在眼下的社會氛圍，這可能已不容易。

我們相信就算是已站在「雞蛋」一方的教師同工，也會謹守專業精神與課程目標，引導同學們獨立思考與建構自己的判斷，而不是盲目相信任何一方的立場。建制一方亦不應強求，要將通識科變成一味唱好的「逆向洗腦」教育科。

事實也證明，一貫以來的國民教育，並不是做得不夠的問題，而是方向錯誤。在現在年輕人「本土化」的趨勢下，空談如何加強傳統一面倒的國民教育，只會火上加油，令他們更加擁抱「本土」、遠離中國。只有貫徹通識科的多元開放精神、批判思考訓練，我們才能有機會，令同學們在本土以外、抗爭之餘，打開另一片思想的天空，為自己、為香港，爭取更好的未來。

（余健峰，通識教育科老師；趙永佳，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高中通識教育科One Committee主席）

趙永佳、許承恩﹕通識科中期檢討，檢了些什麼？

2015-03-31  明報

高中通識科發展至今，一直是社會議論的「風眼」，到了最近高中課程的中期檢討的建議出台，又再引發新一輪的討論。我們有幸長期參與通識科的課室發展工作，並在不同崗位支援、推動通識科發展，希望藉此公共空間，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對此階段通識面對的挑戰和看法。

通識科貶為選修「不是」問題

首先，我們希望澄清一些外間的誤解，以及一些我們覺得是「不是」問題的議題。這些議題當中首要的當然就是所謂把通識科由高中核心修科目「貶」成選修科的問題。這之所以不是一個問題，是因為由頭到尾，我們的檢討過程中，通識科的核心問題其實從未被提上議程之上。通過之前的「短期」檢討，教育界就已有共識，高中課程的結構毋須大改，而通識科的核心位置也未被懷疑。

從微觀角度看，香港中學及老師們在經過多年的努力，結果成功令首幾屆通識科「軟着陸」，在時間、資源都緊張的情况下，令通識科總算能在課堂展開。中間一眾老師們以至校長和其他行政人員所作的努力，付出的汗水，實不足為外人道。

從宏觀角度思考，特首政府成立以來，教改一直是頭等大事。三改四及新高中也一直是施政的重點。而通識科從來也是新高中改革的中心。通識科也是令同學們「學會學習」、「終身學習」的其中一項重大策略，而新高中的國際認證過程中，通識也扮演了「衝鋒陷陣」的角色。如果政府要冒大不韙來對本科做大手術，相信也定會負上不輕的「政治責任」，並可能會引發新一輪政治危機。當初其實教育界對通識科多有質疑，反而是當局花了不少的心力與唇舌，半推半就的把通識科送上花轎，再送到校門口。經過了近10年的折騰，通識科終於成功上路，現在一旦要強行再變，「推倒重來」，無論如何對教育體系都是重傷。因此，今次檢討，不論是政府官員以至教育各界，都沒有把「選修科」這個選項帶到課程委員會的議程上，我們在檢討的初期，也早有共識不會在這問題上糾纏。

「去政治化」子虛烏有

另外一項子虛烏有的問題，就是所謂「去政治化」問題。到了中期檢討後期，有評論質疑本科的公開試考題過分重視本地政治議題，而後來也有意見指香港單元中的三大主題中，有兩個都和政治有關而應該刪減。在這裏，我們可以保證，在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這些政治考慮，從未出現在兩年多的討論過程中，我們在多次「腦震盪」會議中，為了如何能減輕老師和同學的負擔，不少建議都曾被提出，其中包括香港單元的重組，甚至也有刪除全球化或能源這些激進的方案。但最後在多番討論後，是溫和意見佔了主導，我們決定不對單元結構作出大規模修訂。

如前所述，在中期檢討中，我們工作的重點是希望能減輕老師和同學的負擔，也希望能理順課程中各單元的關係。在現行的課程中，為了突顯議題探究的跨單元性，所以在各單元的探究問題中，刻意加了不少跨單元的元素，令各單元之間層層緊扣。不過，後來有老師告訴我們，議題在不同單元重複出現，亦可能會令學校施教時出現混亂，因而令本來已經不足的課時更捉襟見肘。有見及此，我們在修訂時就將跨單元議題放回最相關單元，而將之從次要單元中刪除，希望為老師和同學減負。這就是「個人成長」單元中「青少年社會參與」「失蹤之謎」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外界臆測因為不希望同學們接觸政治議題。委員會其實早在去年初即雨傘運動爆發前多月已作此決定，而且在「法治與社會政治參與」單元中同學們亦會詳細討論不同社群（當然包括青少年）的社會政治參與。

要從課程中刪減任何內容，其實都有一定難度，因為課程實行多年，差不多每道探究問題都有粉絲，每當提出要減哪一條都會有委員反對。因此，我們也藉把探究問題收窄、聚焦至較具體問題，來減輕教與學負擔，例如「當代中國」單元中的中國「可持續發展」這大問題就收窄為環境保育。起初我們的確有討論能否刪除「全球化」單元，甚至已預備了修訂後的模擬課程來再作討論，但當委員會再次討論後，又有多數意見覺得不能減去「全球化」討論，最後還是把「政治全球化」的「探討問題」刪除，因為多數老師委員都認同這問題牽涉太多國際政治問題，對同學們的時事常識要求又高，因此唯有忍痛割愛。

同意考評須課程主導 尊重考評自主

我們不認同公開試考卷有過分「政治化」的問題，但也同意課程的考評必須由課程主導，因此要關注的不是考題是否偏重本地或政治議題，而是考卷是否能充分反映課程內容。現階段討論的主流意見是，因為通識科的議題探究模式，很難「白紙黑字」訂明如何才能充分反映不同單元課程內容，而是否充分涵蓋課程也不應只看幾次考試，但我們也明白議題的「跨單元」性質也有主次之分，學校教學現階段還是以課程單元為骨幹施教，因此均衡涵蓋課程內六大單元也並非不應討論的問題。委員會共識是透過現有質素保證機制以本科相關專業委員會為主體來就每次公開試和課程單元內容的關係討論並加以監察。我們明白社會上，甚至業界都比較關注公開試問題，我們認為必須尊重考評自主，不能「指揮」出題，不過公開試亦應通過合理程序，聆聽不同相關持份者意見，並在專業原則下嘗試改善。

另一個在檢討過程提出的問題是教學與考評如何能充分照顧同學間的能力差異，其中「特殊學習需要」（SEN）及少數族裔同學的情况最明顯。如何能夠在做到公平之餘，又能照顧他們的能力差異，其實並不是通識特有問題，而是文憑試中所有科目都要面對。但通識作為必修科，有責任要充分考慮不同特殊處境同學的需要。還有就是通識科現在的考評設計，對同學語文能力要求甚高，但其實課程目標為貫通文理，應該也能測試到同學的數據處理能力，這方面有頗多老師意見認為現在公開試考卷未能做到平衡試題中對語文與數據能力的要求（因此男女同學的表現有明顯差距）， 因此在下階段的跟進諮詢中，我們會特別就題目類型及考卷形式是否有修訂空間再蒐集業界意見。而現在所謂「選答題」的建議其實應該放回公開考試的試題設計，如何能進一步照顧不同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及更均衡地涵蓋課程內六個單元這脈絡中思考，而非所謂迴避「政治題」的考慮。

在中期檢討過程中，還有另一意見提出就是所謂通識科的知識基礎問題。通識科的議題探究方法，其實近似IB課程所採用教學法，但畢竟在本地主流是新鮮事物，有人就認為通識科的課程沒有教科書，會流於「吹水」，不像傳統科目就一定知識範圍讓同學吸收。因此在檢討課程的同時，委員會也提出了教局要開發教學資源，好讓老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參考其中教學重點。另外，我們也建議教局在正式課程外再設計一份基本概念資源供老師參考，令探究過程更能扣連相關概念。這樣做一方面可濟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亦可保留老師發揮專業判斷空間。

最近的「風風雨雨」，把通識科「擺上枱面」，但好處是令各界反思通識科的重要性與學與教方面面對的困難。雖然仍然有意見質疑本科作為必修科的位置，但這點在教育專業群體中卻愈見加強共識，而且在實行6年以來，在前線老師的努力之下，施教與學習已逐漸上軌道，並穩步向前邁進。最近我們也樂見局長和特首都先後表態支持通識科持續發展，因此未來我們應該堅持教育專業判斷，凝聚共識，並不斷改善課程與教學和解決考評方面問題，來回應通識科當前面對的真正挑戰。

我們和通識科主要委員會的成員在過去一段時間，都盡了最大努力去推動本科發展，當然未能奢言解決所有問題，但我們會不斷收集業界以至社會上不同意見，在考評問題初步解決之後，再來完善課程內容及教學。通識科是新高中改革最艱巨任務之一，當然不可能一蹴即至，但在教育專業群體及社會各界努力之下，我們相信前途還是光明的，「通識新一代」同學在香港未來發展必定會有更大貢獻。

作者按：本文純粹為我倆意見，並不代表官方及其他委員立場。

作者趙永佳為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主席、許承恩為考評局通識科目委員會主席

趙永佳 ：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1月9日

「雨傘革命」的爆發，令許多建制中人急問青年人為何如斯擁抱「真普選」等「普世價值」，而質疑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民主。通常「急病亂投醫」，趕忙作出的分析結論，往往差之毫釐。今次其中一個「差不多、但搞錯」的結論就是「通識教壞青年人」。自從「反國教運動」的青年領袖們在通識科中取得好成績開始，社會上就不斷有建制聲音指新高中通識科令青年人變得激進，甚至有評論指出通識科受美國勢力影響（《香港藍皮書》中的多重張冠李戴推論）而宣揚普世價值，也有人驚呼通識科會製造「文革新一代」。到了「雨傘革命」時，矛頭就更指向通識科的公開試考卷偏重「政治爭議」及課程中香港單元有側重政治議題（法治與政治參與、身分認同）之嫌。

有關通識科是否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或「居功」，我在《明報》已有文章討論，最新一篇可參考上月三十一日的《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這裏我希望能更「拉闊」一點視野，探討今天我們明顯觀察到的青年擁抱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我的基本分析是，青年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社會意識，都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不能歸因為單一甚至少數原因。而如老馬所言，我也相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我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社會脈絡所構築而成，家庭、親友、學校、媒體都各有角色。單單歸功/咎學校，甚至某一學科，未免過分簡化事情。

我們（亞太研究所）上月做了一個電話調查，隨機訪問了804位18歲以上的市民，發覺首四項港人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法治」、「自由」、「公正廉潔」、「民主」。其中，30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而選擇這四項價值者，有30.3％選擇「自由」，23.4％選「民主」，只有10.3％選「法治」，19.3％選「公正廉潔」。而30歲至50歲的被訪者，有28.7％選「法治」、14.9％選「公正廉潔」、而只有18.7％選自由、8.5％選民主。這表明了港人的核心價值，從來都有明顯世代差異，而且18歲至29歲而念過通識科的青年人，大概並不太多（首屆通識科文憑試在2012年舉行），但與年紀較大港人比較，套用統計術語，已是有明顯差異。

那麼，究竟青年人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和上一代產生這麼明顯的分歧？「年少輕狂」、「青年人反叛」、「偏執」，當然可能是其中一種解釋，但我認為輕易將青年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貶為「暴風少年」的表現，未免太過輕率，更有認導之嫌。

社會學者都愛說「反話」，翻轉我們的「常識」。如果我們的「常識」將青年人的普世價值視之為一個社會問題的顯現，我卻更願意將之視為香港社會的一項「成就」。我認為香港青年人所呈現的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行公民教育的結果，也是香港擺脫殖民地的桎梏後，香港人覺得自己終於能站起來，已不再是殖民地的臣民，而有了「當家作主」的自覺。試想想，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佔領運動」的手段，或其所追求的民主時間表，但大量參與者所表達對民主、自由的熱情，換了在殖民地時代，可能嗎？建制一方往往以「袋住先」方案已比殖民地時代進步得多來為政局解套，但他們忘記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沒有經歷殖民地高壓統治，自然不能「憶苦思甜」。他們的尺度是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而不是殖民威權統治。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符合「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政制。如果建制不能認同這點，雙方的對話也無疑是「牛頭馬嘴」，怎樣可以進行？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政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港人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其中有一部分人，會自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功能組別是否公平、推選委員會又是否能代表「我」？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是幾任特區政府上下大力推動的一項教改工程，當年每一位教局常秘、局長，都有出來護航、推薦。為的是什麼？除了是真心為了要實現「學會學習」之外，也有前面所說公民教育的背景（其實我們真的要感謝推動通識科發展的前輩們）。通識的課程目標，其中一項正正就是培養多層次的公民意識，包括世界、中國、本土。因此在課程的香港單元中，才會如斯「偏重」政治，而輕社會、經濟，三大主題中有兩道都是政治議題。當然公民教育也不是壞東西，但老實說，單從課程設計角度來看，這並不太理想。

青年人對普世價值熱中是香港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其實是我最近幫家中老么溫習常識科時的體會。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寫得不好，和通識科一樣有野心太大、幅度太廣的問題。好像他今次要考的兩個單元中，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我的天啊！兩個月不到，要把這麼多東西塞到他們的小腦袋瓜中。其中有個別單元，例如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甚或一國兩制是什麼等都很有意思，但可惜課本中塞進了大量資料或內容，例如特區政府有多少個政策局，局長又是誰等。而且課本的不少概念，其實非常艱深，如三權分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別，香港的司法架構（如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等等，小六的學生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和討論才可以明白。我寧願課本和課程能多花時間在概念上，如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港人治國、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等，而不是去生吞活剝大堆資料。老么的記性甚差，結果當然是「滿江紅」，一百分滿分只拿五十分（六十分合格）。

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又有點驚訝的是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會列舉兩種產生班長的辦法，老么明顯在老師提示下在表示委任制的圖畫上下了一個交叉，而在直選的圖畫上寫下了「民主」兩字（見圖）。而且更有同學們對一位由委任產生的班長的幾點憂慮（如「並非由同學選出，可能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和認同」和「會顧及同學的意見和感受嗎？」）。當然課本另外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的普世價值，是很正面的提出。

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他們其中有些同學會得出漸進政改方案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如果說通識科「教壞」年輕人，那麼「罪魁禍首」可不是通識科，而是常識科，甚至是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回歸以來在公民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當然，香港不是北韓，也不是中國大陸，政府不能全面有效的控制信息，我們沒有防火牆，可以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正常」或「反動」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不良」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們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而且，青年人也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息，如果他們要學習有關國民身分，那麼，國民教育就不可能只是升旗、紅色交流團或宣傳中國的崛起。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周會中，台上嘉賓或校長在侃侃而談一些大道理時，我們在台下是如何「無視」、甚至「作反」？所以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的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我身邊的年輕人最近的一句潮言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般的隊友」。所以拜託，建制的朋友們幫幫忙，不要再火上加油，以粗疏的「分析」和鹵莽的言論來進一步刺激青年人。每次這樣的言論見報，都會有更多青年人被刺激而走出來。大家應該向曾主席鈺成好好學習，昨天他直言通識科削政治議題建議「蠢到不得了」，好波！。就算要編「正向」的教材，來協助學校推行公民、國民教育，或平衡一些覺得偏頗的通識教材，他們也應該謹慎一點，不應無視社會中的分化，而只單向地介紹他們的正面信息與價值。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沒有國民教育的「那套」教材，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反國教運動。今後，無論我們在政治光譜的那一端，也應謹記，課室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直接宣傳政治或價值觀的好地方。青年人在課堂中能學會如何思辨、如何找証據、如何理解、包容不同分析角度，他們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立場與態度。

趙永佳、李子樂：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明報 2014年10月31日

過去幾個月，社會繼續就通識科是否偏重政治課題進行爭辯。正方認為，通識科的落實逐漸偏離教改原旨，出現「異化」，教學偏重政治議題及相關方面的資料搜集，另一方面公開試試卷設計偏重政治題，令課堂教學更為應試而集中火力放在本地政治議題上，其他「中國」、「全球化」等議題相對地受了輕視。反方則認為，通識科所探討的時事議題往往觸及「政治」，不應因此判斷通識科教學和考試評核上偏重政治課題，而且通識科是跨單元、跨學科的，不論教學或考核上，都不應把個別單元、主題割裂開來研究。與此同時，通識老師專業團體則堅持老師應當能在爭議性的議題上保持持平，不會為應試而偏教。

事實上，這個爭論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社會關注點：通識科會否「淪為」政治灌輸的工具，令學生們的政治取向變得激進？無論是哪一方的立場，過往的論點多集中於該科課程架構、教與學和考試評核的具體實踐上。若把關注點放到通識科與學生政治參與之間的交集點上，我們要注意：首先，不可能把學生課堂所學的知識或考試答題內容，跟學生現實中的政治立場劃上等號；其次，通識科對政治課題上具體如何操作和其所帶來的影響，除了老師教學方面，我們也得看看學生「如何學」、「學得怎麼樣」、「學了什麼」。

知識與態度不可混為一談

我們討論通識科的實踐對學生政治參與的影響，有需要把「知識層面」和「參與態度」分清楚。不少外國研究顯示，公民教育或牽涉政治議題的課程與教學一般能提高學生相關的知識，但這不代表其政治參與度一定相應提高。例如學生對民主原則和相關議題認識多了，不一定能提高他們日後參與投票和政治競選活動的機會。青年人決定參與「政治」與否，更大機會受其他原因，例如可以取決於個人對參與個別政治事件之利弊得失的衡量。甚至乎有時候一些學生在學習政制議題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愈學愈有無力感」的情況，認為政治投入要求更專門的知識；自己既然未有足夠的專門知識，那「政治我就是搞不懂」便成為不參與的理由。又例如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到一些社會運動事件，看見其所面對重重困難的現實，看見年輕一代無力影響「政治」的一面，可能會因而對政治投入失去興趣或持懷疑態度。除了在極權社會，學校其實並非是意識形態灌輸的有效場所；這一點，也許我們從本港有不少宗教背景學校，卻未見有大量學生皈依，可略見一斑。

關於通識科之「政治影響」，我們因研究關係，過去兩年多訪問了幾十位新高中學生，了解他們相關的經驗和看法。從受訪學生的分享可見，整體上學生在通識科課堂上的學習過程和成效並非如一些輿論所言帶着政治色彩，對學生之政治取態的影響其實有限。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另外，與其他科目相似，學生面對通識科，多抱以考試主導的學習態度，即使學科內容涉及社會時事議題，學習態度往往還是比較被動和抽離。要是真的面對切身議題，他們大都能在老師的教導下學會對不同立場和觀點予以尊重；即使自己有既定立場，也要時刻警剔自己要作個人批判和反思。

由此看來，通識科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多角度思考、批判思考的重視，盡管課堂教學可能會出現政治議題或課堂以外日常生活、新聞、網絡言論充斥政治爭拗。通識科所帶來的思考工具，不但讓學生能盡量避免受別人誤導、煽動，而且讓他們抱持較持平、客觀冷靜和包容的態度去分析各大社會爭議。

社會分化更需要通識科

回頭看今次佔領運動，在有進一步研究之前，我們可以總結通識科可能的影響為，一方面令部份學生（中學生和曾修讀通識科的大學生）對政治比較關注，而在他們對民主的嚮往得不到回應之後，以至於網絡、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下，建立了自己對運動的立場而決定投入抗爭。但在學生總體中他們畢竟是少數，因為新高中通識科推行至今已踏入第六年，我們高中以上、正修讀和已修讀的青年人約有四十二萬人（以每年七萬人計算），若通識真的有「教壞」學生的能力，那投身街頭抗爭的青年人又那會只有一萬數千人？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通識對大部份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是令他們更能冷靜、全面地思考問題。他們因此不會收到手機短訊，或看到媒體報導，便立刻飛奔佔領區。他們會考量參與行動的對錯好壞，甚或成本與效益。因此無論是積極投入運動的少數，或暫時「置身事外」的大多數，都是青年人「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們不應片面認為參與運動的同學是魯莽、偏執，而又或者不參與的青年人是膽小、怕事。他們從通識科中所學會的不是對某些政治議題的知識或片面立場，而是一套如何去全面評估這些議題、再決定自身立場與行動的工具。佔領運動的出現，通識不單不能「居功」，反佔領人士更不應將它打成為代罪羔羊；若建制不加以警惕，誤判形勢，只會激起更大的反響。

學生現時和將來的政治投入度牽涉因素複雜，關乎家庭背景、朋輩、新一代文化、公民社會發展、政經大氣候等等不同因素，當中通識科究竟擔當著什麼樣的角色正是社會關注並值得深究的地方。我們在此不單希望說明通識科的「政治成份」與學生參與抗爭運動未有緊密關連，我們更要指出，於目前社會愈趨分化的局面下，通識科在實際意義上顯得更為重要。我們不得不承認，面對現在社會上日益兩極分化、高度政治化的局面，學生們將難以繼續「獨善其身」。我們更不能期望可以像殖民時代一樣令學校「非政治化」，將學生與政治隔離，或只傳達「正面」訊息。青少年無可避免會被捲入政治議題，如果他們在一「無菌環境」中長大，又如何會有免疫力，來應付四方八面湧過來的政治訊息、動員、反動員?這正正是為什麼，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趙永佳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兼任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One Committee)主席。李子樂為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趙永佳 ﹕ 一本童書的兩種公民教育解讀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16日

年初二陳惜姿在明報專欄中介紹了一本繪本《團圓》。同時，又收到她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公民教育小書單」，拿來一看，赫然發覺《團圓》不在其中，按捺不住要做「架両」，要向他們推薦本書，因為這不單是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而且對今天香港而言，它的公民教育意義非常豐富，我們最少可以從兩方面來令小朋友思考本的「教訓」。

本書作者余麗瓊和插畫師朱成梁都是南京人，但本書中文版是由台灣信誼基金出版，而且來頭甚猛，不但獲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為第一屆（2009年）「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其英譯本(“A New Year’s Reunion”，Candlewick Press)更厲害，被《紐約時報》評為2011年十本最佳兒童繪本之一。

本書主角是四歲的小女孩毛毛，她的爸爸在外邊打工，一直在「在外面蓋大房子」（作者爸爸也是長年在外的建築師），和大部份內地出外打工的人一樣，每年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到家裏。本書並不「催淚」，起初描寫的都是毛毛和爸爸一家團喜氣洋洋的場景。到了最後，爸爸也只是靜靜地給毛毛一個「抱抱」，然後最後一幕，已是毛毛和媽媽和去得遠遠的巴士揮手。為免「劇透」太多，書中情節就不多講。

孩子們看過了之後，其實可能未必有太大感觸，只是被書中好像傳統年畫般色彩斑斕的插畫及充滿童趣的情節吸引，反而大人卻會正如一位山東的母親所說﹕「有一點點心酸」。作為爸爸，我也會自動「對號入座」，想像自己如果整年都要在外工作，只有春節才能回家幾天的心情。當讀到毛毛一覺醒來，看到媽媽（在插畫中）一邊抹眼淚，一邊幫爸爸整理行李時，也會有點「眼濕濕」。

作者說她本來只是希望寫她的父親的故事，但無論是80後作者的父親母親，還是作者她們這一輩，其實都有一大批人在外務工的經驗。好像2010年，官方數據就指有1.53億人在中國在家鄉外打工，而全國父母在外的留守兒童更達到5千8百萬人。所以在中國，本書被大部份讀者看成是時代的描寫，毛毛的爸爸就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父親的代表。老美的看法也是一樣，《團圓》在美國也被介紹為一個「農民工與親人團圓的故事」，而英文版最後更補上一個說明﹕「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中國有超過1億農民工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裏才能和家人團聚。」

《團圓》是一個感人的兒童故事，但對香港人而言，「出外打工」常年不見，除了在九七年前移民潮中的「太空人」現象外，卻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經驗。不過，我們卻有超長的工作時間，港人家裏的「留守兒童」，雖然不會整年見不到爸媽，但也可能會到周末才能和他們說話、遊戲。從這點出發，香港的小朋友可能才會有所共鳴。

雖然能讓我們珍惜和親人在一起的時間，但我覺得本書最重要的還不是有關我們自己，而是能讓我們認識中國。我常認為，最佳的國民教育，就是讓孩子們全面認識真正的中國。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其實可以並行不悖。我還記得我家老二對內地人的印象，以前一向只有是在香港揮金如土和在深圳主題公園不斷插隊的人。但當他中一那年參加了一個服務團去了廣西一個農村「義教」之後，他才察覺到原來在這些「定型」以外，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原來也可以很真誠，很可愛。

如果我們的為政者和愛國團體，不是諸多顧忌，而是設計活動讓孩子們通過近距離接觸內地來認識真正的中國和並非樣板的內地人，我們的國民教育不用洗腦，不用濫情，也會有效果。因此，本書的第一重公民教育的意義，就在於能讓我們（不論大人細路）認識內地人其實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一樣深愛家人，一樣會拼命工作來令家人過好日子，和家人別離時還是會非常傷心。就這樣，我們才能感受到，「中國」人其實並不全是「土豪」、「強國人」。能讓孩子認識這一點，當然勝過所有紅色洗腦團。

除了認識中國之外，個人覺得《團圓》在今天香港社會的脈絡下，還可以有另一層公民教育的解讀。前面提過，我們沒有大批長年在外務工的人，但有整天上班的家長。大部分陪伴這些香港「留守兒童」的是誰？有些家庭是祖父母，但更多的可能是外地家傭。

今年大年初一，在我家工作十年的Auntie（孩子對家傭的稱呼）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今年十歲，由Auntie一手帶大，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釆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大力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我們常對孩子解釋，Auntie家中也有孩子，其中女兒和老三的年紀相若，她來香港照顧我們一家，為的是令她的孩子們能過好一點日子。我們對Auntie，不但要常懷感激之情，也要明白她的家人也是在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媽媽。我們在Auntie出發前，也和孩子們解釋，她到加拿大工作，不是因為不愛他，而是因要兩年後，她就可以把女兒接到加國念書，一家團聚。

這本書正好令孩子們感受到，父母長年不在的孩子們的心情，和Auntie每次假期結束時和家人道別的情景。他們不一定會和父母有別離之苦，但通過毛毛的故事，他們大概能稍為領會到自己的「姐姐」們和她們在菲律賓、印尼、甚至孟加拉家中孩子的心境。年紀稍大的青少年(如我們十四歲的老二)，我們也可以和他們討論人生抉擇的問題，如媽媽必須要到外地打工，家裡才不會捱窮的話，他們寧願捱窮，還是情願和媽媽分隔兩地？很多「港孩」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同理心和覺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當然」。《團圓》會令他們感受到「幸福並非必然」，而且書中的情節、情感，其實在他們身邊都會發生，應該會幫助他們以不同角度感受生活和「發現」中國。

我們的公民教育，除了反思我們應該成為怎麼樣的中國人之外，也應該是世界公民教育。《團圓》正如是一本書滿足了我們兩種願望，在此誠意和大家推薦。

李子樂 周滿華： 通識與政治取向 — 新高中同學們有話說

「教育現場啟示錄」系列 (三)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12月29日

近來部分建制派議員和社會人士十分關注通識科會否淪為政治灌輸的工具，令學生們的政治取向變得激進。撇開政治立場而言，其實要求通識科迴避政治議題有違通識科本身的教育理念，實在不可取。況且不少人已指出, 要是通識科被改革派老師騎劫去灌輸學生激進思想, 那按道理愛國學校亦可推行愛國教育。

主流輿論對此議題的討論多從政客、教育專業人士的角度出發，反而從學生的體驗去探討的比較少。在通識科中政治課題上的學與教過程上，我們關注的應該不單是老師如何教, 而且是學生「如何學」、「學得怎麼樣」、「學了什麼」。就此方面，我們因研究關係，過去兩年多訪問了幾十名新高中學生，了解他們對通識科的看法和經驗。從受訪學生的分享可見，整體上學生在通識科課堂上的學習過程和成效並非如一些輿論所言帶著政治色彩，對學生之政治取態的影響相當有限。反過來說，通識那種多角度思考的訓練，更好讓不少學生的政治取向變得較持平、包容。我們希望透過以下幾個個案（個案姓名皆以化名處理），看看通識科對學生的政治觀的影響。

深入認識時政

小伍就讀本地一所傳統名校，校內成績（包括通識）優異。他不認為通識科學習會讓學生產生某種單一的政治意見、價值和行動取態。他字正腔圓地解說：

「我覺得通識不會令人產生立場，它不會生尖角出來，反而把我們的尖角磨平了。因為通識是要面面俱圓，要有多方面認知。如果這個推到極點，就會變成每個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樣子。通識雖說要我們有立場，但只是限於要我們不能模稜兩可。實際是不想我們有太堅定的立場，各種不同東西我們都要知道，理解他人的感受。」

他就自己的經驗而言，通識科加深了同學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訓練他們明辨是非、獨立思考的能力。不過，正如不少受訪學生一樣，小伍也得承認，自己年紀尚小，朋友圈子一般對時政問題沒什麼興趣。他坦言，「平時除非考卷上的需要，不然也不會講政治上的問題。」與其他科目相似，學生面對通識科，多抱以考試主導的學習態度。先不談這個現象是好是壞，「應試式學習」確實仍是不少新高中學生的寫照。

通識科可能未能提高小伍對政治議題的興趣，但通識科到底讓他重新檢視自己過往對某些政治概念的理解：「以前我們讀歷史可能學到什麼civilization、柏拉圖、蘇格拉底，提及到民主是管治人民最基本的元素，那我們就會說我們要民主，為普選萬歲。但現在（我）就未必（這樣想），我們會去想為何（有些地方）會沒有民主呢？原來民主在管治一個地方的時候也有它的限制，現在就變成是軟化了的態度。」

應試式學習

如上述所說，受訪學生的主流學習模式依舊以應試為主導。不少學生讀通識的實況是，即使學科內容涉及社會時事議題，學習態度還是比較抽離和被動。受訪學生小君一直不諳社會時事，通識科的學習未有提起她對此方面的興趣。雖則小君通識科的校內成績一直不錯，但她跟大部分同學們一樣，對時事的認識和討論只限於老師所要求的剪報習作、課堂上討論活動等等。小君的媽媽為了幫助小君學習通識，在家會鼓勵她看電視新聞，但她仍然不會主動閱讀報章。不少受訪學生對於時事議題的學習動機，就在於「是否關係到考試」上。小君表示，除非她覺得某些大新聞被大家視為考試熱門題目，否則不會特別跟同學、老師、父母談論時政。

可能有人會憂慮，當通識試題觸及政治議題，而通識科課堂上所教授的相關內容若有所偏坦，那許多本身「政治溫和」的學生們會否被潛移默化而變得偏激？從受訪學生的經驗來看，這種擔憂其實是不必要的。通識科教與學，旨在引導學生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而非灌輸單一觀點、立場。受訪學生常常提到，通識答題中必須立論和駁論（rebuttal）並重，所以平日習作和考試都嘗試兼顧和平衡正、反兩方面去思考問題。小君在通識科學習上也學懂了分析問題的時候，需考慮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的重要性。就這樣，她媽媽的意見成為她的「可供參考立場」之一：「我會跟媽媽談考試的題目，看一下她會怎樣去答。……每個人想法的角度也不同。」

兼容並包

當然有些學生不管要不要修讀通識科，本身也對議論時事有興趣。小傑來自天水圍一所「BAND 3」中學，校內成績平平。他一向有瀏覽深受年青人歡迎的本地網上討論區「高登」的習慣（討論區內的政見觀點一般被視為較偏激），他覺得自己對時事的認識和看法或多或少來自該討論區的內容。他喜歡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茶餘飯後「吹下水」，互相譏諷一下時事。他甚至乎有時候在通識科的考試答題上，會以那些「一針見血、非常透徹」的網民意見作參考。小傑補充：「其實老師也不希望我們養成太激烈的習慣，希望我們中立理性。」通識科的課堂討論是開放的，同學們可以各自提出對不同政治議題的價值取態，但當課堂討論的觀點過於狹窄的時候，老師便會嘗試引導他們向其他角度思考。在通識老師的教導下，他學曉了對社會上不同政治光譜的立場和觀點應予以尊重；即使自己有既定立場，也不要妄下結論。同時在意見紛擾的網上言論中，時刻警剔自己要作個人批判和反思。他說：「要籂選的，因為有許多網民均是為反而反的，有些是很附和性、起哄那樣子，那正常一個良好的討論是要有正反兩邊的意見，那我會看有point的，就不是主觀那些。」

學民思潮與通識

為了進一步了解通識科的學習跟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關連，我們亦訪問了曾經或正在修讀新高中課程的「學民思潮」成員。其中一名學民成員指出，他在「今日香港」單元中學習到「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教授提出的法治精神，加上課程重視批判思考的訓練方式，這些都啟發了他敢於批判現今社會的種種不公現象，並學習到以「公民抗命」的方式去挑戰不公平的政策甚至法律。另一位受訪的學民思潮核心成員亦提及，他參與社會運動，源於中五至中六時需要完成通識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ES)。在這位受訪者構思研習題目的同時，社會上正就應否建設「廣深港高速鐵路」(下稱高鐵)引起激烈的討論，受訪者見到當時有一群「八十後反高鐵青年」以新穎的抗爭方式反對興建高鐵及爭取菜園村不遷不拆，於是構思以「社會運動與年輕人的成長有何關係」為題，以「八十後反高鐵青年」作為IES的研究對象。在進行訪問及實地考察的過程中，他認識了一班活躍於社運運動圈子的青年，慢慢由觀察者演變為行動者，從而踏出了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第一步。不過整體而言，這兩名成員的經驗並非反映普遍的情況。其餘十三名受訪的學民成員一致指出，通識科未有鼓勵他們以社會運動的抗爭方式表達對現狀的不滿。

綜合各受訪者的經驗，雖則通識科涉及政治，但其教學目的和實踐不會流於灌輸單一政治觀，反而著重多角度認識時事、多元思考與批判，立論亦須基於事實。尤其面對爭議性事件的討論，學生們學習到變換各種在課堂上所學的視角去思考與分析，政治取態也可能會變得較為持平。需知道影響一個學生的政治取態及其價值觀，牽涉個別成長經驗、家庭背景、朋輩關係等等不同因素，不同背景同學面對通識科的反應有頗大多樣性，我們不應單憑主觀印象和個別例子去推敲通識科對學生政治取態的影響。實事求是，通過檢視學生們在通識課堂上學習政治議題的經驗和結果，建制中人大概不必杞人憂天地以為通識科會產生好像「紅衛兵」 般的新一代，而社運人士亦不宜奢望通識科能為他們「一步到位」 招收大量成員。公眾反而應該關注如何貫徹本科的課程目標，及協助老師在課堂上以理性及開放的態度，來帶引同學們認識社會争議，並建立他們對争議的態度與立場。

作者為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