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 張浚樂： AD/HD的疑惑？

明報  2014-07-16

本月十四日是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的大日子，各類升學博覽和課程資訊講座的廣告隨處可見。某日，我們碰見幾位青年人，甫踏進車廂已加入「低頭族大軍」，專注地翻看手上不同大專院校的副學位課程簡介資料。短短二十多分鐘的車程，年輕人未有如我們所料熱烈地討論，只是埋首於那疊厚厚的資料。然而，筆者留意到幾位年青人一路，都只是翻著小冊子的頭幾頁，也就是印上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 – AD）課程資料的幾頁，卻沒有翻閱後面高級文憑課程（Higher Diploma – HD）的部分。究竟他們是已經看完那部分，還是從來都沒有考慮過高級文憑課程？我們實在不得而知。

我們曾經聽過幾位副學士學生分享，提到當初為何選擇副學士而非高級文憑，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因為當時沒有想到讀完（副學位課程）就直接去工作，想繼續讀上去」。中學畢業後升大學，升不了便去讀副學士，一、兩年後再試跨入大學門檻；這一切看來都很理所當然。然而，這跟特首在年初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強調本港的教育要有多元進路，並提出「職業教育是傳統學術課程升學途徑以外--而絕非次等--的選擇」的主張有所出入。現實中，公開試後年青人可選的出路，是否真的只有升讀大學這一條？我們又是否只得副學士課程，能夠將成績稍遜的同學送進大學？有人說，副學士課程是強調教授學術知識，高級文憑課程則偏重職業培訓；也有人說，前者適合有志從文憑試外升大學者，後者為學業成績差勁，兼且無心向學的同學而設。事實是否如此？這陣子，我們因研究本港學生公開試後的升學路向的原故，訪問了多位高級文憑學生，發現他們的想法有別於副學士生。縱然他們未必都有繼續升學的意向，但卻是目標非常清晰，而且很會為自己打算的一群。

兩手準備 條條大路通羅馬

憶述當年選讀會計學高級文憑的決定，Violet（化名）坦言抉擇的過程並不容易。「我和身邊幾位好友的公開試成績，都未如理想。當時他們都一窩蜂去報讀副學士，因為他們認為『讀Asso（副學士）是比讀High Dip（高級文憑）較容易升大學』。他們亦常常強調『讀完High Dip就得去找工作』，這跟他們的升學計劃背道而馳，所以從頭到尾高級文憑都不在他們的選項裡。」聽過好友的決定和意見，Violet反覆思量後，得出另一番見解。「其實當時的我十分忐忑。一方面，覺得朋友的話有道理；加上，得悉好幾個師兄姐剛從副學士升上大學，這些『成功例子』為好友的話加添無比的說服力。但另一方面，我又想起看過的無數篇報道，理性上知道外面有很多副學士生苦讀兩年，但因為唯一升大學的目標落空，又沒有工作經驗與技能，最終淪為『雙失青年』。然後我就告訴自己，升大學的目標要繼續有，但同時亦要為升不了作好準備。」這些「副學士哀歌」使Violet陷入不安中，但也令她及時醒覺。

Violet口裡說要作的準備，就是她一眾好友都拒諸門外的──工作。那時Violet跟好友一樣，還未有就業的打算，也沒有甚麼理想職業。「正因為從沒想過將來從事甚麼，就更應該認真想想。假如最後事與願違，升不上大學，總得去找工作。」細閱會計學高級文憑和副學士的課程簡介，Violet發現高級文憑課程的分科較為仔細，涉獵到會計學更多不同的範疇。令Violet的眼睛進一步發亮，是當中的實習機會。「高中開始念會計，興趣和基本概念是有的，但究竟會計這一行是甚麼一回事？學到的知識，會應付到會計界哪個崗位的工作？我真的不知道。當時我還有考慮到，自己丁點的工作經驗都沒有。實習是好好的機會，既可讓我將知識活學活用，也可增進工作經驗」。

臨近訪問尾聲，我們得知Violet雖然有就業準備，但亦已獲教資會屬下大學會計學系取錄，於新學年展開大學生涯。

深明自己力有不逮　另闢蹊徑

同為高級文憑學生，Ronnie（化名）的故事跟Violet的很不同。由初中開始，Ronnie的學業成績一直落後於同學。尤其英文科，分數總是徘徊合格邊緣。「曾經幻想過成為大學生，可是升大學對我而言總是有點遙不可及。」縱使Ronnie瞭解到大學學位的重要性，但他亦深明自己力有不逮，不應強求。「既然知道自己不是讀大學的材料，倒不如腳踏實地找份自己喜歡的工作」。

Ronnie兒時的「我的志願」是要當消防員，長大後他並沒有忘記初衷，更立志實踐這兒時夢想。「我的成績僅僅達到消防員的入職要求。不過，自己覺得那時中學畢業的我，知識以及做人處事方面仍然有很多不足之處。於是，決定修讀高級文憑課程。自我增值之餘，亦是自我挑戰與磨練，希望藉此有所成長。」問及他為何選讀屋宇裝備及工程時，Ronnie的回答完全是我們始料未及的。「當時看到這個（屋宇裝備及工程高級文憑），便心想：『這科的內容未必跟消防有很直接的關聯，但也絕非完全無關吧！』至少我對樓宇結構有認識，知道哪些位置藏有喉管，不宜剔鐅。」

高級文憑課程並沒有賜Ronnie一個大學生的名份，但卻使他逐漸步近其理想職業。最近，Ronnie除了忙於應付學業，亦開始鍛鍊體能，繼續向消防夢進發。

Violet和Ronnie的經歷，說明了路，其實不止得一條的道理。重要的是同學有沒有發掘自己的興趣和理想，仔細地考慮各出路進而規劃人生。哪怕是升大學、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還是工作，只要是適合自己的，就是值得走的路。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張浚樂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http://edufrontline.blogspot.hk/)

﹕五老師﹕ 心中尚未崩壞的角落

有一個角落，滿佈著一群不正常的人，卻在做著最正常不過的事。

「我是一定不會當老師的！」這是當年我在大學畢業前跟同學所說的話。那時候，大部份同學也報讀教育文憑，但教書對當時的我而言，是一份沉悶得很的工作，每天教著學生不同的英文語法，然後下一年又對著另一班學生說著相同的話，於是我果斷的說了以上這一句。不用說，當然，我現在是一位老師，但卻不是一位「正常」的老師。

畢業後，從事了跟教書完全兩碼子的行業，那時候還是憤世嫉俗的自己覺得世界有很多不公平的事，覺得地球在某一刻就開始歪了，但還是日復日年復年的在轉，如同我的工作一樣。當時我問自己在做什麼，每天朝九晚六上班下班，為老闆賺了很多，但這跟我的生命，跟這世界有什麼關係？難道工作就是用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嗎？那這被工作賺錢維持著的生命又應如何過？我在想有什麼工作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影響別人的生命，甚至影響著世界，因此，我便開始了被我喻為最沉悶的工作。

我在主流學校任教期間，遇到不少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記得有一年我負責教一班加強輔導班的英文，即是把那級中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編在同一班，他們大部份均是有讀寫障礙的，甚至中度智障生也有，這群學生是所謂的「萬元戶」，學校可領著教育局給他們每位的萬元津貼，給他們的所謂調適就是考試時可延長時間、試卷字體大一點，但他們平日的習作及課程內容與其他同學並沒有分別。一個26個英文字母都分不清的小孩子怎去學不同類別的conditional sentence?。那時候，真的覺得自己在做著荒謬極了的事，但身邊的同業都告訴我「這是正常的啊！每間學校都是這樣的。」那麼，是我的想法「不正常」嗎？  

記得有次那班的一個男生問我為什麼他們會被編在這特別班，他們的英文明明進步了，我頓時語塞，一個十歲的小孩子已要面對大人的把戲，學習適應這現實世界的遊戲規則。於是，我花了當天的課堂教他們唱一首英文歌，然後著他們在「正常班」的同學面前「表演」，讓他們重拾那一點點的自信心。這件事當然令這班學生很開心，但我發現最不能釋懷的原來是我自己，我覺得世界還是歪了的一直轉一直轉⋯⋯又是我「不正常」嗎？

在主流學校也曾教過一位自閉生，他是個很可愛的孩子，我常被他的固執行為逗笑，他在我的課堂也很聽話，只要給他適當的視覺提示，他沒有比其他的同學搗蛋。有一天，他媽媽哭着跟我說，其他的家長也在建議她為兒子另選一間學校就讀，因為他的兒子常常在課堂騷擾其他同學，扯女同學的辮子，在課室內東奔西跑，影響其他同學上課。她覺得很困擾也很難受，我聽著聽著也覺得有點羞愧。究竟沒做好的是那學生、這位家長、還是老師自己？這群家長要做的是提供給子女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或是教子女如何跟自己不一樣的孩子相處？更可笑的是我曾聽過有老師責怪愛跟自閉生玩耍的同學，說不應該跟自閉生做朋友，我確實的不明白那學校為什麼要收這位學生呢？就是為了響應教育局的融合教育嗎？就像把一群螞蟻放在森林裡，說是為了讓牠們學會適者生存，但卻忘了教牠們求存的技巧，那談什麼共存呢？他們需要的不是錢，是愛跟接受。

總會有些家長還未能接受自己的子女在特殊學校學習，覺得提供了一個「正常」的學習環境就能讓子女「正常」過來，智商有一天會沒那麼低，自閉或過渡活躍的情況會有改善，然後就把他們安排入讀主流學校。沒錯，融合教育是很美好的做法，但在現今的社會，特別是競爭這麼大教育制度這麼不完善的香港，當成人也沒法接受社會上不一樣的人，他們真的有方法令小孩子接受他們嗎？校長或老師真的可把公開試和收生情況都放在一旁，在課程及訓育上為這群學生作一些調適嗎？不要說沒受過特殊教育訓練的老師，即使是我自己，我也沒信心可返回主流學校教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制度沒有把他們列在服務的範圍內，老師沒能力及空間把他們放在心上，環境沒法子提供他們呼吸的空間，他們想辦的不過是一所「正常」的學校。

那段期間，慢慢發現自己再不是在一間學校當一個老師，而好像是在一間上市公司的市場部工作，想法子為學校爭取更好的收生；有時候又像在設計部工作，把學校裝飾得美輪美奐，吸引來校參觀的人；有時候又像是在營業部工作，要為公司取得更好的銷售量，幫助學生取得更好的成績（但不代表學了更多的知識）；有時候又像是在客戶服務部工作，儘管面對的是無理的家長，也要跟從他們的方法寵容子女；更難受的是當個普通的文員，純粹打一頁又一頁的文件。慢慢地，大部份時間都花了在未來的學生或是學校的未來上，那現在的學生呢？我明白在現今香港的教育制度下，這是每間學校都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因為要生存才可以談理想，可是，為了未來的前景而犧牲了當下就在眼前的學生，我覺得很諷刺。我記得那時候常聽到一首歌，當中的一句「當人心變成市場／當市場變成戰場／戰場埋葬多少理想」常在我腦海裡，所謂的全港性系統評估，說穿了就是比拼一些讀書及考試技巧，每天放學或周末補課就是為了學習如何取得好成績（但不等於知識多了），也許這些都是平常不過正常得很的香港小學運作模式。那樣，我寧願「不正常」了，於是，我離開了主流教育界。

還記得我第一天踏進特殊學校的校門，就覺得我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般。在這個世界，人與事物都很簡單，十多歲的高中生會為老師的一句「唔啋你㗎！」而說聲「唔好！」然後乖乖做好自己。自閉生雖然也有很多頑固的行為，但他們的固執跟說話的直接有時候卻是最逗人喜愛的原因之一。我不禁問為什麼他們在主流跟特殊學校受到的待遇這麼不同，像是身處天堂與地獄的分別？在主流學校，他們被嫌棄被隨便放在一邊，被責罵還好，要不就被當作透明；在特殊學校，老師都把他們當作一個可愛的嬰兒，會拖著他們的手哄他們。

入職了特殊教育的行業後，有機會跟主流學校的老師作一些交流，那一刻才發現原來部份主流學校的老師是有多抗拒特殊學生，當然有部份老師還是很想多了解他們幫助他們的，可是學校的工作量跟發展方向未能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去照顧這群學生的需要，令我更感觸的是，我看到以前的自己，突然覺得自己過去好像做了很多錯事，從前的自己不也是跟他們一樣，不斷要學生努力讀書，放學留學生在校做功課温習，花了很多時間及精力在他們的學業上，但其實同時我又剝奪了他們多少的童年生活。我不斷在提供既平常亦「正常」的教導跟生活給他們，難道這就是真正的教育？

我年資尚少，沒有足夠經驗跟資格去批評本港的教育，也沒法改變世界，但是，至少我不希望自己是令世界歪了的那一位，也不希望大家所說的正常教育都遮蓋了那個沒有人看得見的「不正常」角落，那個角落裡也有著一群等待我們去教導、去愛、去幫助他們發揮自己、去令他們相信天生我才、生而平等的一群人。難道這些都不是教育都該有的信念嗎？為什麼要在特殊學校裡，才可以給予我認為最「正常」不過的教育？

沒錯，跟我在剛畢業時所想一樣，如果我是一位「正常」只教文法的老師的話，當老師是很沉悶的。我想上天都給了我們每個人一項在世上的任務，給了我們不同的恩賜，要我們好好在自己的崗位上作自己能力可作的事，從而令世界變得更美好。如果特殊學生都只能躲在世上沒有人見到的角落裡，而剛剛上天讓我們有能力看得到他們，那我們是不是該好好珍惜這個恩賜呢？也許，你也會在某個位置看到這個角落，你也會願意跟我一樣做個「不正常」的人嗎？

我記得那首歌最後是這樣唱的：「至少在我的心中還有個尚未崩壞的地方／孩子一樣／不肯腐爛的土壤」。

趙永佳:「往富足之路」——來自哈佛之啟示

2014-03-21 明報  觀點版

最近政府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與特首的施政報告，都對職業教育有所着墨。人口政策諮詢文件重申職業教育與訓練對本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提出職業教育是傳統學術課程升學途徑以外的——而不是次等的——選擇。

其後的施政報告就更進一步，提出以職業教育令就學與就業接軌，並成立職業教育專責小組，邀請職業訓練局制訂策略性校園發展計劃，以提升職業教育的形象及質素，更訂定4 項短期措施協助青年作出生涯規劃和加強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無疑被「非主流化」

政府近年來雖然並未有放棄在職業教育體系投放資源，但在教改過程中，職業教育卻無疑被 「非主流化」，高中課程強調傳統學術科目，以完成中學文憑並繼續升學為主要目標；大專教育亦開放社區學院成立並提供大量偏重學術的副學士，而非着重職業發 展的高級文憑。因此，在新領導班子上台後，正式並正面地重申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可算相當有象徵意義。

不過，香港的「升學主義」根深柢固，推行大規模職業教育，或只是在主流學校中加入職業導向課程，同樣困難重重。施政報告一出，就有教育界人士提出異議，認為年輕人在未完成12 年基礎教育便要為自己未來作出職業決定，可能過早，而職訓局開辦課程招收中三畢業同學，又可能是走已消失的職業先修學校或工業學校的回頭路。此外，很多家長和同學也好像覺得升讀大學才是「正途」，職業教育彷彿只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我從來不是政府政策的代言人，對施政報告的教育部分也寫了一篇長文來「查找不足」，但這次我卻大力贊成加強職業教育，原因是「遲到好過冇到」。不過正如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一語中的，重點問題是如何改變公眾對職業教育的既有看法。因此在這裏，我希望借助美國教育重鎮哈佛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來協助大家明白為什麼在歐美各個先進國家，到了21 世紀，幾乎都不約而同地重提職業教育培訓的必要性，並全方位地鼓勵青少年在傳統學術課程以外，嘗試考慮職業導向課程。

大力贊成加強職業教育

這份題為《往富足之路》（Pathways toProsperity）的報告，為哈佛教育研究學院在2011 年發表，並配合一連串活動來推動報告內建議。報告的出發點是所謂「被遺忘的另一半」（The Forgotten Half），意指在美國社會中超過一半未能升讀大學的年輕人們，因為在2006 至08 年間，只有40%年約27 歲的年輕人達到副學士或以上的學歷。報告認為在這樣的現實之下，奢談「人人讀大學」（College for all）的理想而沒有加強職業導向課程是會「注定失敗」。報告嚴正詢問美國社會大眾，對於近六成未能取得大學學位，甚至副學士學位學歷的年輕人，他們的出路又會怎樣？美國社會是否能為他們裝備學歷資格以好讓他們能全面投入社會？

《往富足之路》報告進一步指出美國大量學生從中學或大學中輟學，其中一大原因在於美國教育制度過分重視傳統升學主義，把努力念書升讀大學作為唯一目標，而不是為青年學子提供一套多元化升學和就業的路徑與藍圖。因此，他們看不到每天在課堂中所見所聞與他們的將來有何關係，喪失向上動力而放棄，尤其是低下階層子弟更為明顯。報告認為美國應該取法歐洲大陸的「雙重系統」（Dual System），結合部分時間制的學徒式訓練與學校課程，從高中開始就為接近一半或過半的青年人準備他們的職場生涯。

報告雖然指出美國的國情不同，不能照抄歐洲模式，但仍然堅持美國應該汲取部分歐洲職業教育的元素，來打造美國自己的新制度，而其中有3 點最為重要。首先，報告認為，美國步向成功的新道路必須要放棄既有單一進路升讀大學，並在高中專注傳統學科以準備升學的觀念。因此，從高中開始，社會應該為年輕人提供一套多元升學訓練就業的進路體系。升學與準備就業其實並不相悖，重要的是，不同的進路之間必須要相通，年輕人應該可以隨時在中途改變主意「轉車」，而並非被鎖死在某一條進路。在強調為職場準備的同時，報告並沒有貶低傳統學科，尤其是語文、數學等基本能力。在多元進路以外，報告敦促僱主們應該在教育和職訓系統扮演更重要角色，而非一如以往把責任丟給學校與老師們。僱主應該從不同渠道，以不同形式參與課程設計，制定水平，並為青年人提供意見，及大量實習機會。不但職業導向學校應該和僱主合作，而且普通文法學校也可以通過和僱主協作為同學們提供工作體驗機會。

哈佛大學研究報告

最後，報告覺得要成功解決青年人升學就業問題，美國社會更需要再走前一步，和年輕人訂立「新社會契約」（New Social Compact），社會各界不應再將年輕人的升學、就業的成與敗視為個人行為，而應將之作為社會責任。契約的最重要精神，在於為所有20 來歲的年輕人提供足夠的教育與訓練來讓他們應付將來的需要。當中最重要的是高中階段，因為年輕人如未能完成高中的代價最大，而能完成高中者亦應在中間累積足夠和職場相 關的經驗與訓練，好讓他們進入勞工市場或繼續相關培訓。社會各界必須明確給年輕人一個信息，就是他們的生涯規劃與升學就業問題，需要他們自己（或和家人一 起）思考作決定，但不論政府、學校、志願組織、企業、都會和他們一起籌謀，為他們提供支援，而不會讓他們孤身上路。回頭看香港，報告描述的是美國的情形， 但我卻看得心驚膽顫，因為香港雖然中學輟學率比美國低，但大學學額比美國也要低得多。因此更多香港同學在中學畢業後，同樣面對美國年輕人的問題，沒機會升學，但卻沒有任何和工作相關經驗與資格來面對職場的挑戰。本港的青年失業問題愈見嚴峻，真的是年輕人自己不長進，還是因為我們沒有和他們一起好好準備？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要重新檢視職業教育，尤其是高中階段的職前教育的功能與制度。施政報告的一大問題，正如有評論所言： 「有措施但沒政策」，它雖然重提職業教育，但卻有意無意之間還是把職業教育邊緣化，例如提出以職訓局為主推動高中職業教育，不但觸動面對減派壓力下的文法中學的神經，更是令人覺得沒有把職業教育融入主流的打算（雖然這未必是政府的原意）。

個人認為，未來職業教育的主體，必定是一般學校，職訓局擔當的是輔助、推動角色，但文法 中學也應該檢視它們同學的需要與生涯規劃，在傳統學科以外加強職業導向課程，甚至是工作體驗計劃。政府也要加強投放資源給有意推動職業導向課程學校，尤其 是增加輔導老師和社工的數目與職能，好讓同學在高中階段，已能開始思考將來的進路問題。


我們對職業教育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亂髒髒的 工場、充滿機油味道的車間，和滿面油污的同學。然而，《往富足之路》提醒我們，這麼多年下來，職業教育的面貌其實已經是煥然一新，比方在強調職業導向的學 校，對同學的公民教育、傳統學科、甚至是整體個人素質的培養，在有完善規劃和配套下，也可以做得很好。不要誤會，我不是說高中就是「功利地」要為就業做準 備，職業教育也不是什麼能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而作為大學教師，我也覺得有更多同學能升讀大學更好，政府更應增加大學資助學額。但事實是，香港的資助學額只是適齡青年人的18%，就算怎樣增加，我們也不會是「人人讀大學」，就是要求多數青年人讀大學也未能到，因此 完善全面規劃年輕人的多元進路體系，不能再拖。介紹《往富足之路》，不是要用哈佛來吸引眼球，而是這份報告確實是簡潔、直接、易懂。希望它能令社會大眾能 對年輕人在主流學術課程以外的種種可能性，能重新認識和討論，以期為他們鋪平不同的進路，以求真正「讓年青的，各展所長」。

趙永佳 ﹕ 一本童書的兩種公民教育解讀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16日

年初二陳惜姿在明報專欄中介紹了一本繪本《團圓》。同時，又收到她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公民教育小書單」，拿來一看，赫然發覺《團圓》不在其中，按捺不住要做「架両」，要向他們推薦本書，因為這不單是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而且對今天香港而言，它的公民教育意義非常豐富，我們最少可以從兩方面來令小朋友思考本的「教訓」。

本書作者余麗瓊和插畫師朱成梁都是南京人，但本書中文版是由台灣信誼基金出版，而且來頭甚猛，不但獲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為第一屆（2009年）「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其英譯本(“A New Year’s Reunion”，Candlewick Press)更厲害，被《紐約時報》評為2011年十本最佳兒童繪本之一。

本書主角是四歲的小女孩毛毛，她的爸爸在外邊打工，一直在「在外面蓋大房子」（作者爸爸也是長年在外的建築師），和大部份內地出外打工的人一樣，每年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到家裏。本書並不「催淚」，起初描寫的都是毛毛和爸爸一家團喜氣洋洋的場景。到了最後，爸爸也只是靜靜地給毛毛一個「抱抱」，然後最後一幕，已是毛毛和媽媽和去得遠遠的巴士揮手。為免「劇透」太多，書中情節就不多講。

孩子們看過了之後，其實可能未必有太大感觸，只是被書中好像傳統年畫般色彩斑斕的插畫及充滿童趣的情節吸引，反而大人卻會正如一位山東的母親所說﹕「有一點點心酸」。作為爸爸，我也會自動「對號入座」，想像自己如果整年都要在外工作，只有春節才能回家幾天的心情。當讀到毛毛一覺醒來，看到媽媽（在插畫中）一邊抹眼淚，一邊幫爸爸整理行李時，也會有點「眼濕濕」。

作者說她本來只是希望寫她的父親的故事，但無論是80後作者的父親母親，還是作者她們這一輩，其實都有一大批人在外務工的經驗。好像2010年，官方數據就指有1.53億人在中國在家鄉外打工，而全國父母在外的留守兒童更達到5千8百萬人。所以在中國，本書被大部份讀者看成是時代的描寫，毛毛的爸爸就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父親的代表。老美的看法也是一樣，《團圓》在美國也被介紹為一個「農民工與親人團圓的故事」，而英文版最後更補上一個說明﹕「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中國有超過1億農民工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裏才能和家人團聚。」

《團圓》是一個感人的兒童故事，但對香港人而言，「出外打工」常年不見，除了在九七年前移民潮中的「太空人」現象外，卻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經驗。不過，我們卻有超長的工作時間，港人家裏的「留守兒童」，雖然不會整年見不到爸媽，但也可能會到周末才能和他們說話、遊戲。從這點出發，香港的小朋友可能才會有所共鳴。

雖然能讓我們珍惜和親人在一起的時間，但我覺得本書最重要的還不是有關我們自己，而是能讓我們認識中國。我常認為，最佳的國民教育，就是讓孩子們全面認識真正的中國。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其實可以並行不悖。我還記得我家老二對內地人的印象，以前一向只有是在香港揮金如土和在深圳主題公園不斷插隊的人。但當他中一那年參加了一個服務團去了廣西一個農村「義教」之後，他才察覺到原來在這些「定型」以外，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原來也可以很真誠，很可愛。

如果我們的為政者和愛國團體，不是諸多顧忌，而是設計活動讓孩子們通過近距離接觸內地來認識真正的中國和並非樣板的內地人，我們的國民教育不用洗腦，不用濫情，也會有效果。因此，本書的第一重公民教育的意義，就在於能讓我們（不論大人細路）認識內地人其實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一樣深愛家人，一樣會拼命工作來令家人過好日子，和家人別離時還是會非常傷心。就這樣，我們才能感受到，「中國」人其實並不全是「土豪」、「強國人」。能讓孩子認識這一點，當然勝過所有紅色洗腦團。

除了認識中國之外，個人覺得《團圓》在今天香港社會的脈絡下，還可以有另一層公民教育的解讀。前面提過，我們沒有大批長年在外務工的人，但有整天上班的家長。大部分陪伴這些香港「留守兒童」的是誰？有些家庭是祖父母，但更多的可能是外地家傭。

今年大年初一，在我家工作十年的Auntie（孩子對家傭的稱呼）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今年十歲，由Auntie一手帶大，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釆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大力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我們常對孩子解釋，Auntie家中也有孩子，其中女兒和老三的年紀相若，她來香港照顧我們一家，為的是令她的孩子們能過好一點日子。我們對Auntie，不但要常懷感激之情，也要明白她的家人也是在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媽媽。我們在Auntie出發前，也和孩子們解釋，她到加拿大工作，不是因為不愛他，而是因要兩年後，她就可以把女兒接到加國念書，一家團聚。

這本書正好令孩子們感受到，父母長年不在的孩子們的心情，和Auntie每次假期結束時和家人道別的情景。他們不一定會和父母有別離之苦，但通過毛毛的故事，他們大概能稍為領會到自己的「姐姐」們和她們在菲律賓、印尼、甚至孟加拉家中孩子的心境。年紀稍大的青少年(如我們十四歲的老二)，我們也可以和他們討論人生抉擇的問題，如媽媽必須要到外地打工，家裡才不會捱窮的話，他們寧願捱窮，還是情願和媽媽分隔兩地？很多「港孩」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同理心和覺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當然」。《團圓》會令他們感受到「幸福並非必然」，而且書中的情節、情感，其實在他們身邊都會發生，應該會幫助他們以不同角度感受生活和「發現」中國。

我們的公民教育，除了反思我們應該成為怎麼樣的中國人之外，也應該是世界公民教育。《團圓》正如是一本書滿足了我們兩種願望，在此誠意和大家推薦。

呂大樂：大學這一行

「教育現場啟示錄」系列 (七)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9日

大學教育是一門很特別的事業，它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是愈來愈多問題──但又總可以在左右而言他之後，便將各種極需處理的事情，統統掃到地氈底下。究其原因，乃大學是一個頗為複雜的組織，各個學科各有其特殊性，難以一概而論。既然不可以一概而論，於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你的問題與我無關，而我的問題亦不適用於你的身上，總之問題多的是，但卻沒有一個總的、大的問題。明天又是另一天，繼續如常運作。

可是，當我們集中注意力於一點──我的意思是一個重點──之上的時候，問題與矛盾便表露無遺了。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教學；這是每一所本地大學於口頭上都十分重視的方面，但在現實生活之中，這基本上早已變為本地大學教育中最不受注意的一環。在形式上，各所大學均設立鼓勵優質教學的機制（例如設立最佳教學的獎項），絕對可以說是有所交代。而在實際操作上，由學生填寫的教學評檢、Outcome-based Learning的制度化、教學中心的成立等等，理論上都應該有助於改善教學，和鼓勵大家重視教學的做法。但大部份在最前線負責教學的教授們都清楚知道，在過去十多年裡，教學表現欠佳絕對不會是令人未獲續約的致命因素。原因很簡單，由於差不多每一間本地大學都以發展為研究型大學為目標（就算有關當局曾多次指出，不同的大學之間應有分工，不應盲目地朝單一方向發展，但結果仍無法扭轉現時的局面），學校對年青教授的要求，基本上就只集中學術出版之上。重研究而輕教學，是普遍現象。

我當然明白，面對上述批評，大學一般的回應是：研究與教學兩者本身並無必然矛盾。一般而言，起碼研究與教育就不一定互相排斥。如果我們只滿足於抽象的討論，大概到此為止，已經可以，毋須長篇大論，再多費脣舌。可是，在具體的層面上，研究與教學不單只是可以存在矛盾，而且還可能是一大難題。

由於本地大學改制，由三年轉為四年的課程，當中課程的改革的一個重要部份，是引入或增設一般所謂的通識科目。大學要開拓新的科目，總有它們的辦法。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找到適合的老師去教授有關課程（當然，如何令很實際的本地大學生願意用時間於非主修的科目之上，是同等困難度的挑戰）。值得注意但卻極少有人會留意的問題，是晚近十多年各所大學忙於擠身世界的研究型學府，在招聘年青教授的時候，只著眼於他們的「學術嫁妝」（即尚未出版，但上任後短期內刊出的學術論文），很少會考慮到他們在專注的研究範圍以外，對周圍的事物有無一種作為學者的好奇。而今天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一位很能寫的學術工作人員（通常也很懂得操作發表的技巧），可能真的是一位專家，但卻不一定是一位較全面的老師。有時候，多作接觸後，甚至會發現他們的取向屬「反通識」──不留意時事、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缺乏好奇、知識面相當狹窄。他們是應用與操作的高手，但不一定很懂如何提出問題。而諷刺的是，當代學術界（嚴格來說，應該是指大學作為一個組織）又的確不會太計較這些方面，因為相對於在期刊上發表文章的能力，以上的考慮明顯地屬於次要。

我想指出的是，爭取成為研究型大學的期望與目標，往往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調整了一個學系或整個學院的焦點與重點，再而轉為向某類研究傾斜。上面所提到在發展通識課程時所遇上的內在矛盾（即大學表面上重視通識，但其招聘策略卻剛好反其道而行，偏向於選擇高度專注於專業研究範圍，沒有興趣和能力教授通識課的教師），是眾多問題的其中之一。

假如問題只在於通識課程，那還好辦，反正大學的辦事人於發展通識這議題上，是姿勢多於實際，而同時大部份本地學生對於大學的通識的態度，多屬口不對心，沒有人敢公開反對或批評，但在實際行動上，則是以低投入的方式對待，完全以outcome-based的方式來進行學習（即對那些不含評分的活動，絕無興趣）。大學通識，似真還假，虛虛實實，大家應付過去，還算可以。更大的問題是，當各所大學均追逐研究型大學之名的時候，很多人都忘記了本地大學的一個重任（也就是政府大力撥款資助的原因），是本科生的教育。

向本科生授課的方法、考慮，跟講研究生的課很不一樣。後者可能會著迷於某項理論的爭議、研究方法或技巧的改進、研究材料的新發展，但這些考慮通常都不適用於本科生的身上。對本科生來說，他們需要的是啟發──如何通過問問題，來打開他們的眼睛，從此他們對周邊的事物或一些老問題，另眼相看。現時重研究升輕教學的風氣，往往不自覺的偏離於本科生教育的需要，而這在社會科學方面尤其明顯。正如前面所提到，現在好些十分專注的教授，既無興趣（因為本科的課程內容跟其十分專門化的研究存在相當顯著的距離），亦不懂得從本科生的興趣入手，啟發思考。理論上，研究導向的老師不一定缺乏授課技巧，也不一定對周邊的事情莫不關心，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本地大學聘用了不少是屬不懂或沒興趣由本科生學習的角度來編課、講課的老師。當他們累積一定數量之後，從其利益或考慮出發，都只會進一步鞏固現時於本地大學內輕視教學的風氣。

從教學的質素來看，本地大學正在走下坡，並且不覺得需要嚴肅對待。這聽起來相當悲觀，但大勢所趨，不易逆轉。或者有人會問：間中不是會聽到個別大學的高層慷慨激昂的疾呼不爭大學排名，不會只看研究成果的嗎？只要觀念、價值正確，不就是可以回到正軌嗎？

我在本文初段說過，大學教育是一門很特別的事業。它的特點之一，是口不對心。一間大學是否做實事，我們要留意的不是那些感人的演詞，而且在最前線和最實際的行動。經常說排名沒有意思、珍視教學、鼓勵通識的，反而是最可疑。   

張浚樂*：迷失在「心儀」學校的基層家庭

「教育現場啟示錄」系列 (六)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月26日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

每年中、小學派位結果公布，新聞片段的焦點往往落在獲派首三志願學校的學生人數，然後鏡頭一轉，便是獲派往心儀學校就讀的學童和家長受訪的畫面。從他們在鏡頭前流露的喜悅之情，筆者彷彿感受到他們放下了心頭大石的那份輕省；可是，能夠入讀心儀學校對學生和家長而言是否真的一勞永逸？那心儀學校又是否真的適合學生，滿足到他們學習以及個人成長各方面的需要，並切合到他們和家長的期望？

最近，筆者訪問了一個基層家庭，Gabby（化名）經歷了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洗禮，現於一所水平一般的社區學院，修讀自資副學士課程。回首十二年的中、小學歷程，Gabby和媽媽都大為感慨；慨嘆曾經是心儀的學校並未有為Gabby帶來平坦的成長路，反而是荊棘滿途。Gabby就讀的小學和中學是地區的一條龍名校，不但校風純樸，而且當中的學生在公開試中亦是戰績彪炳，成績優異。然而，Gabby的學業成績平平，即使小學時期曾獲派到精英班都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又因著成績未及班上同學的水平而被「降級」至普通班。自此，媽媽多番嘗試，並施展混身解數，望能從旁協助Gabby，改善其學習和個人成長的處境。

從兩母女的經歷可看到來自基層家庭的孩子，在漫長的成長路上遇上不少難阻，又或是學業上和人生規劃方面的疑難。女兒和媽媽寄望校方、社工和補習老師從中協助；但另一邊廂，校方、社工和補習老師又認為家長會自行找方法解決孩子學業上的困難，為孩子籌算將來。結果，因為雙方錯配的期望，加上家庭資源十分有限，媽媽有感求助無門，女兒亦沒有得到任何支援，混混噩噩地渡過了小學和中學生涯。藉著訪談，筆者瞭解到一些錯置了在中產學校的基層家庭學童在升學路上的苦況，亦希望藉著訴說受訪者的故事，讓讀者有所體會。

補習社五花八門　媽媽資訊不足而選擇錯誤

在Gabby小三時，全職工作的媽媽初次意識到女兒的學業成績不濟，有需要補習，於是替她到處張羅，結果找來屋邨內一家補習社。那時Gabby每天放學都到補習社補習，但學業成績卻未見有顯著的進步。後來媽媽發現，補習社屬托兒性質，著眼點只在於學生完成家課與否，而並非補上他們學業上的不足。很多時候，家長一心以為所有補習社都是為學業成績差的學生而設，為他們「保底」。誰料現時補習社五花八門，各有特色，功能再不只限於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家長所能掌握有關補習社的資訊不多，對其實際的運作亦多是流於表面，結果選擇錯誤，花了時間和金錢，卻幫不了孩子。

「我以為老師會告訴我　但卻沒有」

升上初中，Gabby學業上的表現依舊是中規中距，但紀律方面卻轉差了，變成班中欠交家課及遲到的常客。「呈分試後，眼見身邊的同學都放鬆了，於是便心想『其實我是否給了自己太大壓力？或許我都應該放鬆一下吧！』。」起初忙於糊口的媽媽都不以為然，直至學期末，班主任和訓導老師著媽媽在一大堆「缺點紙」上簽署；那時，媽媽呆望着那些記錄了女兒犯下的紀律問題的「缺點紙」，才驚覺女兒在校內的「豐功偉績」。媽媽說：「那一刻我才知道原來女兒在學業上，及處理自己的事情上是這麼亂七八糟。我以為老師會在發現問題後第一時間通知我，但卻一直都沒有人來告訴我她在學校的情況。」

後來媽媽也有問Gabby為何當時情況那麼糟，知道自己處理不來都默不作聲，不跟她坦白，而女兒的回應卻是教人心酸的：「因為我覺得自己很沒用。」看見Gabby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媽媽決定辭職，放棄任職銀行的穩定收入，轉職證券從業員，望「自由身」的工作能讓她騰出更多時間，盡全力協助女兒解決眼前的困境。

回望過去，Gabby亦坦言當時心知自己不論在學習上，抑或是行為處事上，都需要有個方向，但無奈年紀小，真的茫無頭緒，唯期盼人生閱歷故她豐富的長輩，如老師和社工，能幫忙尋找學習和人生目標。可是，老師及社工面對四十多人一班的學生，分身不暇，未能兼顧到每一位同學的需要。

到了中三的時候，Gabby的心底裡終於因要選科而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危機感，促使她要為自己訂下清晰的目標。那時，Gabby有意在高中階段修讀生物科，於是努力發奮，向這目標進發；可是，她發現屢次測驗的分數都未如預期般理想，成績與所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便立刻放棄了。她放棄的，不只是修讀生物科，甚至連其他數理科都覺得自己無力應付。至於那股曾化作動力鞭策她的危機感，也漸漸地散去了。

修讀生物科的目標落空，Gabby尋求老師的意見，奈何連負責初中的老師對新高中課程各學科所修讀的內容也不盡清楚。母女二人只能摸着石子過河，憑中三時所修讀各學科的內容，推想出它們在高中程度大概會涉獵到的範圍來選擇；最後，選修了中國文學，地理和視覺藝術。結果，到了中四，Gabby始知高中程度的地理科與初中時所唸的完全不是那回事。即使女兒很早便知道自己的成績會被這科拖垮，即使媽媽東奔西跑去問不同朋友的意見，竭力地幫女兒找補習社，但卻已沒有轉彎的餘地了。

「我班有三分二同學往外地升學　我卻連入大學想讀甚麼科都不知道」

此時，環觀班上其他同學，很多都來自中產家庭，家庭資源較豐裕。他們的家長不但早已安排子女在課餘時間操練試題及答題技巧，並學習各式各樣的技能，而且預先替他們「舖路」，安排他們到海外升學。Gabby告訴筆者：「還未到考公開試時，班上已有四分一同學走了（往海外升學）；其後，考完公開試，又有一批同學離開。換言之，我班共約有三分二同學選擇了往外地升學。」而學校老師也洞悉到班上大部分同學的去向是往外地留學，於是他們沒有主動邀約各同學傾談前途問題，亦察覺不到有需要教授學生人生規劃的技能。

但事實上，班上除了那大多數的中產孩子外，還有如Gabby般來自基層家庭的學生。他們文憑試的成績未足以跨入大學的門檻，但卻又基於家庭經濟負擔不來，到海外升學對他們而言彷彿只是天方夜譚。「其實，當時我連自己入大學想讀甚麼，或適合讀哪科都不知道！」，Gabby憶述說。縱使到此刻，Gabby認清了入大學為終極目標，但往後的升學路是怎樣，有多少把握能乘着副學士的階梯升上大學，她也不知道。面對着如斯境況，基層家庭的學生該如何自處呢？

而在Gabby的整個中、小學歷程中，媽媽從沒有一刻鬆懈下來，反而不斷地反思自己可以做些甚麼來幫助女兒，盡力配合。為了Gabby，媽媽能改變的都已改變了，要放棄的都放棄了；又不斷搜集有關女兒所修學科的資訊，將整套心思意念全然地放在女兒身上。媽媽不求女兒的學業成績名列前茅，但求女兒能夠輕鬆愉快地學習，發掘自己的興趣和目標，努力向標竿直跑，可惜事與願違。媽媽與學校老師的溝通出現斷層，不但未能第一時間知道女兒在校內的情況，亦不能充分地獲得與女兒升學和個人成長相關的資訊，實在是愛莫能助。儘管她傾盡全力，也沒法幫女兒擺脫成長路上的那份迷茫和挫敗。

很多家長為孩子的前程奔波，一時到這家學校聽入學講座，一時到那家大學詢問各科的收生要求。大眾本能上將他們標籤為「怪獸家長」、「直昇機家長」。而沒有夢想，不知道自己前途方向的青年人又會被認為是「港孩」。可是，在無情的標籤背後，我們又可曾設身處地替他們設想？基層家長為口奔馳，將教育孩子的重任付託予學校和補習社，同學又希望能從老師方面得到啟迪。可是，老師卻以為家長會自有安排。三方的期望都落空了，基層學生到高中還未有裝備上人生規劃的技能，即使意識到需要為自己的將來打算一下，也無從入手。筆者不知道Gabby的個案有多普遍，她的家庭環境當然也不算是最「苦大仇深」，但這類「夾心階層」年青人在成長路上的彷徨，和家長的焦慮與無力感，其實也需要各界更多的關注。

趙永佳 何美儀： 我們幸福嗎？——教育前線與施政報告

「教育現場啟示錄」系列 (六)

實話實說，這不是一份很差的施政報告，和去年的「穩中求變」相比，今年進取得多。有朋友笑稱教育局的官員要在幾個月內找出及擬定這麼多花錢的方法，也不容易，施政報告出台之前，必定做到「氣咳」。有論者認為特首是要大灑金錢買掌聲，但我認為在香港政府的管治傳統下，要花錢也要一點勇氣，我們也不要吝嗇，給他一點「掌聲鼓勵」好了。

不過，當然對很多「梁粉」以外的人而言，這也只能算是一份剛合格的報告。而在報告也主打的教育議題上面，教協給他的成績表更是不合格。特首的報告重點在「派錢」，教協也就在他每一個花錢的項目逐一點評，指出不足之處。他們是前線工作者，又長期跟進其中多個項目，他們說不足夠，當然就是不夠。

我們讀施政報告之時，也感受到政府今次下了很大決心投放資源在教育範疇，和去年的預算恰恰相反。但我們讀完之後，心里就浮現一個問題：「錢花不少，但是我們感到幸福嗎？」

我們看教育問題，是從家長（三子之父母）和前線教育工作者（現職和退休教師）兩個身份出發。和幾位「神檯級」的前輩（如曾榮光、蔡寶瓊）不同，教育研究不是我們的專業，我們更多是從教育前線所見所聞所感，來看教育制度底下種種現象，談不上什麼理論和實證基礎。最近我們在「星期日生活」籌劃「教育現場啟示錄」系列，也令我們接觸了更多不同崗位，身份的持份者。從「受眾」的角度出發，也覺得有些看法可以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從來主張正向教育，認為要給小朋友多點鼓勵，不要打擊他們的自信心，希望激勵他們繼續努力。特首今次有點豁出去，押在一連串舉措下，有很多動作其實也正如教協所言，是「有措施」，和「有進展」。不過教協覺得要加上「無規劃」和「不合格」，我們就比較包容，覺得特首應該可說是合格。起碼今次的報告很多人看來，不會大動肝火也是進步吧。

但是，合格之餘，我們也覺得這份報告對我們在教育前線所觀察到的「系統性」問題，卻是沒有提出令我們仍覺得可以走出眼前困局的任何願景、方向。對大部分正在教育前線苦苦作戰的家長、老師、同學和其他持份者來說，這份報告可能只是吊頸中間給你透透氣而已。「無感」，可能是我們對這份報告的最強烈感覺。我們明白，教育問題不單是政府造成，家長、教師和整個社會氛圍都有責任。但很多教育問題，也不是花一點錢就可以解決。我們是否能夠要求和期望政府能提出一套願景，好讓我們這群無奈、無感的家長及前線教育工作者，可以找到一條出路？

幼稚園的問題和我們的經驗差距太遠（我們小兒子也已經五年級），沒有太多相關觀察，不過最近經電視台炒熱的「瘋狂幼稚園」現象（K3練寫的生字是evaporation和precipitation！）和學券的金額大概沒有多少關係，卻是整個教育制度的亂局其中一個反映。幼稚園要教那麼深的東西，就是因為家長覺得小學也那麼深，如果不在起跑線上「偷步」，將來一定會吃虧。

那為什麼小學要那麼深？一個原因當然是希望要進名校小學，但我們也覺得整個小學系統其實是被考評，尤其是TSA（小三和小六全港性系統評估）及和TSA相似的Pre-S1（小六分班試）考試所主導。我們這系列的文章中，已指出TSA在幾年之間要求的水平提高了不少，以致TSA已變成一個不大量操練就不會做的所謂「基本能力」測試。TSA的存在，令小學教育在不少學校異化成集中操練TSA式的練習及教授掌握TSA的應試技巧。我們尤其關注在這樣的機械式操練下所教育出來的語文能力是哪一種能力，是否能幫助同學們面對將來中學、大學、甚或終身學習的需要？很可惜，施政報告中對這個不用花錢（不考TSA反而應可省不少錢）就可為基礎教育鬆綁的可能性完全沒有提及，實在令人費解。

在中學教育問題上，我們覺得特首（和教育局官員）能夠重提職業教育，值得一讚。在教改過程中（和梁振英與吳克儉的關係應該不太直接），新高中被設計成只有一條出路，就是進大學。正如特首自己所說，香港大概只有三成同學適合升讀大學（可能在文憑試中考獲3322的最低入大學要求的比例），其餘七成其實都不一定適合。但如果有七成中學同學不適合念大學，那麼，他們在中學，尤其是高中的三年課程，對他們來說有何意義？教改初期（2003-04）提出的高中職業導向課程，最近已不見政府提及，而文憑試的唯一功能彷彿就是要把學生排高低決定誰人可進大學。現在高中課程中開宗明義是職業導向為主的課程只剩下幾間中學與職訓局的青年學院。但這相對七成不適合念大學的高中學生足夠嗎？政府增撥款項推動中學的職業輔導，是對職業導向的遲來肯定，我也明白一般人甚至家長對職業導向課程都有點負面看法，但我們是否應該開始討論，在高中應否加強和職場有關的培訓，在「主流」教育系統中的中學又在如何重新展開及推動職業導向課程？是否應該只是在文法中學外再「加建」一所青年學院，彷彿把職業教育繼續「邊緣化」？

大學當然也是我們最關心的議題。今次的施政報告着墨頗多，力度也不少，但教育界普遍覺得政府好像誓死也不要增加一年級資助大學學額，到最後也只是增加了一千個高年級收生（大三入學、兩年畢業）學額及一千個自資學士課程的資助學額。趙永佳雖然是任教資助大學，對資助自資課程不反對，但對只是增加副學士升讀高年級入學學額，而不讓他們選擇是否由一年級或二年級開始研讀，卻是有點意見。他個人對副學士畢業的優異同學，頗為欣賞，尤其是他們的學習動力甚強，非常上進，但因為他們在高中階段成績稍遜而不能升讀資助大學才會進入副學士課程，所以在副學士時期其實有更多是追回以往所欠的一些能力。因此，他們就算以優異成績「直升」三年級，但其實如果要立刻就修讀高年級課程是有點勉強。我們的經驗是讓他們由二年級開始會較為理想，以三年畢業而不是兩年。我不知道政府現在這項決策，是否有研究支持對該批同學一件好事？除了財政問題外，又有沒有其他理由不增加一年級資助學額？

還有，融合教育--針對包括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SEN）及非華語（Non-Chinese Speaking，簡稱NCS）兩類學生--也是今次施政報告難得的要點。不過，我們也認為雖然是方向正確，卻是遠遠未能提出一套方案來落實融合教育。以非華語學生為例，施政報告提出要設立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這樣當然很好，也是不少團體爭取的目標。不過，正如我們在早前本系列一篇文章指出，現在非華語學生往往分散在不同學校，少則可以是全校二十幾人，一級只有三、四個。在這種分散（也可說是真正融合）的情況下，政府是否可以保證不論在校人數，都能夠為該類同學提供適合他們的中文課程？如果是母語教育的學校，又是否能特別為三三兩兩的少數族裔同學度身訂做他們能適應的以英語授課的其他科目？又如何落實少數族裔同學的文化習俗等能得到尊重與相應調適？

SEN的情況就更壞。施政報告提出要增加給融合學校（即有接受特教生的一般學校）的特教生津貼。但關注特教生情況的朋友指出，所增加的其實只是每人每年幾千元，遠遠不足以解決特教生的特別需要（例如語言治療就要過千元一小時）。而且現在融合教育的配套極端不足，小朋友由發現可能有特殊需要到得到確認及跟進，中間要等起碼一年半，特教生家長就往往很無奈地眼見到三至五歲的黃金治療期白白過去，家境好一點的就自掏腰包三數千元去找私人心理學家診斷，家境不太理想的就唯有苦等了。

而且現在融合學校的教師編制也遠不能追上他們的需要。老師的培訓絕對不足夠，又沒有特教生統籌主任。因為政府/學校的職位數目少，連僅有港大的特殊教育學士課程也就因為收生不足而被取消。這都構成了特殊教育的困局，但要解決這些問題，資源實在是非常重要，今次的少許增加，對特教生和家長來說，相信也只能是「無感」。

最後，我相信有很多家長和前線老師最感到無奈的，是主流教育系統的單一和無選擇。家長覺得現有學校不適合他們的小朋友，卻多半不知道可以怎樣找到出路，也不知道可以如何找到適合他們孩子的學校。有關學校性質、辦學風格資訊的嚴重不足，也令很多家長、同學「坐困愁城」。我們也接觸到很多老師（甚至校長）其實對現狀很不滿，對學校的操練也很有意見，甚至覺得是在「折磨」他們的學生。但身處這樣的教育現場，他們除了引退離開，就只有啞忍。這些老師所面對的，其實不單是工作壓力，還有很重的不忍折磨學生的心理壓力。

本來直資制度就是要增加教育制度中的多樣性。但很可惜，最近所見只是傳統名校希望通過轉直資來增加資源和靈活性以維持高水平，而很多新辦的直資學校也往往在種種壓力下變得非常主流。到最後，教育制度中還是千篇一律，沒有多樣性。最近世界各地都在試行類似直資制度的政策，如英國的Academy，美國的Charter School，和台灣的「公辦民營學校」，都是希望在主流之外建立「不一樣」的學校。這些嘗試有成功也有失敗的經驗，但起碼也鼓勵了創新和多樣性。現在香港的另類學校都是私校，不知道到哪一天，才會有以資助形式，利用空置校舍，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入讀的平民特式學校？政府究竟有沒有打算增加家長、同學，甚至老師的真正選擇？

辦教育非財不行，但當然大家都知道百年樹人，願景和理想主義也不可少。這份施政報告一定程度上願意投放資源在教育上，是好開始，但我們是否也需要啟動公眾討論來全面檢視教育制度，尤其是舒緩基礎教育系統所面對的壓力與問題，好讓我們能夠讓錢「應使得使」、「用得其所」，好等在教育現場苦撑的人們能真正感受幸福？